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取得了很大成就，奇老並不滿足。他仍治學不倦，並關註新資料的發現，新成果的吸收。在兩書出版後的幾十年間，他壹直從事兩書的修訂工作。在他的老友王元化先生建議下，兩書的修訂本分別定名為《韓非子新校註》《呂氏春秋新校釋》，收入由王先生倡議策劃的《中華要籍集釋叢書》，分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於2000年、2002年出版。兩書修訂本較之初版本，不僅篇幅大增，兩書字數合計達235萬字之巨；而且註釋更為精到，資料更為豐富，認識也趨深化。如他重讀《韓非子集釋》，發現其中最大錯誤是同意清人陳澧對韓非“仁、義、禮”之說的觀點，即認為“韓非解仁、義、禮三字義則純乎儒者之言，精邃無匹”，從而影響了對韓非思想的正確認識。他認為，韓非之思想確是如司馬遷所說:“歸本於黃老”，是據老子“小國寡民”之理想社會引導出其法治之理想社會，借《老子》之文發揮其法治理論。執此韓非思想體系以註韓文，多數問題皆得迎刃而解。為此，他對《韓非子集釋》進行了重大修改。除了認識的深化之外，修改中主要吸收了《韓非子集釋》出版後數十年間發現的不少新資料，如新出土的《老子》《黃帝四經》《馬王堆帛書戰國策》《包山竹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