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內經》即有“積飲”之說，如《黃帝內經素問·六元正紀大論篇》說：“太陰所至，為積飲否隔。”《黃帝內經素問·至真要大論篇》說：“濕淫所盛……民病積飲……。”奠定了痰飲的理論基礎。《金匱要略方論》首創痰飲病名，予以專篇論述，其含義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痰飲是諸飲的總稱，狹義的痰飲是諸飲中的壹個類型，由於水飲停積的部位不同，而分為痰飲、懸飲、溢飲、支飲四類；又以長期留而不去的為留飲，伏而時發的為伏飲，但實際仍屬四飲的範圍；對脈證治療闡發甚詳，成為後世辨證論治的主要依據。自隋唐以至金元，在痰飲病的基礎上，逐漸發展了痰的病理學說，倡百病兼痰的論點，從而有痰證與飲證之分。
痰飲的發病機理主要為中陽素虛，復加外感寒濕、飲食、勞欲所傷，三焦氣化失宣，肺脾腎對津液的通調轉輸蒸化失職，陽虛陰盛，水飲內停。
痰飲的辨證首應根據飲停部位，分別痰飲、懸飲、溢飲、支飲四類。同時還當掌握體虛邪實的特點，從癥狀區別標實與本虛的主次。
痰飲的治療當以溫化為原則。因痰飲總屬陽虛陰盛，本虛標實之證，故健脾、溫腎為其正治，發汗、利水、攻逐，乃屬治標的權宜之法，待水飲漸去，仍當溫補脾腎，扶正固本，以杜水飲生成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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