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以前的堯帝存在的證據，原來就在山西陶寺

中國傳說中的「 ”帝堯”壹般認為是黃帝之後。根據郭沫若的看法，帝堯壹族所居之處靠近黃帝族所居的涿鹿，大致是在河北唐縣壹帶，後來沿太行山南下，途徑太原等地，最後遷徙到了汾水平陽地區。《漢書·地理誌下》就說，「 ”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 ”唐堯”中的「 ”唐”，指的就是帝堯所出的陶唐氏。 陶寺遺址就坐落在山西的汾水流域，在地域上已經可以與古籍中提到的帝堯所居「 ”對號入座”。按照中國古籍的說法，「 ”堯帝”生活的時代，遠在夏商周三代之前。《左傳》裏說：「 ”故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其中的「 ”虞”指的就是任命大禹去治水的中原部落聯盟首領「 ”虞舜”，而堯更是虞的先任。在時代上，堯、舜生活在壹個緊接夏代的時代。依據《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成果，夏代大約始於前2070年。若從此說，則堯舜時代就應在公元前2070年之前的壹二百年或二三百年的範圍內。陶寺遺址早期至中期碳十四測定的年代大致為公元前2300-前2000年或公元前2400-前2100年，與堯舜時代大體是吻合的。 看來，「 ”堯都平陽”的說法在地望與時代方面都能找到依據。從2002年出土的陶寺中期王墓也能發現，墓主人的確是壹位高居於陶寺社會金字塔之巔的顯貴人物。這座出土大墓仍然殘留隨葬品幾近百件，包括玉器、彩繪陶器、漆器、骨器以及20爿半扇整豬等。尤其引人矚目的是，在墓室東壁中央顯著位置，立有壹具完整的公豬下頜骨，其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粗壯的獠牙，也就說《周易·大畜》所說的「 ”豮豕之牙”。以該下頜為對稱兩側各排列倒置3件彩漆柄玉石兵器（「 ”鉞”與「 ”戚”）。按照周代的理念，「 ”豮豕之牙”及圍繞它布置的玉石兵器所表達的恰恰是「 ”其豕之牙，成（盛）而不用者也”，也就是「 ”修兵弗戰”的和善理念。這也同樣令人聯想到帝堯——「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陶寺遺址出土的禮器，包括石磬、土鼓、鼉鼓這樣的大型禮樂器。特別是「 ”石磬”，作為古代的禮樂重器，稱得上是華夏文化最具特色的表征符號之壹。在甲骨文中已出現了「 ”磐”字。左半像懸石，石半像是人用手槌敲擊的樣子。陶寺遺址出土的石磬也是我國現存的最古老的石磐。考慮到《說文解字註》裏說「 ”無句作磬”；而在古籍記載中，這位發明「 ”石磐”無句正好就是堯的臣子。「 ”石磬”在陶寺遺址的出土，不能不使人將墓主人的身份與帝堯聯系起來。至於「 ”土鼓”與「 ”鼉鼓”是兩種鼓。漢代的司馬相如在《大人賦》裏把「 ”靈鼉之鼓”與「 ”秦陶唐氏之舞”聯系起來，而「 ”陶唐氏”指的偏偏也正是「 ”帝堯”。 石磬 看起來，陶寺文化時期確實已經存在某種約定俗成的、嚴格按照等級次序使用禮器的規則。《禮記》記載，孔子說過「 ”夫禮之初……蕢桴而土鼓”。而孔子同樣說過「 ”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稱贊了帝堯制定的禮制。兩相對照的話，陶寺的墓主人，莫非正是「 ”帝堯”乎？ 因此，2015年6月18日，中國社科院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 ”山西陶寺遺址發掘成果新聞發布會”，指出壹系列的考古證據鏈表明，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遺址的內涵、規模和等級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與堯都相當契合。目前，沒有哪個遺址像陶寺這樣與堯都的歷史記載等方面如此契合。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陶寺遺址很有可能就是堯的都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