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時期的類編詩集有李吉甫所編的《麗則集》。《郡齋讀書誌》卷二○論此書曰：“集《文選》以後至唐開元詞人詩，凡三百二十首，分門編類。貞元中，鄭余慶為序。”④晚唐時期出現了壹部規模極大的唐人選唐詩，也是中國歷史上第壹部尊杜選本，即顧陶編選的《唐詩類選》。《唐詩類選序》中談到了全書的收錄範圍與編撰體例：“始自有唐，迄於近末，凡壹千二百三十二首，分為二十卷，命曰《唐詩類選》。篇題屬興，類之為伍，而條貫不以名位畢崇、年代遠近為意。騷雅綺麗，區別有觀。”⑤全書以類相編，各類之中也不以年代先後為序。
北宋時編撰的類編詩集依然不少，如《郡齋讀書誌》卷二○雲：“《唐宋類詩》二十卷。皇朝僧仁贊序稱羅、唐兩士所編，而不詳其名字。分類編次唐及本朝祥符以前名人詩。”南宋時期類編詩集大盛，出現了題為劉克莊編選的《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是最早的壹種《千家詩》。還有趙孟奎所編的《分門纂類唐歌詩》和宋末元初方回編選的《瀛奎律髓》。
普通類編詩集包納各種題材，但若將某種特定題材的詩歌再進行類編而成集，即是類編專集。如北宋宋綬的《歲時雜詠》及南宋初年蒲積中的《古今歲時雜詠》。《歲時雜詠》在《郡齋讀書誌》中著錄為二十卷，錄詩壹千五百零六首。《古今歲時雜詠》按壹年四季節氣時令編排，如元日、春分、清明、立夏、端午、中秋、重陽、冬至、歲暮等，選錄漢魏至宋時詩歌二千七百零九首⑥，《四庫提要》雲：“古來時令之詩，摘錄編類，莫備於此。”⑦全書前有紹興年間蒲積中所作序，稱此書與《歲時雜詠》的關系是“取其卷目，而擇今世之詩以附之”。二書體例相同。類編專集也有可能以別集的形式出現，如劉辰翁的《須溪四景詩集》，全書分春夏秋冬四門，多以古人四時寫景詩句為題，是為教授其子學詩之需而作的範本。宋代另壹部重要的類編專集是南宋孫紹遠所編題畫詩集《聲畫集》，《四庫提要》雲：“所錄皆唐宋人題畫之句”，“分作二十六門”。清康熙時編大型題畫詩總集《歷代題畫詩》，就沿用了這種方式。地方專集有孔延之編的《會稽掇英總集》。全書將歌詠會稽山水人物的詩文編為二十卷，前十五卷為詩，依題材分為州宅、西園、賀監、山水、寺觀、送別、寄贈、感興、唱和九類，每類又先列律體再列古體，後五卷為文，按文體編排。自《文選》起，類編詩文集都多是詩賦類編而文分體，因為文的外在形態差別較為明顯，實用性也極強，按照用途自然地形成了諸多文體，不需要借助題材分類就可以達到區分的目的。但《文苑英華》因選錄文的數量太多，各體之下又依題材分為若幹子類，是個例外⑧。
唐宋時期的詩歌別集也有壹些采用了類編方式⑨，最早為李嶠《雜詠》，分乾象、坤儀、芳草、嘉樹、靈禽、祥獸、居處、服玩、文物、武器、音樂、玉帛十二部，每部十首詩。另如樊晃在大歷五年至七年間所編的《杜工部小集》，其序雲：“文集六十卷，所於江漢之南……今采其遺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事類，分為六卷。”⑩白居易在江州時，自編詩集***分四類，收諷諭詩壹百五十首，閑適詩壹百首，感傷詩壹百首，雜律詩四百余首，計八百首左右，編為十五卷，其時在元和十年(815)。這是白詩第壹次結集，采用了體裁、題材並行的分類法。
宋人對自己和時人的詩文集較少類編。哲宗元符時宋績臣走訪宣城梅家，從梅堯臣後人手中得到家藏的《梅堯臣全集》，該全集就是按題材而非古律體編排的，然而這種情況極少(11)。但宋人喜好將唐集重新編類，較早者如宋敏求編《李太白集》與《孟東野集》，王欽臣編《韋蘇州集》。《蔡寬夫詩話》雲：“景祐、慶歷後，天下知尚古文，於是李太白、韋蘇州諸人始雜見於世。”(12)宋王二人的編集正符合了時代的需要。《李太白集》先以歌詩、古賦、表、序等分體，詩又分為古風、樂府、歌詠、贈、寄、別、送、酬答、遊宴、登覽、行役、懷古、閑適、懷思、感遇、寫懷、詠物、題詠、雜詠、閨情、哀傷諸類。《韋蘇州集》分類較為簡單，僅賦、雜擬、燕集、寄贈、送別、酬答、逢遇、懷思、行旅、感嘆、登眺、遊覽、雜興、歌行十四類。杜詩在宋代受到了極高尊崇，宋人用力最勤的唐集當然是杜甫集，以《分門集註杜工部詩》為例，全書分月、星、河、雨雪至花、草、竹、木七十二門，“居室”、“紀行”、“述懷”、“時事”、“送別”、“簡寄”各門內容較多，又分上下或上中下。類編杜詩在宋代頗為風行，宋元以後就不多見，明代著名藏書家徐跋《分類杜詩》即雲；“世傳杜詩不下數百本，箋註者十之七，編年者十之二，分類者十之壹。”(13)
南宋人也將北宋的壹些名家詩集重新以類編次。最著名的即是王註蘇詩，書名《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舊題王十朋撰，分七十八類。而宋麻沙本《類編增廣潁濱先生大全文集》即蘇轍詩文集，前六十卷為詩，分目幾近百類，其“四時”類下復分“春”、“夏”、“秋”三子類，“庶官”類下復分“省掖”、“奉使”、“將帥”等九小類，頗為繁復。《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中的詩歌分類更是多至壹百零四門。有時這種分類實在沒有必要，如《類編增廣老蘇先生大全文集》八卷，前兩卷錄古律詩僅四十二首，卻分成了十九門，每門平均還不到三首。
二
從文獻編撰的歷史來看，類編詩文集的產生經歷了壹個漫長的過程。中國古代別集的出現早於總集，《漢書·藝文誌·詩賦略》著錄的《屈原賦二十五篇》、《宋玉賦十六篇》、《枚乘賦九篇》等，即可視之為別集。這些別集雖經劉向等人加工成為定本，但它們應早就編輯成書而不是單篇流傳。《漢書·藝文誌》所錄者均為專體別集，或者收詩，或者收賦，作品數量相對較少，內容也較為單壹。包括諸多文體的別集出現於東漢，《隋書·經籍誌》雲：“別集之名，蓋漢東京所創也。自靈均以降，屬文之誌眾矣，然其誌尚不同，風流殊別。後之君子，欲觀其體勢，而見其心靈，故別聚焉，名之為集。”東漢時期，將壹位作家各種文體的作品匯聚成集已是較為普遍的現象，如《後漢書·列女傳》雲：“（班昭）所著賦、頌、銘、誄、問、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為撰集之。”據《文選·東征賦》註可知此書被稱為《曹大家集》(14)。這些別集自然不會采用類編的形式。
當別集達到壹定數量之後，編纂總集才成為必要和可能。《隋書·經籍誌》雲：“總集者，以建安之後，辭賦轉繁，眾家之集，日以滋廣，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倦，於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蕪，自詩賦而下，各為條貫，合而編之，謂之《流別》。”從《文章流別集》殘存的文字對於詩、賦、七、箴、銘、誄、哀辭、墓誌等文體所作的論述分析可知這是壹部分體的文章總集，但是否類編已不可考。倒是此後梁僧祜所編的《弘明集》采取了近於類編的體例，《弘明集序》雲：
撰古今之明篇，總道俗之雅論，其有刻意剪邪，建言衛法，制無大小，莫不畢采。又前代勝士，書記文述，有益三寶，亦皆編錄，類聚區分，列為十四卷。
全書既非按文體編排，亦非依作者排序，而是根據論辯主題分類。如卷四錄何承天與顏延之圍繞神滅與不滅而寫的論辯文章六篇，卷七收錄四人批駁顧道士“夷夏論”的文章四篇。《弘明集》與《文選》產生的時代大致相同，二書的編選也都經歷了壹個過程，分類方法的形成又非朝夕之事，所以很難說二者是否存在相互影響的關系。但佛教文獻《弘明集》的分類方式和對象都顯得極為特殊，因此真正對後世類編詩文集體例產生重大影響的只能是《文選》。
類編詩文集與類書最大的相通之處是它們都采用了內容分類這種編排方式。分類思想的演進，從側面反映出民族認識水平的發展過程。《周易》中已將事物分門別類，構建起壹個有序的宇宙體系。但最早對事物作出具體劃分的則是字書《爾雅》。《爾雅》全書除前四篇所釋較為抽象之外，余十五篇均釋實物名稱，有宮、器、樂、天、地、丘、山、水、草、木、蟲、魚、鳥、獸、畜等類。後來類書所用分類體系就是《爾雅》分類方法的延伸和發展，該分類體系又進壹步地影響到了類編詩文集。
類書與類編總集起初在選材方面相差甚遠，前者分門錄事，後者則是分類錄詩文。但類書的出現比類編詩文集要早，二者也存在著壹定聯系。漢魏六朝是賦的興盛期，寫賦需廣征博采事實典故，賦可謂類書之前身(15)，六朝人編撰類書時自然會到賦中找尋材料。賦的創作程式性極強，同題之作內容相像。依題逐篇抄錄典故字句成為類書，照錄全篇就是類編賦集了。詩的情況亦與此類似。到初唐歐陽詢的《藝文類聚》，就將這二者結合起來，既抄撮故實，又選錄詩文。《藝文類聚序》雲：
前輩綴集，各杼其意。《流別》、《文選》，專取其文，《皇覽》、《遍略》，直書其事。文義既殊，尋檢難壹。爰詔撰其事且文，棄其浮雜，刪其冗長，金箱玉印，比類相從，號曰《藝文類聚》，凡壹百卷。其有事出於文者，便不破之為事。故事居於前，文列於後。俾夫覽者易為功，作者資其用。(16)
先事後文，這是類書編撰史上的壹個重大突破。傳統類書如《皇覽》是“事出於文”，“破之為事”，這裏卻將成篇的“文”（文章）附於單行的“事”（語匯）之後，相當於傳統類書與類編詩文集的合壹。聞壹多先生對此有極好的論述：
《文選註》，《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初唐某家詩集。
我們便看出了壹首初唐詩在構成程序中的幾個階段……（《初學記》）每壹項題目之下，最初是“敘事”，其次“事對”，最後便是成篇的詩賦或文。其實這三項中減去“事對”，就等於《藝文類聚》，再減去詩賦文便等於《北堂書鈔》。所以我們由《書鈔》看到《初學記》，便看出了壹部類書的類化史。(17)
聞先生所說的“初唐某家詩集”，最妥切的例子莫過於李嶠的《雜詠》了。這是類書發展的高級階段，即作者不再是編撰而是直接創作出壹部示範性的詩體類書，同時也是壹部類編詩集。將《雜詠》與《藝文類聚》、《初學記》的典故和類目作壹對比，就可以充分證實這壹結論(18)。
除卻面貌的相似之外，類書與類編詩文總集往往出現於同樣的文化背景之下，都是封建帝王宣揚文治，“盛世修典”的重要方式，編撰人員也時常壹身二任，因此二者經常是伴生的關系，也經常會對當時的文學風氣產生重要影響。如唐龍朔年間，類編總集有許敬宗等《文館詞林》，類書有許敬宗《累璧》，許敬宗、上官儀等《瑤山玉彩》，秀句集有元兢等《古今詩人秀句》，詩格有上官儀《筆劄華梁》、元兢《詩髓腦》。以類書為資料匯編，以類編詩集與秀句集為創作典範，以詩格為理論指導，創作出的成品即是“糅之以金玉龍鳳，亂之以朱紫青黃，影帶以徇其功，假對以稱其美”的上官體(19)。
宋初也有壹次大型修撰類書的活動。宋初四大書中，《太平禦覽》、《太平廣記》編撰在先，與《文苑英華》修書人員，時間互有交叉，其編撰體例也影響到了《文苑英華》。《文苑英華》與《太平禦覽》的分類體系大致相同，而且其編撰程序是“閱前代文集，撮其精要，以類分之”(20)，這個“類”在“閱前代文集”之前就應該明確下來，否則編書就會變得難以操作，應該也參考了《太平禦覽》的分類方法。
正因為面貌相近，背景相同，作用相當，大型類編詩文總集常被人誤認為類書。尤袤《遂初堂書目》將《文館詞林》、《文苑英華》既列為類書，又歸於總集。胡應麟也將《文苑英華》與《太平禦覽》、《太平廣記》並視為類書(21)。而《藝文類聚》等類書卻反被認為是總集：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二九：“（類書）有數種，如《初學》、《藝文》兼載詩詞，則近於集。”
祁承《淡生堂藏書約·藏書訓略·購書》：“《藝文類聚》之備載詞賦，《合璧事類》之詳引詩文，是皆類而集矣。”
章學誠《校讎通義》二之五：“《藝文類聚》之類，當附集部總集之後。”
其實二者的區別還是很明顯的。《文選》、《文苑英華》這種嚴格意義上的類編總集只錄全篇詩文，原則上不錄散句斷篇，更不錄字詞典故。而類書的範圍卻廣泛得多，既可以收錄典故，也可以節錄或全錄詩文。
三
由於體例有相通之處，類書與類編詩文集在編撰時經常互有取資。類書取材於類編詩文集的情況較為普遍，類編詩文集取材於類書的情況則較少，可見者如題為劉克莊的《分門編類唐宋名賢千家詩》實系南宋書賈令人所為，書中襲錄了類書《錦繡萬花谷》(22)。除卻互相取資之外，類編詩文集也時常被改編成各種類書。唐宋時期，《文選》是世人學習的詩文典範，備受關註。唐代除註本外，也出現了壹些續書、擬書，如孟利貞《續文選》、蔔長福《續文選》、蔔隱之《擬文選》。宋人則喜好將《文選》改編成類書。陸遊《老學庵筆記》卷八曰：“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文選》中此類代稱頗多，如日曰“曜靈”、“靈暉”、“懸影”、“飛轡”、“陽烏”，月曰“素娥”、“望舒”、“玄兔”、“蟾魄”(23)，壹壹去記勢必費時費力，於是產生了專門匯聚《文選》雙字的類書，蘇易簡的《文選雙字類要》。《四庫提要》雲：“是編選《文選》麗藻之語，分類纂輯，其中語出經史偶為漢以來辭賦采用者，亦即以采用，註為出典。”似乎又回到了“事出於文”、“破之為事”的老路，然而卻是壹種更高層次的復歸。又如王若虛《選腴》“以五聲韻編輯《文選》中字”(24)，顯然是為了押韻的方便。
比摘取字詞更進壹步的是摘句，可見文士們竭力從語言的各個層面——字、詞、句、篇全方位地學習《文選》。該類著作以劉攽的《文選類林》最為典型，《四庫提要》論之曰：“編取《文選》字句可供詞賦之用者，分門標目***五百四十九類。”(25)《文苑英華》在宋人心目中是《文選》的續書，壹部分量更大、時代更近的《文選》，真宗景德四年(1007)就曾下詔同時校刻《文選》與《文苑英華》(26)。基於此種認識，高似孫也用編撰《文選句圖》的方法編撰了《文苑英華纂要》。據其序，該書編成於嘉定十六年(1223)，此書有宋刊本，見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稱其為“宋高似孫鈔”，價值在於“撮取《英華》中麗句，可供漁獵者編之”(27)。元人趙彣對其頗為推許：“凡古今名賢，諸作有壹聯壹句至妙者，必博采無遺，予讀之神弛心醉。”(28)可見宋元文士們對此類書籍的偏好。
與《文選》同樣被宋人推尊的還有杜詩，它也被改編成各種類書。《直齋書錄解題》卷壹四雲：“《杜詩六帖》十八卷，建安陳應行季陵撰，用白氏門類，編類杜詩語。”即依《白氏六帖》的類目摘錄杜詩字詞。同類的書還有《八詩六帖》，《四庫提要》雲：“《八詩六帖》二十九卷，舊本題宋王狀元撰，而不著其名，蓋坊賈所為之贗本。八詩者，李杜韓柳歐王蘇黃之詩。六帖者，竊白居易之名也。分類猥瑣，摘句割裂。全書托名王十朋，亦應宋人所為。”
類書最基本的編撰體例有二，即分類與分韻(29)。杜詩被宋人視為用韻的典範，鄭卬《杜少陵詩音義序》雲：“國家追復祖宗成憲，學者以聲律相飭，少陵矩範，尤為時尚。”蔡夢弼《草堂詩箋跋》亦雲：“設科取士，詞賦之余，繼之以詩，詩之命題，主司多取是詩。”(30)與類編杜詩和《杜詩六帖》的情況相似，宋代也出現了韻編杜詩及韻編杜詩類書。韻編杜詩如陳造《韻類詩史》，其自序雲：“予讀子美詩能上口，來房州多暇，創以韻類之，庶便歌誦成書矣。”陳造認為，詩歌創作要想取得高度成就的話，就必須對前人的經典著作熟悉到能夠隨口背誦的程度，他舉例說：
昔龐佑甫問詩法於東萊，東萊問之曰：“子讀子美詩乎？能暗誦矣乎？”“未也。”授以善本。“余方他之，反將語子，請誦此。”既還，則皆上口。東萊遣之，曰：“子自有師矣。”龐自是以詩名。
除了杜詩外，他還精熟宋代優秀詩人的著作，“本朝東坡、黃、陳其正派，予亦韻類坡詩千三百篇，並黃陳詩皆能暗誦”，可惜效果並不明顯，“然詩學終愧古人，又何也？”(31)陳造顯然是走入了學詩的誤區。而韻編這種詩集編撰方式也運用得極少，遠無法與分體、類編、系年三者相比。
韻編類書在宋代並不少見，《郡齋讀書誌》卷壹四就記載了這樣兩部著作：
《押韻》五卷。右皇朝張孟撰。輯六藝、諸子、三史句語，依韻編入。以備舉子試詩賦之用。
《歌詩押韻》五卷。右皇朝楊咨編古今詩人警句，附於韻之下，以備押強韻。
宋人也用同樣方法將杜詩改編為韻編類書，書名《詩史字韻》。魏了翁《古郫徐君詩史字韻序》雲：“徐君乃取《杜少陵詩史》分韻摘句為《字韻》四十卷，其於唱酬，似不為無助矣。”全書摘錄杜詩詩句，以韻相編，以資作詩之用，理學家魏了翁雖受人請托作序，但對此並無好感，“余猶願徐君玩心於六經，如其所篤意於《詩史》，則沈潛乎義理，奮發乎文章，蓋不得如目今所見而已也”(32)。
同類著作影響較大的是《杜詩押韻》，有域外翻刻本。《杜詩押韻》，原名《李杜韓柳押韻》，李呂編，孫覿序，坊刻本稱之為孫覿《杜詩押韻》。此書成於南宋初年，為杜詩韻編類書之最早者，孫覿《押韻序》雲：“李師武得官建康，家居待選次，悉取杜工部、李翰林、韓吏部、柳儀曹四家詩，以《禮部》四聲之次，集而錄之，以類相從，號《李杜韓柳押韻》，凡二十四卷。”李呂也是壹位背誦杜詩的專家，“讀杜子美古律詩十八卷，通念不遺壹字”(33)。比《杜詩押韻》體例更為完備的是《詩宗集韻》，宋裴良甫撰。此書又稱《十二先生詩宗集韻》，錄杜甫、李白、高適、韓愈、柳宗元、孟郊、歐陽修、曾鞏、蘇軾、王安石、黃庭堅、陳師道十二人之詩，唐代宋代各六家，並尊唐宋的意味甚為明顯。全書按《廣韻》韻目排列，先註出韻字的反切，再舉諸家詩句為例。如此字過於生僻，則僅註音釋義而已。
類書與類編詩集的界限本該較為清楚，可實際情形並不是這樣，更況二者間還有壹種過渡類型秀句集。如《瑤山玉彩》是許敬宗、上官儀等人“博采古今文集，摘其英詞麗句，以類相從”所成(34)，應歸於類書之列。元兢的《古今詩人秀句》與之性質相像，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三壹卻將它列入唐人選集。由於將詩集類編和將詩集改編為類書的作法相近，有時甚至出現二者的復合體，如宋代蕭元登的《古今詩材》，《四庫全書》列入類書類，《四庫提要》雲：“是書取唐宋人詩分類編輯，或錄全篇，或割取壹二聯及數句，惟絕句則多全載。有評註，皆雜取諸家詩話，而稍參以己意。”錄全篇詩歌似類編詩集，摘取壹聯或數句又有些像秀句集或句圖；采諸家詩話並加入個人之見，則多少又近於類編詩話，如阮閱《詩話總龜》壹類。同樣的例子還有《全芳備祖》，每壹種花名之下先是“事實祖”抄錄典故，再是“賦詠祖”依詩體收錄詩歌全篇及散句、散聯，最後是“樂府祖”收錄詞。全書仿佛類書、類編詩集、類編詩歌秀句集、類編詞集四者的統壹體。由此可見類編書籍的各種形式的內在相通之處。
從文獻保存的角度來講，類編並不是壹種好的方式。面對豐富多彩的文學創作特別是詩歌創作，無論多麽完備的分類都有削足適履之弊，而且分類本身也會變得繁瑣不堪。但就詩歌學習或者說模仿的實用角度而言，類編詩文集查找方便，易於檢尋，又自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從某種意義上說，類編詩文集是類書與普通詩文集之間的壹種過渡形態，它仍然是詩文集，卻在壹定程度上起著類書的作用。而當類編詩文集還不能滿足學習需要的時候，人們又會將其進壹步地改編成各種類書。
類編詩文集對於文學創作的作用不僅限於簡單地提供材料和範本。作為古人對於文學作品特別是詩歌進行主題學研究的初步成果，將相同題材的詩作依次排列，有助於學詩者辨析異同(35)，更好地了解詩歌的深層意蘊與演變規律，明了作者為文之用心(36)，從而“以故為新”甚至推陳出新。《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六中載：“子美《九日藍田崔氏莊》雲：‘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王摩詰《九日憶東山兄弟》雲：‘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壹人。’朱放《九日與楊凝崔淑期登江上山有故不往》雲：‘那得更將頭上發，學他年少插茱萸。’此三人，類各有所感而作，用事則壹，命意不同。後人用此為九日詩，自當隨事分別用之，方得為善用故實也。”胡仔所言三詩俱可見於《古今歲時雜詠》“重陽”壹門中，學詩者倘熟悉此類書籍自然對“善用故實”大有裨益。可見詩集依題材分類的編撰方法與宋人所言的“點鐵成金”、“奪胎換骨”的詩歌創作方法有著壹定的內在相通之處，都是繼承前代詩歌遺產的壹種積極手段。宋代類編詩文集的繁盛，與宋代詩學觀念之間存在著某種深層聯系。
註釋：
①關於《文選》文體分類的多少，有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種三說，詳見穆克宏《〈昭明文選〉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107頁。此據傅剛所論三十九種之說，見其《〈昭明文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192頁。
②據曹道衡《試論〈文選〉對作家順序的編排》，《文學遺產》2003年第2期。
③據徐規《王禹偁事跡著作編年》，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193-194頁。
④《郡齋讀書誌校證》，宋晁公武撰，孫猛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⑤《文苑英華》卷七壹四，宋李昉等編，中華書局1966年版。
⑥《古今歲時雜詠》，宋蒲積中編，徐敏霞校點，新世紀萬有文庫本，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這個數字是校點者以四庫本和明抄本合並後去其重復統計的，見書中的《本書說明》。
⑦《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清紀昀等編，中華書局1965年版。下引此書均簡稱《四庫提要》。
⑧另壹個例外是《類編增廣潁濱先生大全文集》，“詩文皆以類分”，見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壹三。
⑨萬曼《唐集敘錄·韋蘇州集》雲：“大抵唐人詩集率不分體，也不分類。”（中華書局1966年版，第87頁）萬曼先生是著名的唐集版本專家，《唐集敘錄》壹書考訂頗精，但這個結論是片面的。
⑩引自《杜詩詳註·附編》，《杜詩詳註》，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237頁。
(11)參看王嵐《宋人文集編刻流傳叢考》，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頁。
(12)引自《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二，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第145頁。
(13)《紅雨樓序跋》卷壹，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頁。
(14)此段論述參看徐有富《先唐別集考述》，《文學遺產》2003年第4期。
(15)《隨園詩話》卷壹雲：“古無類書，無誌書，又無字匯，故《三都》、《兩京》賦，言木則若幹，言鳥則若幹，必待搜輯群書，廣采風土，然後成文。果能才藻富艷，便傾動壹時。洛陽所以紙貴者，直是家置壹本，當類書、郡誌讀耳。”（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頁）
(16)《藝文類聚》，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
(17)聞壹多《類書與詩》，《唐詩雜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頁。
(18)葛曉音《創作範式的提倡和初盛唐詩的普及——從〈李嶠百詠〉談起》（《文學遺產》1995年第6期）壹文從“編排”、“用典”兩個方面證明李嶠《雜詠》是“壹部以詩體撰寫的‘作詩入門’的類書”，所論極是。
(19)唐楊炯《王勃集序》，《楊盈川集》卷三，四部叢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