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生活在晉宋易代之際十分復雜的政治環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晉朝的大司馬；祖父做過太守，父親大概官職更低壹些而且在陶淵明幼年就去世了。在重視門閥的社會裏，陶家的地位無法與王、謝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於寒門。陶侃出身寒微，被譏為“小人”，又被視為有篡位野心之人。可以想見，他的後人在政治上的處境是相當尷尬的。
陶淵明在柴桑的農村裏度過少年時代，“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其壹），“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飲酒》其十六），便是那時生活的寫照。他常說因家貧而不得不出仕謀生，這固然是實情，但也不能排除壹般士人具有的那種想要建功立業的動機。“猛誌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其五）就透露了這壹消息。陶淵明29歲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辭職。後來江州召為主簿，他未就任。
晉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淵明到江陵，入荊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當時桓玄掌握著長江中上遊的軍政大權，野心勃勃圖謀篡晉。陶淵明便又產生了歸隱的想法，在隆安五年（401）所寫的《辛醜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中說：“詩書敦素好，林園無世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尋陽居喪了。此後政局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安帝元興元年（402），桓玄以討尚書令司馬元顯為名，舉兵東下攻入京師。元興二年（403）桓玄篡位，改國號曰楚。元興三年（404）劉裕起兵討伐桓玄，入建康，任鎮軍將軍，掌握了國家大權，給晉王朝帶來壹線希望。於是陶淵明又出任鎮軍將軍劉裕的參軍，在赴任途中寫了《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他的心情矛盾，壹方面覺得時機到來了，希望有所作為：“時來茍冥會，婉轡憩通衢。”另壹方面又眷戀著田園的生活：“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這時劉裕正集中力量討伐桓玄及其殘餘勢力，陶淵明在劉裕幕中恐難有所作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義熙元年（405），他便改任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的參軍。這年八月又請求改任彭澤縣令，在官八十餘日，十壹月就辭官歸隱了。這次辭去縣令的直接原因，據《宋書》本傳記載：“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鬥米折腰向鄉裏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而他辭官時所作的《歸去來兮辭》說出了更深刻的原因：“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陶淵明徹底覺悟到世俗與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違背的，他不能改變本性以適應世俗，再加上對政局的失望，於是堅決地辭官隱居了。
辭彭澤令，是陶淵明壹生前後兩期的分界線。此前，他不斷在官僚與隱士這兩種社會角色中做選擇，隱居時想出仕，出仕時要歸隱，心情很矛盾。此後他堅定了隱居的決心，壹直過著隱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靜：“日月擲人去，有誌不獲騁。念此懷悲淒，終曉不能靜。”（《雜詩》其二）他在詩裏壹再描寫隱居的快樂，表示隱居的決心，如“且***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飲酒》其九）； “托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飲酒》其四）。這固然是他真實的感受，但也可以視為他堅定自己決心的壹種方法。在後期他並非沒有再度出仕的機會，但是他拒絕了。晉朝末年曾征他為著作佐郎，不就。劉裕篡晉建立宋朝，他更厭倦了政治，在《述酒》詩裏隱晦地表達了他對此事的想法。到了晚年他貧病交加， “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誌不及也。’道濟饋以粱肉，麾而去之。”（蕭統《陶淵明傳》）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前寫了壹篇《自祭文》，文章最後說：“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這成為他的絕筆。死後，朋友們給他以謚號曰“靖節先生”。他的好友顏延之為他寫了誄文，這篇誄文是研究陶淵明的重要資料。《宋書》、《晉書》、《南史》都有他的傳記。
陶淵明的作品，在他生前流傳不廣。（梁）蕭統加以搜集整理，編了《陶淵明集》，並為之寫序、作傳。蕭統所編陶集雖然已經佚失，但此後的陶集，如已佚的北齊陽休之本、北宋宋庠本、北宋僧思悅本，以及今存的壹些宋代刻本：如汲古閣藏十卷本、曾集刻本，都是在此基礎上重編而成的。陶淵明的作品今存詩121首，賦、文、贊、述等12篇，另有壹些作品的真偽還不能肯定。
陶淵明熟諳儒家學說，詩文中引用儒家經典很多，僅《論語》就有37處。他有儒家的入世精神，也像儒家那樣重視個人的道德修養，但不拘守儒家經典的章句，顯得通脫而不拘泥。他說：“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 （《五柳先生傳》）這與漢儒的態度很不相同。他贊揚孔子，但又有點將孔子道家化的傾向。他深受老莊思想的影響，在詩文中有70篇用了《老》、《莊》的典故，***77處之多；魏晉玄學對他也有影響。但人並不沈溺於老莊和玄談，他是壹個很實際的、腳踏實地的人，做縣吏就有勸農之舉，做隱士又堅持力耕，與虛談廢務浮文妨要的玄學家很不同。他住在廬山腳下，距離慧遠的東林寺很近，他的朋友劉遺民與慧遠關系密切；陶淵明的詩中偶爾也可見到類似佛教的詞語，但他決非佛教徒，並且與慧遠保持著距離。佛教是對人生的壹種參悟，陶淵明參悟人生而與佛教暗合的情形是有的，但他是從現實的人生中尋找樂趣，不相信來世，這與佛教迥異。在不懼怕死亡這壹點上，他和壹些高僧雖然近似，但思想底蘊仍有很大的差異。他是抱著“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形影神》）的態度對等死亡，與佛教之間向往極樂世界大相徑庭。他所思考的都是有關宇宙、歷史、人生的重大問題，如什麽才是真實的？歷史上的賢良為什麽往往沒有好的結果？人生的價值何在？怎樣的生活才完美？如何對待死亡？等等。他的思想既融會了儒道兩家的思想，又來自個人的生活實踐，具有獨特的視點、方式和結論；而思考的結論又付諸實踐身體力行。
安貧樂道與崇尚自然，是陶淵明思考人生得出的兩個主要結論，也是他人生的兩大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