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學·專科書目
專科書目是指圍繞某壹學科系統全面地收集文獻而編制的書目。西漢初年，張良、韓信編制軍事方面的書目，從眾多的圖書中選取了三十五家。漢武帝時，軍政楊仆在整理兵書的基礎上，編制了《兵錄》。這部書目是中國第壹部有文獻記載的專科書目。在專科目錄中，目錄學成就最高的壹是佛經書目，另壹是經學和史學書目。
佛教歷經東漢、三國的發展，至南北朝時期，非常盛行。佛經的數量超過了儒家圖書的數量。為了管理上的方便，壹些著名僧侶編制了壹批佛經目錄，據統計，佛經目錄有四十余種。這批目錄各有特點，並積極創新，在中國目錄學史上留下光輝的壹頁。南北朝時期重要佛經目錄是道安編撰的《綜理眾經目錄》和僧祐編撰的《出三藏記集》。《綜理眾經目錄》成書於東晉(374)，是中國較早的壹部佛經目錄。僧祐說：“愛自安公，始述名錄，詮品譯才，標列歲月，妙典可征，實賴斯人。”道安的目錄已佚，但從《出三藏記集》中可看出它的成就和特點。《綜理眾經目錄》把佛經書分為七類，壹是經論錄、二是失譯經錄、三是涼土異經錄、四是關中異經錄、五是古異經錄、六是疑經錄、七是註經和雜經。經論錄著錄漢至西晉時的十七家經書，排列順序以譯經人生卒年代先後為序，並註明翻譯的年代和異名。後附壹篇文字，介紹譯人的姓氏、評論翻譯質量的高低等。失譯經錄著錄了壹百三十四部不知道譯者姓名的經書。涼土及關中異經錄著錄的是只知道翻譯地點，而不知道譯著姓名的經書。古異經錄著錄了九十二部書，多是經書摘譯的單行本。疑經錄著錄的是真偽難辨的圖書，計二十六部。註經及雜經著錄道安自註的眾經和雜經。從上述七類內容看，它與綜合性書目的體例大不相同，梁啟超在《佛家經錄在中國目錄學之位置》(載《圖書館季刊》1926年第1卷第1期)壹文中認為這種體例有五個方面的特點：壹是純以年代為次，使讀者可知經學發展的源流和各家的派別; 二是不知譯者姓氏的單獨立為壹類;三是摘譯經書列為壹類，並以書的性質分別，眉目清楚;四是真偽難辨的書單獨為壹類，精神最為忠實;五是註解的書別自為部不與本經混合，主從分明。僧祐《出三藏記集》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壹部佛經書目，陳垣在《中國佛教史概論》壹書中對它有很高的評價。“三藏”指經、律、論，即佛教經書的總稱。該書目是根據定林寺所藏經書，並在《綜理眾經目錄》基礎上增輯而成的。它們的編撰體例是“壹撰緣記、二銘名錄、三總經序、四述列傳”。所謂“緣記”，即佛經及譯經的起源。所謂“名錄”，指歷代的書名經目，把經書分為十二錄，其次序為：經論錄、經緣錄、律錄、古異經錄、失異經錄、涼土異經錄、關中異經錄、失譯雜經錄、抄經錄、疑經錄、疑經偽撰錄、註及雜經錄。所謂“總經序”，即各經的前序和後記，***約壹百二十多篇。所謂“述列傳”，即譯經人的傳記，***錄二十二個外國人及十個中國人的傳記。《出三藏記集》的四個組成部分，其中第二部分“名錄”，襲用《綜理眾經目錄》並有所增補，其余三部分都是僧祐的創新。其成就和特點有以下幾點。壹是借書目保存了各方面的第壹手材料，如敘述佛典的來歷及翻譯方面，記錄了當時名僧事跡，抄錄了經序和後記，這些資料對於研究該學科都是非常珍貴的。二是在目錄學方法上開創了廣搜經序的方法，借此可使讀者了解壹種圖書的始末源流。這種廣泛搜集評論資料匯集成篇的方法為後世輯錄體提要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也為後來尤其是清代的專科書目廣泛采用。三是詳細敘述譯者的傳記，並專列為壹個部分，經書質量的優劣與譯者有重要關系，敘述譯者事跡對於讀者了解經書內容有壹定關系，列傳與目錄相互補充，可更好地發揮書目的作用。四是在類目上根據圖書實際情況而增設。在道安書目的基礎上增列了“抄經”等類，節抄的經書不與原書放在壹起是有壹定道理的。總之，僧祐的書目無論書目編制體例，還是目錄學的成就都為後世所推崇。隋開皇十四年(594)，法經等人編撰《大隋眾經錄目》，它不以譯經特征編目，而按佛經內容分類，把經、律、論分開，又把“大乘”、“小乘”各列壹錄，三藏以外的書分為抄錄、傳記、著述三錄，每錄又分西域與中國兩類，其組織體系較為嚴密。稍後，費長房編有《歷代三寶記》，又稱《開皇三寶錄》，全書十五卷，在現存經錄中規模較大，***著錄經書六千二百三十五卷，比《大隋眾經錄目》五千二百三十四卷多著錄壹千多卷圖書。前三卷為年表。四至十二卷著錄漢代至隋代所譯經書，以年代及譯人生卒先後為序，每人先列所譯著經書，然後附以小傳。十三至十四卷為大小乘入藏目，十五卷為序傳。梁啟超認為，《歷代三寶記》“最可觀者實惟前三卷之年表，雖考證事實，舛誤尚多，然體例固彼所自創也”(《圖書館季刊》1926年第1卷第1期)。佛經目錄在唐代又有新的發展，較著名的有道宣編撰的《大唐內典錄》和智升編撰的《開元釋教錄》。《大唐內典錄》最有價值之處，在於創立“眾經舉要轉讀錄”，梁啟超說：“蓋佛典浩如煙海，讀者本已窮年莫殫，加以同本異譯，摘品別行，疊屋支床，益苦繁重。宣公本篇，於異譯別行諸經，各擇其最善之壹本以為代表，例如《華嚴經》則舉佛陀跋陀羅譯之六十卷本，而異譯異名之十部，皆該省略焉。……諸如此類，裨益於讀者實不少，著書是以備學者顧問，實目錄學家最重要之職務也”(同上)。智升《開元釋教錄》基本上仿照《大唐內典錄》編撰而成，其不同之處壹是經論分類更加細密，二是提要較為詳細。最為稱道的是它對目錄學的獨特見解，“夫目錄之興也，蓋所以別真偽，明是非，記人代之古今，標卷部之多少，摭拾遺漏，刪夷駢贅，欲使正教倫理金言有緒，提綱舉要，歷然可觀也”(《開元釋教錄》卷壹)。此後，宋代有惟白編撰的《大藏經綱目指要錄》和王古編撰的《大藏聖教法寶標目》，明代有智旭編撰的《閱藏知津》。宋代兩部書目提要較為詳明，明代智旭的書目改進了佛教圖書的分類，又使用符號以識別圖書的優劣、緩急，借以指導閱讀。綜觀佛經書目，在目錄學上的成就有以下幾點： 首先，各部經目在體例上勇於創新，各具特點，僧祐以道安的目錄而成，但在類目上超出道安目錄五個類目; 隋代法經編的書目改編以前從經書特征編排的舊例，轉向從佛經內容分類，這些不因舊法的編目方法值得今天借鑒。其次，在著錄方法上靈活具體。佛經是從外國文字翻譯過來的，“有譯乃傳，無譯乃隱”。各部佛經書目特別註意翻譯事項的著錄。如道安的目錄於各家經目下註其異名、譯出的年月、譯人姓氏、翻譯始末、譯筆優劣等。僧祐的“緣記”、“列傳”、“經序”三部分也是為讀者了解經書而采取的靈活方法。這些方法不同於綜合性書目，都是根據佛經的具體情況而采取的。這種因書而宜的方法值得今天書目工作發揚。第三，在提要編寫方面取得很高成就。僧祐在“經序”中專輯佛經譯本的前序和後記，“列傳”部分記述名錄的譯者事跡，兩部分雖然獨立，實際上起到提要的作用。前序、後記是現成的資料，利用這些資料作為提要的素材，不僅是佛經目錄的壹種創新，也是中國目錄學上的壹大發明。此後，馬端臨在《文獻通考·經籍考》中廣泛采用廣搜序跋等文字的方法，形成了輯錄體提要的壹大體例。
中國古代特別重視經學和史學的研究。較早的經學書目是鄭玄編的 《三禮目錄》，後來李肇編有《經史釋題》、歐陽伸編有《經書目錄》。最有成就的書目是清代朱彜尊編的《經義考》和章學誠編的《史籍考》。《經義考》把圖書分成二十六類，每種圖書除著錄著者、卷數等項目外，並各註明 “存”、“佚”、“闕”、“未見”四項，然後輯錄原書的序、跋及古今學者的論述，照錄原文，不加評論，繼承了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 以來輯錄體提要的寫作方法。陳廷敬在《經義考》的“序”中說：“今古經具在而學術如此，經之其存其佚皆不可得而知矣。茲先生所著《經義考》至於三百卷之多，雖其或存或佚者，悉載簡編。余以為經先生之考定，存者固森然其畢具，而佚者亦絕其穿鑿附會之端，則經義之存，又莫有盛於此時者矣。微竹垞博學深思，其孰克為之?”這些贊譽是符合實際的。它的影響不僅及於後代，也影響到海外，日本丹波元胤在其影響下編撰了《醫籍考》。章學誠《史籍考》繼承了《經義考》的體例，在分類、著錄方面提出了古逸宜存、家法宜辨、剪裁宜法、逸篇宜采、嫌名宜辨、經部宜通、子部宜擇、集部宜裁、方誌宜選、譜牒宜略、考異宜精、版刻宜詳、制書宜尊、禁例宜明、采摭宜詳等十五種原則，這些原則至今仍有借鑒價值。其它學科歷代也編有不少書目。西晉的荀勗編有《文章敘錄》，此後摯虞編有《文章誌》、傅亮編有《續文章誌》、沈約編有《宋世文章誌》等文學書目。宋代高似孫編有《史略》和 《子略》兩部書目，其中《史略》者錄十三世紀以前的史學圖書。在醫學、數學方面，明代殷仲春編制了《醫藏書目》、清代梅文鼎編有《勿庵歷算書目》等。專科書目集中收錄某壹學科的文獻，或廣泛搜集，詳細著錄，給人們查詢利用專科文獻提供方便;或詳加考訂，註明真偽存佚，為後世的整理利用提供依據。其中，《經義考》、《史籍考》等書目，把輯錄體提要的方法發揚光大，不僅為後世書目的編撰樹立了典範，而且也為讀者留下了壹種圖書的多方面評論資料。
中國古典書目中，還有壹種指導讀書的推薦書目。這類書目又叫導讀書目。現存最早的是唐代末年編的《雜鈔》。它以問答形式給青年開列了壹部包括數十種書的書目單。元代初年，程端學把朱熹、真德秀以來在書院書塾教學中所創造的讀書方法，結合當時實際情況，編寫了《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對明清產生很大影響，被稱為“讀書工程”。清代道光年間(1847)，湖北學政龍啟瑞編撰了《經籍舉要》，開列了經史子集以及經濟、考試方面的圖書。推薦書目中影響最大的是光緒年間 (1876) 張之洞編撰的《書目答問》，不少學者從書目中得到教益。魯迅先生曾說：“我以為要弄舊的呢，倒不如姑且靠著張之洞的 《書目答問》去摸門徑去。” ( 《而已集·讀書雜談》) 余嘉錫先生曾對陳垣先生說，他的學問是從《書目答問》入手的。張之洞當時編撰書目的目的，是要回答當時的青年人“應讀何書，書以何本為善”。清代中葉，目錄學壹時成為“顯學”，對於《四庫全書總目》，張之洞非常推崇，說“今為諸生指壹良師，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讀壹過，即略知學問門徑矣”。但《四庫全書總目》收錄圖書太多，不易讀書人閱讀，所以他對歷史上流傳下來的重要圖書加以選擇，收書二千二百種左右，編成《書目答問》，以書目形式回答全國生童的讀書問題。綜觀書目，其成就及特點有以下幾點。首先，在分類方面，它突破了《四庫全書總目》的四分法，在經、史、子、集之外，新增“叢書”壹部為五部。他認為叢書“其中經、史、子、集皆有，勢難隸於四部，故別為類”。叢書類的增設表現了清代學術的發展，自此以後，許多書目都采用五分法組織圖書，今天集中全國各館善本圖書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就采用這種分類體系。部下分類，類的分合也不拘守《四庫全書總目》，如經部增列“正經正註”壹類，以反映清代經學研究成果;史部增列“古史”壹類;子部為周秦諸子立“古子”壹類，以別於後世諸子，天文算法類分為“中法”、“西法”、兼用中西法”，既反映了當時西方科學技術的傳入和中西學術的交融，同時又將天文算學書籍獨立為類，體現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集部對清代人的別集按各家學派分別立類，如“古文家集”下分“不立宗派古文家”、“桐城派古文家”、“陽湖派古文家”三個子目，並加註語說：“國朝人集，流別太多，今為分類列之，各標所長，以便初學尋求。”為了更好地發揮圖書的作用，張之洞在分類著錄上采用了互著的方法，並明確指出“《漢書·藝文誌》有互見例，今與相類關者，間亦互見，註其下”。總之，《書目答問》從基本大部的劃分，具體類目的設置，以及前人互著方法的應用，都體現了張之洞的見解和創新。其次，在圖書的收錄方面，規定了嚴格的選書標準。張之洞在《書目答問》“略例”中規定了五不錄原則：凡無用者、空疏者、偏辟者、淆雜者不錄;古書為今書所包括者不錄; 註釋淺陋者、妄人刪改者、編刻偽謬者不錄;古人書已無傳本，今人書尚未刊行者不錄;舊刊舊鈔，偶壹有之，無從購求者不錄。同時，張之洞也規定了收錄標準：經部舉學有家法、實事求是者;史部舉義例雅飭、考證詳核者;子部舉近古及實用者;集部舉最著者;叢書舉多存古書、有關實義、校刊精審者。從上述收錄標準中，可看出《書目答問》重在學術價值和實用價值;重在今人著作，實事求是，不炫奇示博，以多為勝。綜上所述，張之洞在書目中對於圖書的取舍貫徹了推薦書目所獨有的有其書未必盡錄、無其書未必不錄的原則。第三，在圖書版本的著錄方面，不追求古本，講求質量和實用。張之洞在“略例”中強調，“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註本，事倍功半”。關於善本書的標準，他認為首先是足本，無闕卷，未刪削;其次是精本，精校、精註的本子;再次是舊本，舊刻舊鈔。在書目中對於版本的著錄，刻意做到這樣幾點，壹是方便讀者，易買易讀;二是比較各本，指出優劣;三是考述沿革，稽核篇卷;四是註明分合，標識異同。張之洞在書目版本的選擇中表現出的不追求宋槧元刻，從讀者方便需要考慮的思想，值得今天借鑒。第四，在圖書的註語方面，力求做到簡明，有必要解釋的則解釋，沒必要解釋的則以類舉。註語的內容較為廣泛，有的介紹圖書內容，評論得失，有的考證作者，辨別真偽，有的則註明學術淵源。總之，寥寥數語，體現了指導讀書治學的精神。《書目答問》成書於光緒初年，時間愈久，原書中的錯漏就愈覺明顯，因此範希曾撰 《書目答問補正》(1931年出版)。“補正”做了三個方面的工作，壹是糾正了《書目答問》原來的錯誤，其中包括書名、作者、卷數、版本等;二是補記了原書漏記的版本以及成書後的版本; 三是補收了壹些和原書性質相近的圖書。壹些書下還寫了按語，說明利弊。因為《書目答問》是壹部推薦性質的書目，所以它的指導讀書的方法跨越時代，壹直影響到今天，不少報刊開設“書目答問”專欄，用以開列青年人必讀的書目。受《書目答問》的直接影響，本世紀二十年代，出現了編制推薦書目的 *** 。1923年，胡適首先在 《晨報副刊》上發表了 《壹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自稱“只為普通青年欲得壹點系統的國學知識者設想，並不為已有國學根底者設想”，所以“用歷史的線索為國學天然的系統，而其書目順序，也就是下手的法門”。對於胡適的書目，梁啟超有不同意見，同年也編了《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的推薦書目，把所收之書分為：修養應用及思想史關系書類、政治史及其它文獻學書類、韻文書類、小學書及文法書類、隋時涉獵書類。每類列舉數十種要籍，每種圖書簡單說明內容及其讀法。附錄最低限度的必讀書二十八種，並說“若藏此未讀，真不能認為中國人矣”。繼胡、梁開列國學書目之後，李笠編制了《國學用書撰要》、章太炎編制了《中學國文書目》、支偉成編制了《國學用書類述》、呂思勉編制了 《經子解題》、吳虞編了《青年研究中國文學宜選讀之書》、王浣溪編了《中國文學精要書目》、陳伯英編了《國學書目舉要》、曹功濟編了《國學用書舉要》等。根據各家開列的國學圖書，商務印書館經過整理，編印了《國學基本叢書》。魯迅先生對胡適等開列的書目持不同意見，認為“書目開的太多，要十來年才能看完”。所以他開列的三種文學推薦書目非常簡要。1982年，復旦大學教授蔡尚思在編寫《中國文化史要論》開列“中國文化基礎書目”的基礎上，開列了壹份最能代表中國文化的書目，計二十種(載《書林》1982年第5期)，受到學術界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