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我羞於承認，但我又不得不承認初讀余文恍若發現了新大陸：濃郁的文化氣息，或壯麗、或雋永、或蒼涼、或迤邐的景觀，各路秦漢雄魄，唐宋風範，明清居士，讓我能夠“站在壹個或高或低，或遠或近的角度，俯瞰，仰視中國文化，或高屋建瓴，或精雕細刻地談論中國文化”。初出茅廬的我旋即被他身為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所打動，被他的見多識廣、博聞強識、旁征博引所折服，被他奢華的文字，巨大的聞所未聞的詞匯量，汪洋肆意的想象力，或豪邁或柔情或悲涼的筆調以及他所征服，抑或是蠱惑。
後年歲漸長，對余文也有了更理性的認識。相較於文化散文，余文更接近於媚俗文學。“媚俗”這個字眼用於評價散文或許有些刻薄，但不乏其道理。在上海的壹次掃黃行動中，公安在壹位小姐的手袋中發現了三件東西，口紅、安全套和《文化苦旅》。當然，每個人都有閱讀的自由，性工作者也不例外。但余文被冠上“文化口紅”，“文化安全套”也是不爭的事實。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所謂的“文化散文”其實質更接近壹種速食文化，功用文學。其速食程度之深，功用之大足以讓壹名性工作者在上班時依然帶著它。
其實“文化苦旅”最開始是上海《收獲》雜誌上的壹個欄目，在受到讀者好評，又經過市場的反復測試之後才集結出版。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身處在壹個“精英不再引領大眾，反而是大眾支配‘精英’”的時代，余文更像是壹種充分熟練掌握了大眾口味的快餐，或者說是能夠犀利地洞悉、追蹤大眾趣味和市場走向的獵狗。對余而言，媚俗不再是壹個刺耳的貶義詞，反而是壹種文化營銷策略，可以從大眾口袋中賺個盆滿缽溢，贏個德藝雙馨的好名聲。
除此之外《文化苦旅 》的媚俗之處還體現在何處?答曰：過度的煽情。可以說余是壹個合格的文匠，但絕不是壹個思想者。過度的渲染誇張讓余文的思想性支離破碎，而生搬硬套的博聞強識讓余文喪失了基本的邏輯性。
我站在古人壹定站過的那些方位上，用與先輩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著很少會有變化的自然景觀，靜聽著與千百年前沒有絲毫差異的風聲鳥聲。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裏有很多貯存古籍的圖書館，講授古文化的大學，而中國文化的真實步履都落在這山重水復、莽莽蒼蒼的大地上，大地默默無言，只要有壹二個有悟性的文人壹站立，它封存久遠的文化內涵也就能嘩地壹聲奔瀉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這種奔騰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結果，就在這看似平常的佇立瞬間，人、歷史、自然渾沌地交融在壹起，於是有了寫文章的沖動……” 余秋雨在自序裏如此寫道。 我們似乎看到這樣壹幅畫面：文弱多情的余秋雨，在斷垣殘墻或莽莽蒼蒼的人文山水前，壹會兒靜靜沈思，壹會兒喃喃自語，欲步卻又停留……他驚嘆、震憾，他婉惜、嘆息。 他這樣描述自己當時的行狀：我就這樣邊走邊想，走得又黑又瘦，讓唐朝的煙塵宋朝的風洗去了最後壹點少年英氣，疲憊地伏在邊地旅舍的小桌上塗塗抹抹，然後向路人打聽郵筒的所在，把剛剛寫下的那點東西寄出去…… 我想，古人讀書時所崇尚的那種讀萬卷書，行萬裏路的人生境界，也定然會使他心旌神搖、羨慕不已。 他從祖國大西北的甘肅敦煌起步，轉向大西南四川的柳候祠、都江堰，再到東南的吳越春秋，最後寫至境外南洋的疊疊從冢。 他寫下了《道士塔》、《莫高窟》、《五城記》、《夜航船》、《酒公墓》、《家住龍華》、《華語情結》、《這裏真安靜》。 至此，《文化苦旅》真正誕生了。 《文化苦旅》無疑是極為成功的。 它有著低徊與感傷的歷史氛圍，有著散文創作中的戲劇性表現，有著雍容、典雅而抒情的文字描寫。 文學的歷史情懷，是作家自身生命與歷史的對晤，他要尋找自己與浩瀚歷史長河的關系，因此不得不在歷史中尋找合乎自身生命結構的底蘊，尋找那些與自己有緣的靈魂。 這種情感愈來愈深，壹旦有機會訴諸於文字，則必然將歷史和生命混同壹體。 余秋雨創作的歷史並不是抽象的歷史，他試圖與歷史對話，與歷史***鳴，在自身與歷史的對話中形成他獨特的歷史語境與歷史情懷。 當他厭倦了枯燥的學術生活，便想著離開案頭，換壹身遠行的裝束去旅行，他並不同壹般人那樣是為了輕松，為了獵奇，為了開闊眼界，而是在“尋找壹所橫亙千年的人格學校”。 他不是為了旅行而旅行，而是在於和歷史、文化進行對話。 余秋雨的遠行不願意去找旅行社，寫出壹些市面上充斥的旅遊觀感的文章，他覺得，那種揚旗排隊的隊伍到不了他要去的地方。 由此，便決定了他這次的文化旅行活動成了壹種“苦旅”。 當他浪跡天涯，壹站又壹站地去訪“人文山水”，行行止止，風塵仆仆，勞苦了四肢筋骨，也有了不少苦澀的感想，故謂之“文化苦旅”。 然而，書名所隱含的深層的意義，才是最重要的。 觀照人體生命，余秋雨這壹旅程，是他本人對於人類的生命，以及文化走向的問題，由困惑而至感悟的心路歷程，這歷程相當辛苦，故謂之“文化苦旅”。 再觀照中國文化的生命，這是辛苦的旅程，不再是作者的旅程，而是中國文化的旅程，我們中國文化，在時間的長途中，已跋涉了上千年的路，其間所見證的天災人禍、滄海桑田，豈是言語所能說盡。而數千年所累積下來的包袱，變得如此沈重難荷，今後還走得下去嗎？…… 故又謂之“文化苦旅”。 對歷史的多情總會加重人生的負載，由歷史的滄桑感更能引發出人生滄桑感，在山水歷史間跋涉的時候，便有了越來越多的人生體驗與回憶，其實中華文化並不像當時哄傳的那樣頑固和腐朽。它確實步履艱難，卻來自於歷史意誌和文化倫理之間的深刻沖突。 歷史意示要求強蠻、突進、超越，文化倫理則要求端莊、秩序、和諧，兩者都有充分的理由卻方向相反，互相牽制，誰也無法實現自己，結果成了千年廝磨的生死冤家，“苦旅”之苦，即來自於此。 “我無法不老，但我還有可能年輕。我不敢對我們過於龐大的文化有什麽祝祈，卻希望自己筆下的文字能有壹種苦澀後的回味，焦急後的會心，冥思後的放松，蒼老後的年輕。” 正是這樣的創作翼求，形成了《文化苦旅》中那種特有的低徊、感傷的歷史氛圍，在余秋雨如數家珍般的歷史描寫與山水文化臨摹中，籠罩上了壹層淡淡的感傷氣息，這種感傷來自於對數千年歷史文化的清理和總結，從而有了壹種悲劇的味道。 當這種感傷、悲劇的氣息，在《文化苦旅》中升騰與散發時，便讓我感覺有種妙不可言的美感和閱讀效果。 我幾乎可以看到壹個哲人瘦瘦的影子，背著手，低著頭，皺著眉在慢慢地踱著，我也與這位哲人壹起品味歷史，體驗文化，讓唐朝的煙塵宋朝的風，拂拂地吹過多情而脆弱的心靈。 盡管余秋雨的散文創作是他厭倦了戲劇研究之後的產物，然而，壹個意料之外卻又情理之中的事實是，他在《文化苦旅》中有意或無意地融入了戲劇藝術的表現手法，在散文中制造出驚險曲折、絢麗多變的劇場效果。 “我不是天才，因此，我的靈感並不呈現為波瀾壯闊的狀態，而只是片斷閃光。” 余秋雨是有自知之明的，他不是天才，他缺乏如郭沫苦那樣汪洋恣肆的才情，他也不十分深刻，缺乏如魯迅那樣入木三分的眼光，但他那片斷閃光的靈感，通過生命潛藏的喚醒，倒不愧為壹種創作散文極佳的境界。 我讀《文化苦旅》，是將它作為文學作品來欣賞，然而腦海裏閃現出的卻是不同畫面的剪輯，好像自己置身於壹個個時空交錯的舞臺之中。
試想壹下，如果余秋雨沒有在戲劇方面的長期積累和薰陶，便不可能有《文化苦旅》中如此的寫法，他也就不可能於輕松、愉快的氛圍中，說古道今，娓娓而談，興趣盎然。 余秋雨放棄了戲劇，然而他不曾料到，戲劇卻不自覺地成就了他的文學。
就文筆而言，《文化苦旅》中的散文，是壹篇篇的美文，是壹篇篇經過精心打造的文化佳構。文辭雍容、典雅，而又不顯出雕琢的氣息，在淡淡的敘述中，又蘊涵有濃濃的抒情意味。
在《五城記》中他如此描寫廣州： “廣州歷來遠離京城，面對大海，這壹方位使它天然地與中國千年封建傳統構成了逆反，千裏驛馬跑到這裏已疲憊不堪，而遠航南洋的海船正時時準備拔錨出發。” 對於遠處南疆的廣州市來說，用這樣壹段話來形容，真是既準確又極富想象力。
如果沒有闊大的胸襟，如果沒有遊歷過祖國的大山大川、名城重鎮，如何能寫得出這樣的奇句。 而在《西湖夢》中，作者則是如此點染蘇小小的心靈世界： “由情至美，始終圍繞著生命的主題。蘇東坡把美衍化成了詩文和長堤，林和靖把美寄托於梅花與白鶴，而蘇小小，則壹直把美熨帖著自己的本體生命，她不作太多的物化轉捩，只是憑借自身發散出生命意識的微波。”
無需尋尋覓覓，在《文化苦旅》中幾乎到處都可以找到這類精雕細琢的文字，既有特定的歷史氛圍作為烘托，又有類似小說情節的劇場效果作為主幹，因而，其中配以雍容、典雅而又抒情的文字的描寫，並不會讓讀者有過於雕琢之感，反而會讓文章增添壹些詩意，增強壹份藝術的魅力。
悠遠的歷史便如壹條纜索，余秋雨便是這樣依稀走來，又於秋風秋雨中漸行漸遠，雖征程漫漫，寒窗數載，卻終究走出了他的“文化苦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