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經七書》是北宋朝廷作為官書頒行的兵法叢書，是中國古代第壹部軍事教科書。它由《孫子兵法》、《吳子兵法》、《六韜》、《司馬法》、《三略》、《尉繚子》、《李衛公問對》七部著名兵書匯編而成。北宋政府頒行《武經七書》是遵照皇帝趙頊(即宋神宗)的旨意進行的。為適應軍事鬥爭、教學、考選武舉的需要，宋神宗於元豐三年(1080年)命令當朝最高學府國子監司業朱服等人組織力量校定、匯編、出版上述七書。武學博士何去非參與了此項工作。校定這七部兵書，用了三年多的時間，到元豐六年(1083年)冬才完成了刊行的準備工作。校定後的這七部兵書命名為《武經七書》，***25卷。這是北宋朝廷從當時流行的三百四十多部中國古代兵書中挑選出來的，作為武學經典。可見，這七部兵書是何等重要。它是中國古代兵書的精華，是中國軍事理論殿堂裏的瑰寶。它不僅是中華民族的精神財富，也是世界人民***同的精神財富。它奠定了中國古代軍事學的基礎，對中國和世界發展近代、現代軍事科學起了積極的作用。校定、頒行《武經七書》，是北宋朝廷在軍事理論建設上的壹個貢獻。
主要內容
《孫子兵法》
在孫武晉見吳王闔閭時就是壹部獨立的軍事著作。既後又增加了他在吳國的戰爭經驗，從而更加完備。它問世之後，得到了社會上廣泛的重視和流傳。《韓非子．五蠹》說：戰國時候，“藏孫(孫武和孫臏)、吳(吳起)之書者家有之”。從現存漢、唐、宋古籍對《孫子兵法》的征引看，就有好幾種不同的抄本。銀雀山出土的《孫子兵法》殘簡，是所能看到的最古的抄本了，其中《形篇》就是文字不盡相同的甲乙兩個寫本。北宋時的《十家註孫子》本與《武經七書》系統的《孫子》本也有某些不同。
在漢朝中期以前，《孫子兵法》十三篇是獨立而完整的。西漢未年劉向《七錄》則稱《孫子兵法》三卷。不說“十三篇”而說“三卷”，可能是由於從簡策變為帛書的緣故。而晚於《史記》壹百多年的《漢書．藝文誌．兵權謀》卻記載為《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清朝學者畢以珣在《孫子敘錄》中指出了這壹篇帙驟增的原因。他說：八十二篇中，除了孫武見闔閭以前所作的十三篇外，其余六十九篇都是孫武的佚文。這六十九篇佚文，大部分已失傳了。恢復十三篇原型的工作，直到距《漢書》六十多年後的東漢末年，才由曹操親自完成。這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宋朝《十家註孫子》古本。它把十三篇以外的六十九篇另編為《續孫子兵法》二卷。在《隋書?經籍誌》和《唐書·藝文誌》中都有著錄，大概在唐以後才失傳。
《尉繚子》
是中國古代著名兵書，《武經七書》之壹。歷有著錄，但篇數不等，有《續古逸叢書》影宋本及明、清刊本等存世，5卷，24篇，9000余字。另唐魏征《群書治要》輯存4篇；1972年，銀雀山漢初墓出土殘簡6篇，與其他版本相應之篇大同小異。《隋書.經籍誌》註稱《尉繚子》作者為尉繚，梁惠王時人”，有疑為秦王政時尉繚所作，也有疑為後人偽托。據現有資料推斷，成書似在戰國中期。
《尉繚子》傳世本***五卷二十四篇，以南宋刻《武經七書》本為最古。《漢書·藝文誌》雜家著錄《尉繚》二十九篇，兵形勢家著錄《尉繚》三十壹篇。據《隋書》、《舊唐書》的《經籍誌》和《唐書·藝文誌》，傳世的是雜家的《尉繚》。其篇數與《漢書》不符，當因在流傳過程中有部分亡佚。該書內容大部分論兵，因此宋以後多視為兵家著作，但其論兵，與《漢書》所謂兵形勢家異趣，有人以為即《漢書》兵形勢家的《尉繚》，恐不可信。《漢書》雜家《子晚子》下註有“齊人，好議兵，與司馬法相似”，可見今所傳《尉繚子》有可能列入雜家。
《吳子》
中國古代著名兵書，《武經七書》之壹。相傳戰國初期吳起所著，戰國末年即已流傳。《漢書.藝文誌》稱“吳起四十八篇”，《隋書.經籍誌》、《新唐書.藝文誌》均載為壹卷。今有《續古逸叢書》影宋本及明、清刊本，存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六篇，分上下兩卷。《吳子》是在封建制度確立後，戰爭和軍事思想有了顯著發展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這時，軍隊成分的改變，鐵兵器和弩的廣泛使用以及騎兵的出現，引起了作戰方式的明顯變化。它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的戰爭理論、軍隊建設和作戰指導方面的觀點。
《吳子》主張“內修文德，外治武備”(《續古逸叢書》影宋本，下同)，把政治和軍事緊密結合起來，所謂“文德”，就是“道、義、禮、仁”，並以此治理軍隊和民眾。認為“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強調軍隊、國家要和睦。所謂“武備”，就是“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必須“簡募良材，以備不虞”。它把戰爭區分為義兵、強兵、剛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質，主張對戰爭要采取慎重的態度，反對窮兵黷武。
《司馬法》
古代重要兵書之壹。大約成書於戰國初期。據《史記·司馬穰苴列傳》記載：“齊威王(公元前356-前320年)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漢代對《司馬法》評價很高。武帝時，“置尚武之官，以《司馬兵法》選，位秩比博土”。(見茍悅《申鑒·時事篇》)司馬遷稱道《司馬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見《史記·司馬穰苴列傳》)。據《漢書·藝文誌》記載，當時《司馬法》***壹百五十五卷。東漢以後，馬融、鄭玄、曹操等人的著作中，都曾以《司馬法》為重要文獻資料而加以征引，據以考證西周和春秋時期的軍制。晉唐之間，杜預、賈公彥、杜佑、杜牧等人，也多以《司馬法》為立說的根據。可見《司馬法》當時仍具有軍事權威著作的聲譽。宋元豐中(公元1078-1085年)把《司馬法》列為《武經七書》之壹，頒行武學，定為將校必讀之書，其重視程度，也不減晉唐。
《六韜》
《六韜》又稱《太公六韜》、《太公兵法》、《素書》，舊題周初太公望（即呂尚、姜子牙）所著，普遍認為是後人依托，作者已不可考。現在壹般認為此書成於戰國時代。全書以太公與文王、武王對話的方式編成。此書在“道家”列“《太公》 ，二百三十七篇”，其中《謀》八十壹篇，《言》七十壹篇，《兵》八十五篇；儒家類著錄有《國史六》“即今之《六韜》也，蓋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字與韜同也。”《隋書·經籍誌》明確記載：“《太公六韜》五卷，周文王師姜望撰。”1972年4月，在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古墓中，發現了大批竹簡，其中就有《六韜》的五十多枚，這就證明《六韜》至少在西漢時已廣泛流傳了。
《六韜》是壹部集先秦軍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對後代的軍事思想有很大的影響，被譽為是兵家權謀類的始祖。司馬遷《史記。齊太公世家》稱：“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北宋神宗元豐年間，《六韜》被列為《武經七書》之壹，為武學必讀之書。《六韜》在16世紀傳入日本，18世紀傳入歐洲，現今已翻譯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種文字。
《三略》
《三略》，原名《黃石公三略》，是我國古代著名的兵書，相傳作者為漢初隱士黃石公。最早提及此書的是司馬遷。《史記。留侯世家》中記載：張良刺殺秦始皇未成，遭追捕，被迫隱姓埋名藏匿於下邳（今江蘇邳縣），在這裏遇見壹位自稱谷城山下黃石的老者，授其壹部《太公兵法》，即《黃石公三略》，其後此公便不見於史載。張良得書，潛心研究，後幫助劉邦取得天下，建立了西漢政權。但據考證，《黃石公三略》的成書當不早於西漢中期，它是後人在吸收先秦優秀軍事思想的基礎上，總結秦漢初政治統治和治軍用兵的經驗，假托前人名義編纂而成，其中有許多獨到之處。
《黃石公三略》分上略、中略、下略3個部分，***3800余字。與前代兵書不同，它是壹部專論戰略的兵書，尤其側重闡述政略，這是該書的壹個顯著特點。它是我國古代第壹部專講戰略的專著。《三略》的另壹個特點，即是大量引用古代兵書《軍讖》、《軍勢》中的內容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引用了700余字，占全書的1/6強。因而為後人保留了這兩部已佚兵書的部分精華。
《李衛公問對》
《李衛公問對》，又稱《唐太宗李衛公問對》、《李靖問對》。唐代著名軍事家李靖撰，是唐太宗李世民與李靖討論軍事問題的言論輯錄。此書有人懷疑是北宋阮逸偽作，因為此書在史書《舊唐書》和《新唐書》沒有記載。此書多半為後人托名之作。
現存《李衛公問對》***三卷，分為上、中、下三部分，壹萬余字，記錄了唐太宗與李靖問答九十八條次。內容豐富，多聯系唐以前戰例及太宗、李靖本人的親身經歷，參照歷代兵家言論，圍繞著奪取主動權、奇正、虛實、主客、攻守、形勢等問題進行討論，闡述其軍事思想。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其書分別奇正，指畫攻守，亦易主客，於兵家微言，時有所得”。這壹概括應該說是簡明扼要的。
從現存的《李衛公問對》來看，該書主要表現了李靖如下幾個方面的軍事思想：壹、“致人而不致於人”的思想。李靖說，兵法“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已”。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就是掌握戰場上的主動權，讓敵人受制於己方，而不讓己方受制於敵方。李靖在書中提出的奇正、虛實、攻守等，都是為了實現“致人而不致於人”的目的。也可以說，李靖的整套戰略戰術都是圍繞這壹中心來設計的。客觀地說，這種“致人而不致於人”的思想並非李靖的首創，在《孫子兵法》等兵書中都有反映，但都沒有李靖強調得這麽突出。二、奇正思想。“奇”與“正”是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壹對重要範疇。 。《李衛公問對》對這壹問題的貢獻和發展表現在：首先是進壹步充實了奇、正的內容，認為奇、正包含著豐富的內涵。例如，它認為，對敵進行政治聲討是正，進行軍事打擊是奇；公開出兵是正，奇襲是奇；主攻方向或主要防禦方向是正，助攻方向或次要防禦方向是奇；前進為正，後退為奇等等。其次是提出了“正亦勝，奇亦勝”的思想。《孫子兵法》曾提出了“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的思想，而《李衛公問對》則認為，善於用兵的人，無處不是正，無處不是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