朱熹首次將《禮記》中的《大學》、《中庸》與《論語》、《孟子》並列，認為《大學》中“經”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中庸》是“孔門傳授心法”而由“子思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四者上下連貫傳承而為壹體。
《大學》、《中庸》中的註釋稱為“章句”，《論語》、《孟子》中的註釋集合了眾人說法，稱為“集註”。後人合稱其為“四書章句集註”，簡稱“四書集註”。
此書是朱熹傾註畢生心血之作，他至臨死前壹天還在修改《大學·誠意章》的註，如他自己所說“畢力鉆研，死而後已”。
毛奇齡反對朱熹理學，曾撰《四書改錯》批評《四書集註》，書中首句便謂“四書無壹不錯”，羅列朱熹《四書》註釋的錯誤達451條。
貫穿朱子壹生的是持敬的態度，他曾書《敬齋箴》於室內墻上以自警，其文如下：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不西，不南不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三以三。惟精唯壹，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厘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感告靈臺。”
除解四書外，朱子解過《詩經》《易經》《楚辭》及關於解歷的壹些說法，還有關於壹般文字的解法，在此不詳加論述。但有壹點要說明，那就是求聖人之言本意是判定其他言語的標準，即理。人要做的也便總是求聖人之本意和通過判定他人言語而知其是否合“理”。如“凡讀書，須曉他人底言詞了，然後看其說於理當否。當於理則是，背於理則非。”雖是聖人的本意，但朱子強調其非聖人私有，而是天理，“天者，理而已矣……皆理之當然也。”
第二個原則我稱之為“實理實情”原則，這是講文本解釋中非概念化理解的原則。朱子引程子語，“須將聖人言語切己，不可只作壹場空話說。”“若以言語解著，意便不足。”“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這是說聖人言語不是空話，都是自然而然的事實。“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這裏的信並非指理解“理”的抽象概念意義，而是相信這理是實在的，是到場的，不只是今人意義上的概念含義，或根本不是抽象概念。“理”是實然地臨在於學者，朱子所言的理、天、性、心、命等等常被後人誤解為概念及概念間關系，加以推導而理解，但在朱子，那些都是“實理”，他要求的是實情實理，“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辯而無情實”，這實情不僅有以上所說的天、理等的臨在，還更多的指具體事務事情，情理實事，因此他說“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
與此相反的做法便受到朱子的批判，“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並批評時人“不過記誦文辭之間”說：“《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要去求實理實情，朱子講到很多事例：如在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時他說這是“大道之經，政事之根本”，孔子當時對齊景公說是因為齊君臣之間“皆失其道”這君臣父子之間的關系很明顯不是概念關系，而是事實間的人的生存聯系。他還引程子語“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第三個原則是“以身解經”的原則。其中包括兩個意思，壹是“為己之學”的強調，另壹個是“力行”原則，解經也即是以己力行道。“道外無身，身外無道”“人外無道，道外無人”這是講道必著落於人之身，離了人之身便無“玄”道。“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人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這便是“為己之學”，雖非朱子首次提出但他十分註重便是他的解釋學特點。他著《四書章句集註》是給“學者”看的，而非給“讀者”看的，文中皆提“學者深思之”等而從未提讀者如何，這裏有重大關系，即朱子解釋經典聖人之言不是給人看的，而是要人切己以學的，他本人在為學，學聖，而著書也是為後學易解聖人之言，是幫助後學，壹同傳道統。他說著《大學章句》是對“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有益的。註釋的意圖便是幫助學者理解而非自立體系，如他說“聖人言語，本是明白，不須解說，只為學者看不出，所以做出註解，與學者省壹半力。若註解上更看不出，卻如何看得聖人意出？”
朱子還引程子語“學者，將以行之也。”“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這是講學者不光要知道為學在己壹身。而且要知道為學並非為故弄玄虛而是要行動以踐之。即“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
這三大原則並非獨立不相幹，而是全然不可分。求本意之旨必要實情實理地對待文本，方可解得，而解得本意又必要身體力行方可完成朱子《四書章句集註》的解釋/理解過程。但我們還必須想到朱子解釋學境域建立的保障——“持敬”的態度——在此書中的解說。
朱子說“敬者，主壹無適之謂也。”此語來自程子的“主壹之謂敬，無適之謂壹”，敬與理有關系，“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所以為禮也。”“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且敬與己之修身有關，“修身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且“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所以無論內外，敬的態度不光是禮的根本態度，而且要切己不離的貫徹，正是“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亦加密矣。”
人要敬天敬王，這敬是天、命等的臨在感，是“徹上徹下語”。在朱子行文中可以明顯看到他本人的敬的態度，如解“孔子入太廟每事問”壹章時，他引用了尹氏之言，說此舉是“謹之至”，而其壹生主於儒學，講學間每以恭敬之容教徒，以敬處事，內外如壹。可見沒有對聖人的敬不可能誠心誠意的求本意，也不可能體會實理實情的臨在和到場，當然在做事時也不可能每事以敬地完成，外不恭內不敬則不能真誠的釋經典。敬本身也是壹工夫，要深加體味聖人之言，久久理解之，不能沒有敬的態度，因此這“徹上徹下”的態度不能少。
今人有對朱子解釋工作的批判，這項工作本身並未超出朱子解釋學意義範圍，朱子註“四書”是以俟後學，並不是想為後人定教材，但這種批判工作不應該以朱子有“哲學體系”為借口排斥對於“本意”的追求，對實理實情的體認與信，以及對力行與為己之學的尊重和持敬的態度。因為即便從了解他人意見來講，朱子也不會同意今人將其註釋視為壹己哲學體系之建立的努力。所以這種批判的工作應仍在朱子《四書章句集註》的解釋學意義範圍內進行。
本文的努力和意圖也許對於中國解釋學這壹學科建立不相幹，當每個人以其獨特的但已是有前見的且在傳統中的立場來回應如朱子《四書章句集註》壹類經典時，必然有自己的努力，這壹努力又可以完全不是私人的，這點可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