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制禮作樂為此後的中國文化定下了“禮樂文明”的基調。《禮經正義序》：“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頒度昌於天下，所制之禮則《周官》、《儀禮》也。”
周公對既有的夏、殷禮樂加以損益，改變了禮樂的性質和社會功能，《周官》統心、《儀禮》履踐，外內相因、首尾是壹，奠定了華夏禮樂文明的基礎。周代的文化呈現出了與殷商文化不同的特質，中國從此走出了原始信仰，走上了非宗教的人文道路。
自周公“興正禮樂”，冠禮就成為周代通行數百年的禮儀。《國語》、《左傳》、《史記》中都不乏周代天子、諸侯行冠禮的記載。
“彭名禦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左傳·成公二年》）
“趙文子冠。”（《國語·晉語六》）
“晉悼公冠襄公於衛。”（《史記·魯周公世家》）
“惠文君三年，王冠。”（《史記·秦本紀》）
對於帝王而言，冠禮具有特殊的意義。周代實行嫡長子繼承制，在位之王去世，嫡長子無論年長或年幼都可以即位，但若未成年行冠禮則不可親政。周成王幼年繼武王之位，但周公攝政直至其成年。嬴政十三歲即秦王位，但也是直到二十二歲，“冠，帶劍”，方才親政。從天子至士庶，冠禮都是“成人之資”，未行冠禮，“不可治人也”。
周代冠禮，士依《儀禮·士冠禮》，年二十而行，三加，初加緇布冠，象征將涉入治理人事的事務，即擁有人治權。緇布冠為太古之制，冠禮首先加緇布冠，表示不忘本初；再加皮弁，象征將介入兵事，擁有兵權，所以加皮弁的同時往往配劍；三加爵弁，擁有祭祀權，即為社會地位的最高層次。周代天子、諸侯、大夫等階層的冠禮另有不同，天子冠禮年齡，古籍說法不壹，有十二歲、十五歲、十九歲等。儀程或為四加，《大戴禮》雲：“公冠四加，三同士，後加玄冕。天子亦四加，後加袞冕。” 漢代極重冠禮，《後漢書·儒林列傳》載，周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試經，見他“尤能誦讀”，欲拜為守丞。而周防“以未冠”，不能從命。
漢代皇帝冠禮稱加元服，漢惠帝行冠禮，宣布“赦天下”，開帝王行冠禮而大赦天下之始。漢昭帝加冠，大加賞賜、減免稅賦、普天同慶。昭帝加元服，為與臣下冠禮區別，還專撰冠辭，為後世帝王另撰冠辭之始。
漢代士庶冠禮，據東漢與“經神”鄭玄齊名的“學海”，經學家何休所制冠禮，參用《儀禮·士冠禮》而簡化，為壹加。 宋代的壹些士大夫痛感佛教文化是對大眾的強烈沖擊，主張要在全社會復興冠、婚、喪、祭等禮儀，以此弘揚儒家文化傳統。司馬光痛心疾首地說：“冠禮之廢久矣。近世以來，人情尤為輕薄，生子猶飲乳。巳加巾帽，有官者或為之制公服而弄之。過十歲猶總角者蓋鮮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能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長，愚騃如壹，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
他認為廢除冠禮，使得人情輕薄，自幼至長不知成人之道，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所以，司馬光在其《書儀》中，制訂了冠禮的儀式：男子年十二至二十歲，只要父母沒有期以上之喪，就可以行冠禮。為了順應時變，司馬光將《儀禮·士冠禮》加以簡化，使之易於為大眾掌握。此外，還根據當時的生活習俗，將三加之冠作了變通：初加巾，次加帽，三加襆頭。《朱子家禮》沿用了司馬光《書儀》的主要儀節，但將冠年規定為男子年十五至二十，並從學識方面提出了相應的要求，“若敦厚好古之君子，俟其子年十五以上，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斯其美矣。”
宋代士大夫還在冠禮的年齡問題上發生了分歧和爭論。有人援引《左傳》中魯襄公十二而冠的記載，主張將冠禮年齡提前到十二歲，理學家程頤堅決反對。他說，“此不可。冠所以責成人，十二年非可責之時。”他認為，既冠矣，就必須責以成人之事，否則就成了虛禮。如果冠禮之後不能責以成人之事，則終其壹身都不能期望他成人，所以，“雖天子諸侯，亦必二十而冠。” 誕生於21世紀初的漢服運動和華夏復興運動發掘了冠禮這壹寶貴的民族文化遺產，冠禮在沈淪360多年後將迎來其歷史上第三次復興。
縱觀冠禮歷史演變的全過程，可以發現其隨華夏文化起落沈浮的基本脈絡： 周代隨華夏奠基而產生——漢代隨儒學崛起而繁盛——南北朝時期，五胡亂華，中國陷入長期的巨大動蕩，華夏文化遭受嚴重破壞，冠禮進入第壹次沈淪期——隋唐壹統，冠禮隨華夏文化首先在上層得到壹定恢復——宋代儒學再興，冠禮實現全面復興——元代遊牧民族入侵，華夏文化再遭破壞，但因元祚短促，且統治者不善文化統治，民間仍有冠禮延續——明代華夏光復，冠禮隨華夏文化實現了第二次復興——滿清入關，華夏文明嚴重倒退，冠禮陷入產生以來第二次、也是最嚴重的沈淪，冠禮幾近湮滅，華夏人文精神徹底流失、民族精神徹底異變，其危害至今難以消除——近代以來，西化思潮泛濫，冠禮徹底消失——當代，漢服運動和華夏復興運動，開啟了冠禮浴火重生、第三次復興的歷史進程。
周始、漢盛、南北淪、唐繼、宋興、元沈、明復、清滅、近亡、今而重生。隨華夏文明的起落而沈浮，經歷了兩次長期沈淪和兩次復興，正處在第三次復興的過程中，這就是漢民族傳統文化——華夏冠禮——歷史演變的基本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