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馬哲課程的時候，聽金夢蘭老師提過有關哲學的壹些發展，她說：“國外哲學主要關註人與自然宇宙之間的聯系，而中國的哲學則主要強調個人修養”。之後，我便想看壹些中國的哲學書籍，了解中國哲學的發展與內涵。於是便去圖書館借了壹本書籍，以求增加自己在哲學方面的知識。
《中國哲學史》馮友蘭先生46-47年赴美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出任訪問教授期間根據其講稿整理而成，後又經翻譯為中文。書中大致按照時間的推移順序主要介紹了不同時期中國歷史上出現的主要思想流派的主要思想、時代背景以及思想家們的個人經歷。
馮友蘭先生在開篇第二章中對中國民族的背景與特點與希臘文明相對比，做出了海洋國家與大陸國家的精彩論述。這壹觀點現在為許多人所引用，但大多是為了對比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的差異，有的更是旨在強調我們性情中的不足。山與海確實是壹精妙的比喻，但我想馮先生的本意還是在用地理的差異對生活方式的影響進而對思考方式及觀念造成的影響闡述文化差異的根源。
在我們先前接受的教育中，中國社會在先秦時代是百家爭鳴，漢武帝之後儒家得官方推崇而壹枝獨秀，後又兼有儒道釋三種思想相互爭論交融，但仍以儒家思想為主。但是既然時代不同，那麽背景也不同了，思想方面，不同時期所謂的儒家的思想也就是不同了。每個時期的思想家都有他們獨立的想法，但通常情況下他們把新的思想藏在古訓的包裝下以求為更多的人所了解。大概相信古人之言是中國文化最根深蒂固的觀念之壹。
在《中國哲學史》中，馮友蘭先生將中國思想的歷史分為子學時代（秦代以前）和經學時代（秦漢之後）。按照先生的觀點，秦代以前，華夏大地出於諸侯紛爭的階段，尤其是春秋戰國時期，中國正處於變革，國家的概念正在逐漸的擴大，舊的政治制度正逐漸瓦解，新生事物的沖擊，舊的傳統不能很好的駕馭國家，在探索中，必然引發新的觀點，壹方面由於戰爭或其它原因壹些貴族失去了土地、財產，淪為庶民，另壹方面壹些平民憑借壹技之長或其他原因得到貴族的寵信地位上升。貴族流落民間也將知識傳播到民間。這些都為為百家爭鳴提供了充分的客觀條件。而秦代以後，盡管偶有亂世，但基本上中國大地處在大壹統的局面之下，君王們出於統治的需要實行思想統壹，思想家們形成的新思想，需要在古籍中找到依托，用馮先生的話說是在舊的瓶子裏添水，而瓶子還能不斷漸漸變大以滿足需求。唯有整個社會的制度徹底的變了，舊瓶子被打破了，才有可能出現真正新鮮思想的出現。縱觀中國歷史，新鮮的思想文化也更多的是在所謂的亂世大有發展。
與西方的哲學的純粹理性思辨不同，在中國並沒有真正專門的哲學家，中國的哲學多數是為了現實服務，因此其強調其人文性，故每種思想打上了思想家的個人烙印，因此，正確理解壹種思想的基本觀念，必須先去了解思想家的出身背景與人生經歷。
諸子百家百十家，起源各不同。漢劉歆曾嘗試對諸子進行分類並追溯了其起源，馮先生做了修正總結。套用馮先生套用劉歆的話說：儒家者流，蓋出於文士；墨家者流，蓋出於遊俠之士；道家者流，蓋出於隱者；名家者流，蓋出於辯者；陰陽家者流，蓋出於方士；法家者流，蓋出於法術之士。
壹個重要的例子是儒墨對比。儒墨被韓非並成為當時的顯學，它們的許多觀點時針鋒相對的。儒家的創始人孔子作為貴族的後裔，尊禮樂，禮樂本來就是貴族生活的部分，他講求回復西周舊制，根本上也是希望回復西周時期貴族的生活，所謂“禮樂崩壞”、“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在後人或是當時其他的人看來或許未必如此。與此相反，墨子出身與手工業者之中，算的上是地地道道的勞動人民，盡管墨家被認為處於俠義之士，但從墨子的思想中可以明顯的帶有實用性的原則，這與底層人民追求最直接的利益有關。儒墨觀念的壹個重要沖突體現在喪葬上，孔子提倡厚葬，且子女要守孝三年，而墨子則認為人死了那草席壹裹埋入土裏就算完事了，該幹什麽還就幹什麽去。對於貴族來說，厚葬是有這樣的經濟實力的，守孝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