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典籍浩如煙海，源遠流長。《漢書·藝文誌序》說：“《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書》所起遠矣。”漢朝人認為，伏羲時有龍馬出於黃河，身有紋路，伏羲照樣描畫下來而成八卦。夏禹時有神龜出於洛水，背有文字，大禹據此演為《洪範》，所以《洪範》也稱《洛書》。以“河圖”、“洛書”來解說典籍的起源，只是古人的壹種傳說。
關於我國最早的典籍，還有三皇五帝時代的“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說。《左傳·昭公十二年》曰：“楚子狩於州來，左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這段文字記載楚王誇獎倚相，說他是個有學問的史官，能讀懂三墳等遠古的典籍。西漢孔安國《尚書序》曾解釋說，《三墳》是伏羲、神農、黃帝三皇的典籍，“言大道也”；《五典》是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五帝的典籍，“言常道也”；《八索》是八卦書；《九丘》是九州誌書。但孔安國並未說他見過這幾種書，記錄西漢時典籍的《漢書·藝文誌》中也無這些典籍的記載。流傳至今的古籍中，雖然也有名為《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的典籍，但早已被考定為偽造之書。至於我國遠古的“三皇五帝”時代，目前文獻考證及考古發掘還不能證明其真實存在，“三皇五帝”時代只是關於我國原始社會軍事部落制度的傳說。因此，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作為我國典籍之始也是不可信的。這種傳說只不過反映了我國典籍產生的久遠而已。
我國典籍的產生是古代社會文明發展的產物。典籍並非某位聖賢的獨創，更不是天賜神書，而是古代先民在長期生產實踐和社會實踐中所創造的，它的產生是壹個過程。由於遠古文明初創，記載缺乏，這壹過程的具體史實尚不清晰，因此，探尋我國典籍產生的軌跡，還有待於對各種文獻記載和考古發掘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