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翔縣東湖“碑林”內，珍藏著四通刻有《梅蘭竹菊圖》的畫碑。此畫是北宋大文豪蘇軾的傳世之作，畫碑上並刻有古代文人墨客的詩印書法。四通畫碑系青石質，各高壹米左右，寬0、3米。各碑中間分別系梅、蘭、竹、菊繪畫，兩側單線刻邊，豎幅題字。
壹通碑面，刻有蘇軾《老梅嫩枝圖》和詩壹首，詩為“孤山清趣壓群芳，壹陣風來壹陣香，百卉不榮先此盛，詩成錦繡賀三陽。”詩下落印為“夷山書閣”、“乾坤瀟水”。圖右上側刻有“軾”字和“東坡”印樣。
壹通刻蘇軾《菊配蘭竹石》和詩壹首，詩為“品色般般間錯栽，重陽燭為道林開。壹叢香艷東籬下，笑舞寒風待我來。”落印“野庵”。
壹通刻蘇軾畫《菊配竹松石》和詩“嗟而精神不異常，敢於霜圃鬥寒芳，叢板未許十分色，葉枯也沾壹陣香。”落印“北崖”。
壹通刻有蘇軾《老梅盛開圖》和詩二首，右首詩為“升降陰陽上下交，地無棄我不相饒。乾坤多少真情趣，為寫丹青看雪梢。”落印“夷山書閣”；左下詩為“白玉裝花饋屈枝，坡仙巨筆夷山詩。歲寒崖下春能早，觀畫看詩更壹奇。”落款“固原七泉黃繡題”，落印“錦文”。
四通畫碑的珍貴價值，首先在於其畫格調高雅，氣韻不凡，立意深邃，畫風獨特。其中壹通的立梅，雖曰老桿嫰枝，卻還有殘枝錯雜其中，殘而不敗，氣壓群芳；壹通垂菊卻垂而不俯，於竹松石間也顯風流；壹通立菊，看似形影孤單，實則在竹蘭石間巍然挺立，笑傲風霜；壹通倒梅，雖倒而倔強，仍堅信春之到來。這壹立壹倒，壹升壹降，寓意深刻，且畫中有詩，詩畫映襯，妙趣橫生，確非蘇軾那樣的大文豪手筆而難為。
其二，蘇軾畫作傳世極少。據《中國書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5月版）載：“蘇軾作為壹代畫壇奇才，僅有《枯木竹石圖》壹卷傳世，還流落日本。”因此，這四通勒於清化、融“詩書畫刻”為壹體的《梅蘭竹菊圖》畫碑，作為古人留給我們的壹份瑰麗的文化藝術遺產，就彌足珍貴。
誠然，蘇軾《梅蘭竹菊圖》的創作時間、地點，目前尚無定論。但就畫碑上鐫刻有“東坡”印鑒推斷，只能是先生因“烏臺詩案”謫居蘇州、黃州後所為。據史料載：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12月，26歲的蘇軾就任鳳翔府節度判官廳公事時，盡管酷愛詩書畫，但還無有“東坡”之號。只是離鳳後到了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8月，調任湖州時因《謝湖上表》中“法令具存，雖勤何益”、“愚不識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等詩句，被禦史臺（宋時負責檢察官吏的機構）以諷刺新法逮捕入獄。這就是史稱開我國“文字獄”之先例的“烏臺詩案”（烏臺：漢時稱烏府，即禦史臺，因府內松柏掩映，常有成千烏鴉棲息，故稱烏臺）。蘇軾入獄後，在友人相助下於1081年（即元豐四年）被從輕處理，謫貶黃州，於東坡“躬耕其中”。自此，先生才以“東坡居士”為號，並在躬耕中創作了五言古體詩“八首”，名以《東坡八首》命之。所以，鐫刻有“東坡”印鑒的《梅蘭竹菊圖》。當然只能是先生在黃州及其以後的作品。由於藝術品的流動性，這幅作品有幸被先生在鳳翔時的故人或以後的鳳翔人移入鳳翔，又出於對先生的懷念敬慕之情，將其勒制上面，以示紀念。後來被清西蜀姚希曾重勒，才使得這尊稀世珍寶得以傳世。從《鳳翔縣誌》記載的重勒年代看，畫碑的文物價值也是顯而易見的。這就難怪不少人不惜重金，設法收藏這壹畫碑的拓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