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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隸書的發展與審美的課題研究現狀及可行性分析,壹點半回答的好的追加分數 寫在開題報告上的

貫穿於有清三百年的歷史發展歷程中,名家輩出,風格多樣。清隸為清代碑學的興起,從根本上擊潰帖學壟斷的僵局,起到了重中之重的歷史作用。典冊告訴人們,有清壹代擅長隸書的名家達500人之多。清代早期的隸書名家有:郭允伯(?-1652)、萬授壹(1659- 1741)、王嵩樵(1592-1652)、王煙客(1592-1680)、王虛舟(1668-1743)、傅青主(1607-1684)、鄭谷口(1622-1693)、朱竹坨(1629-1709)、垢道人(1605-1691)、林吉人(1660-?)、周亮工(1612-1672);清代中期的隸書名家有:鄧石如(1743- 1805)、伊墨卿(1754-1817)、曲江外史(1687-1763)、南阜山人(1683-1748)、汪近人(1686-1762)、高西唐(1688-1753)、鄭克柔(1693-1765)、楊石(上宀下戊)(1696-?)、羅兩峰(1733-1799)、龍泓山人(1695-1765)、黃小松(1744-1802)、奚岡 (1746-1803)、陳曼生(1768-1822)、巴雋堂(1744-1793)、桂馥(1736-1805)、翁方綱(1733-1818)、阮蕓臺(1764-1849)、錢立群(1759-1844)、張文魚(1738-1814);清代晚期的隸書名家有:吳熙載(1799-1870)、何紹基(1799-1873)、莫(呂阝)亭(1811-1871)、楊濠叟(1812-1881)、胡不恐(1817-1862)、楊見山(1819-1896)、俞蔭甫(1821-1907)、胡荄甫(1825-1872)、趙之謙(1829-1884)、吳大澄(1835-1902)、徐袖海 (1826-1890)、翁叔平(1830-1904)、楊惺吾(1839-1914),等等。

造成清代隸書鼎盛、名家輩出的原因是什麽呢?從社會狀況來看,清代政冶極不清明。清初讀書人為避“文字獄”,把自己的精力移入金石考據領域。當然,由於金石彜器出土日多,也為金石考據的研究提供了物質基礎。清代學人治學態度嚴謹,崇尚“壹事不知,儒者之恥”的理念。在這壹理念指導下,清代考據學得到空前發展,本不為人所重的殘碑、斷紙,竟成了考據學家尋覓的瑰寶。清代學者尤重漢隸的研究,如萬授壹的《分隸偶存》、桂馥的《說隸》、翁方綱的《兩漢金石記》、顧炎武的《金石文字記》等,給清代隸書的繁榮昌盛提供了學理上的客觀條件.使有清壹代隸書家得以對傳統隸書進行符合漢字構架的局部改良,從而大大提高了清隸的藝術表現力。

從對姐妹藝術的吸取方面來看,將篆刻的若幹長處有機地移到隸書的實踐中,從而使書法具有“金石味”,以豐富隸書的表現力,這壹點鄧石如做得很典型。正如魏錫曾所著《績語堂論印匯錄》中指出的:“若完白書從印入,印從書出。”隸書大家鄧石如擅篆刻;同樣,隸書大家金吉金亦擅篆刻,伊墨卿、陳曼生、何紹基、吳苦鐵等清代隸書大家,皆擅篆刻。可以不誇張地說,篆刻拓展了清隸的藝術魅力。

從寬泛吸收其他書體優點來看,清隸的營養成分是有分量的。清代隸書家遠紹漢隸,對漢碑碑額及碑陰的研習頗見功力。書法賴以存“形”的核心點是抽象,具有表現為時間序列和線性構架的本體規律,有不可逆性和不可約簡性。漢隸碑額或碑陰亦具這些屬性。這些碑額或碑陰給清代隸書家的啟迪是明顯的。除了這些碑額或碑陰以外,清代隸書家對魏晉南北朝碑如《範式》、《李仲璇》等也認真臨寫,當然對詔版、磚文、鏡銘也註意取法。正是這樣,使清隸打破了傳統隸書與其他書體的界限,體現出清代隸書家與時俱進、與時俱新的發展理念。清初隸書成就最高的鄭谷口,以草法入隸,其隸書被包慎伯列為“逸品上”;博誦經史、蘊蓄閎深的大學人、大詞人朱彜尊以歐法入隸,“筆意秀勁,韻致超逸”(《桐蔭論畫》句)。此外,金吉金以吳碑入隸,伊墨卿以魯公楷法人隸……都使隸書呈現出各自的審美取向。這種以正、草、篆籀入隸,動、靜相整合的隸書面貌,可渭空前,充分展示了清隸“放意自得”和“心手達情”的時代特色,從而使清隸在形而上和形而下兩個層面的張力都得到了顯著加強.構成了隸書發展史上壹座令人矚目的高峰。

從清隸書家所用的工具觀之,亦有長於前輩書家之處。中國文房四寶史告訴我們:宋代以前,總的來說用硬毫筆者占大多數;明代開始,用軟毫的才逐漸多起來;具體地說,明以後至清代,羊毫被廣泛使用。《頻羅庵書畫跋》雲:“筆要軟,軟而遒;筆頭要長,長則靈。”長鋒羊毫有如下特點:壹、便於儲墨並且儲墨量大;二、八面出鋒的旋轉余地大,適於隸書特色之筆——“燕尾”筆法的運作。讀鄧石如隸書,可以強烈地感受到長鋒羊毫的這些特點。

從與時俱進、與時俱新的角度看,清隸具有抒發性靈、解放思想、師漢隸但不為漢隸所束縛的與時俱進、與時俱新的特色,用石濤的話說,就是勇於“借古以開今”。如張文魚的飛白體隸書,趙之謙的魏碑體隸書,均具有獨特的個人風格,充分表現了他們良好的修養、上乘的品格、闊大的襟抱和精湛的功力,真是:“書,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誌,總之曰如其人而已。”(劉熙載《藝概·書概》句)

從墨色上看,清隸的壹大特色是墨色活。活從何來?活從善於用水來。何紹基、趙之謙、吳苦鐵等皆為用墨高手,其漲而不爛、潤枯相間的施水帶墨法,使墨色在隸書中充分地表現了藝術魅力。書法形象的智性把握是“法”,而書法形象的情感釀造,卻是“意”。清代隸書高手在“水”這個材料上用盡了心思,充分發掘了墨色的藝術表現力,故清隸在用“水”上給來者留下了極為深刻的理論思考點和實踐操作點。

清代碑學的先導是清隸的強勁發展。清初帖學壟斷,書風單壹。由於歷史性的文化積習的壓力,使書法在以法致道的漫漫長途中艱難地跋涉著。最為明顯的是,帖的巧美導致了“館閣體”對清初書法的侵蝕,從而形成了頹弱的格調低下的局面。清初和這—局面分庭抗禮的關鍵書體,就是隸書。清隸不僅為碑學在清代的發展開了頭,而且清隸始終伴隨著有清三百年書法的發展變化而發展變化著。

張揚個性的清代隸書

眾所周知,清代是壹個政治上昏聵、腐朽、沒落的王朝,而書法尤其隸書卻在這個時代得到復興。這當然不是偶然的。壹方面,如前所述,隸書自東漢桓、靈之後,形勢急轉直下,至宋、元、明三代已少有人問津,“篆籀八分,幾於絕跡”[8]。而被尊為帖學鼻祖的“二王”書風,由於得到梁武帝、唐太宗等的極力推崇,長期籠罩書壇。以“二王”為衣缽而失之於“俗”[9]的元人趙孟頫書及失之於“軟”[10]的明人董其昌書,本不足為重,卻深得明清皇帝的賞識,以致出現了從明季到清初趙、董書風交相輝映,天下附影的局面。加之科舉而館閣體興,千人壹面,壹字萬同。可以說在“二王”帖學範圍內討生活的清人書法至此已是衰朽至極。物極必反。書法藝術這種自身的矛盾運動,客觀上為隸書的復興積聚了巨大動能,猶如壹座巨大的活火山,壹觸即發。壹方面,康、雍、乾時期,清政府為了強化皇權,防止顛覆,加緊了對漢人中學人思想的鉗制,以致文網密布。為了逃避殘酷的現實,人們不得不轉事他行。其中,不少人則致力於古籍的勘理和金石的考證。於是,作為記載著漢代文獻史料的碑刻,受到人們的空前青睞。同時,漢碑書法藝術的美學價值也引起了人們的廣泛興趣與重視。許多人考證之余便埋頭於漢隸書風的探究,學界由此大興“漢學”和“尊碑卑帖”之風。顯然,是至今想來還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獄”激活了“隸書”這座沈睡了1400多年之久的火山。

此外,清初幾位先知先覺、具有強烈個性的大家對清隸復興亦功不可沒。首先是傅山。傅山以草、行書名重於世,作風仍屬帖學壹路。但他從言行上已很透徹地表明了自己尊碑的思想理念。他說:“漢隸之不可思議處,只在硬拙。初無布置等當之意,凡偏旁寬窄,左右疏密,信手行去,壹派天機。”[11]尤其是他的四寧四毋(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真率毋安排)[12]的美學思想,更是道出了與嫵媚婉秀,充溢著陰柔之美的帖學風範格格不入的藝術主張。他身體力行,行草之外,兼習分隸。盡管尚不成熟,但作品拙樸真率的情趣,壹掃晉唐以來八分惡習,在當時具有強烈的反叛意義。因此,傅山可說是清代碑學崛起、隸書中興的先行者。其次是被譽為“清初三隸”的王時敏、鄭簠、朱彜尊。鄭、朱二人殫精竭慮,提倡碑學,畢生浸潤於金石的研究與考證,且註重實踐,創造出了個性鮮明、具有很高藝術價值的八分書體。王時敏於畫學雖為復古守舊派代表,但所作八分直追秦漢,帶有古氣。線條也不象唐隸那樣浮滑單薄,用墨上更沒有明人那樣“黑”、“死”,很講究蒼澀渾潤的變化。就這些而言,他的作品較之唐隸還是富有新意的。“清初三隸”的成就,基本代表了清初書壇分隸的水準,為後來的復興奠定了基礎,打開了通路。最後是作為朱明後裔的高僧石濤。石濤以其巨大的繪畫成就與創新精神倍受人們欽慕。在書法上,他也是提倡個性解放,尊碑卑帖的壹個重要人物。所作八分,“散樸有致,不格繩墨”[13],氣格非凡,為隨後的書家沖破晉唐以來隸書樊籬提供了又壹嶄新的“旗標”。

清代隸書復興的元氣得力於清代的金石學、考據學、文字學等樸學文化的滋養,壹些漢學家樸學家以其深厚的學術修養,提筆書隸,具有學者風範。茲後興起的碑學思潮,推波助瀾,開拓了書法家們的審美視野,形成了新的隸書審美觀。金石碑版簡牘不斷有新的出土,即使人們眼界大開,又為新的隸書審美觀起到了支撐作用。近現代印刷技術普及,傳世碑帖珍拓和出土書刻得到較廣的傳布,極大地方便了人們的學習、研究和晶賞。凡此種種社會文化因素,都對隸書的復興有著或大或小的促進作用。

壹、清朝前期的隸書

清初隸書首推鄭籃,其次有朱彜尊、石濤等。鄭籃(1622—1694年),字汝器,號谷口,上元(今南京)人,終生未仕,以行醫為業。隸書初法明人宋玨,後“深悔從前不求原本,乃學漢碑,始知樸而自古,拙而自奇。”他壹生專工隸書,壹掃魏晉以來的刻極之氣,渾厚圓轉,沈著飛動,名重壹時,被朱彜尊推為“古今第壹”。朱彜尊的隸書,以秀逸著稱,並和鄭籃壹起研討隸書,互相激發。錢泳《履園叢話》:“國初有鄭谷口始學漢碑,再從朱竹垞輩討論之,而漢隸之學復興。”

著名畫家石濤的隸書,初受鄭籃的影響,後用行書參入隸體,給古樸拙質的隸書註入了鮮活的筆法。“揚州八怪”中的高風翰、汪士慎、金農、高翔、鄭板橋等,無不有壹手獨特的隸書本領。尤以金農的隸書創新性最強,形成了世人稱之為“漆書”的藝術形象。與“揚州八怪”有密切往來的西冷篆刻家丁敬、黃易、陳鴻壽等人,在隸書創作上也各有特色,丁、黃兩人以工力見長,陳則氣勢磅礴。這些畫家、篆刻家的藝術思維活躍,對隸書的審美創造別具壹種眼光,這也是清隸藝術特色有別於漢隸的壹大原因。

清隸的確立,代表性書家是鄧石如和伊秉綬。鄧石如(1743—1805年),初名琰,字石如,後改字頑伯,號完白山人,安徽懷寧人。他對篆書有創造性的發展,對隸書也下過功夫,遍臨漢碑達50余種,並對篆、隸筆法互相參用。伊秉綬(1754—1815年),字組似,號墨卿,福建汀州人,以平直之筆寫隸,不在蠶頭雁尾上作矯飾,體勢寬博,筆力拙質,有大氣勢,康有為推其為集分書之大成者。當時與伊秉綬齊名的桂馥,也擅長隸書,但風格有異。

二、清朝後期的隸書

清朝後期的隸書,是在碑學思潮中發展的。阮元、包世臣、康有為的碑學,從南北朝碑版到漢碑的藝術淵源和風格流派,進行了深入探討,對復興的清隸給予了高度評價,從而在理論上進壹步推進了清隸的發展。

何紹基初宗顏真卿,繼究北碑,以楷行書體上獨創壹家,晚年遍臨漢隸,每臨壹碑多至若幹通,采用蘇東坡提倡的“八面受敵”讀書法,每臨壹遍,專註壹端,或取神韻,或取勢度,或取用筆,或取行布,致使臨書無壹通與原碑全似,積而久之,融匯筆端,名曰臨碑,實是創作,並影響到他的其他書體創作,卓然成大家。他的漢碑臨作曾刊印過。《中國歷代法書墨跡大觀》十五冊刊其隸書屏,渾樸圓轉,舉重若輕。 趙之謙聰明過人,多才多藝,書畫篆刻皆有造詣,篆隸草行莫不精能,用筆流宕,變化多姿。

吳熙載是包世臣的入室弟子,精通金石考證,篆刻師法鄧石如,擅長篆隸,所臨漢碑,振筆有雄風。楊守敬是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曾出使日本,對日本書道的發展有過不小的影響,他的隸書蒼勁躍動,帶有金石味,從書風淵源上看,有近師楊峴的痕跡。楊峴隸書尚帶秀逸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