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我就喜歡瞎折騰。家裏凡小手能夠到的白墻上，盡是我的塗鴉。窗戶呢，夠不到，也要站在桌椅上，給每壹個窗格都貼上剪紙。
不久，我在書裏發現了壹個慈眉善目、留著山羊胡子的老爺爺，他比我還喜歡“瞎折騰”。他就是豐子愷先生。
豐先生家，有壹只神奇的掛鐘。據說豐先生嫌它太古板了，把它拆了，用顏料把鐘面塗成了天藍色，再畫上壹叢綠柳，又剪了兩只黑色的小燕子，糊在長短針的針頭上。這壹來，掛鐘不僅仍能報時，在沒有動畫片的年代，還成了壹幅動態的雙燕逐柳圖。 多有趣的老爺爺！
我壹直渴望擁有壹只豐先生家的鐘。打那以後，我總是琢磨著家裏什麽東西可以讓我也動手“改造改造”。比如，用勺子挖紅蘿蔔，挖成無數彎彎的薄片，沿著碗壁，堆成花瓣狀。又央求媽媽切幾顆橘皮粒，做花蕊。我獨創的“蘿蔔牡丹”上桌了。
這當然不過癮，要知道豐子愷先生可是連自己的房間都當作藝術品布置呢。他以座位為中心，書架、臉盆、火爐都是配飾，力圖整齊和諧，壹個月內挪動數次，樂此不疲。
讀到研究生了，我還是那麽喜歡“瞎折騰”。買了許多動物N次貼，在書上貼滿標簽，否則坐在古籍部裏校對版本是多麽枯燥呀。背包旅行路上，只買最便宜的空白明信片，畫上手繪路線圖，日進壹程，連成旅行日記。
小時候想要壹個豐子愷壹樣的老爺爺做玩伴，長大後，我更羨慕豐先生把生活中的壹切都變得妙趣橫生的能力。壹個婦人抱著小孩看花，兩個友人系了馬在酒樓喝酒，都是再平常不過的生活場景，沒有大悲喜，也不上色，在他筆下都有壹種說不出的情味。
這種能力，即使在苦難中也沒有變過。抗戰期間，豐子愷壹家逃難到了重慶。他的幾個朋友去看望他，卻見到院子裏壹群孩子正忙著搓泥巴，豐子愷負責把孩子們搓好的泥巴切成小方塊。見有客人，豐子愷洗了手笑著說：“我們在做麻將牌，這裏物資缺乏，孩子們喜歡玩麻將，我們就自己動手做。”
他曾問孩子最喜歡什麽事，孩子說“逃難”。再問什麽是“逃難”，孩子說：“就是爸爸、媽媽、寶姊姊、軟軟……娘姨，大家坐汽車，去看大輪船。”原來，豐子愷正是從孩子們那裏得到了啟示，發現了壹個與成人世界截然不同的天然世界。
當孩子們漸漸長大懂事，豐子愷這位“頑童爸爸”壹面為孩子們的獨立感到高興，壹面又為孩子憂慮，擔心他們告別童年，進入成人世界後，不再有小時候的率真、勇敢。
看到身邊90後、零零後的孩子們，剛上幼兒園就被父母逼著學英語、學特長，我慶幸自己能在豐子愷的筆下找到童年嬉鬧的影子：拿蒲扇當腳踏車，和草木蟲魚玩到天黑。
而今，壹個叫“父母皆禍害”的網絡小組，專門吐槽與父母的鬥智鬥勇。要是豐先生知道了，該有多傷心呀！也許，不是不懂事的孩子多了，而是像豐先生這樣站在孩子的立場想問題的父母少了。
俞平伯評價豐子愷的漫畫“如壹片片落英，都含蓄著人間的情味”。正因活在“有情世界”中，豐先生才那麽喜歡“折騰”，在平凡中發現美，在平淡裏體味真，在苦難裏感受趣。就像他在《山水間的生活》中所寫:“我往往覺得山水間的生活,因為需要不便而菜根更香、豆腐更肥”、“因為寂寥而鄰人更親”。
而我開始懂得平淡裏的真味，卻是因為父親的病。高三那年，父親病倒了，母親日夜守候在醫院，我則沈默地孤軍奮戰著。腎炎忌口，特別是忌鹽。起初，寡淡無味的飯菜讓我難以下咽，家中常年彌散著中藥的味道。
日子漸漸好轉起來，我反倒愛上白米飯裏稻谷的真香了。這是我很少言及的苦。因為，在這苦裏，有幸福，有歡笑，有愛。家雖小，可三個人彼此相愛，生活並沒有缺少了什麽。就和豐子愷先生的泥巴麻將壹樣嘛。
再去看豐子愷，感受到的便不再只有童真童趣，那畫裏分明有壹種悲憫滄桑的情懷。便明白，豐子愷先生的平淡並非寡味，也非閑散。
他恰恰是懂得濃烈的，他曾撰文討論為什麽紅色配綠色，反而會顯得飽滿、圓潤。他恰恰是關心時事的，反映百姓疾苦和抗日的作品俯拾即是。他恰恰是最會洞察人情世故的，針砭時弊，不動聲色卻入木三分。
這精神，來自孩童，也來自佛教。他曾說：“近來我的心為四事所占據了：天上的神明與星辰，人間的藝術與兒童。”被竊走至今未歸的《護生畫集》更是豐子愷生前最喜歡的畫集，童心未泯，萬物有靈。
如今，迷茫無奈時，翻開豐子愷畫集，會感到自己仍活在“有情世界”裏。順境之中，豐先生又像壹陣涼夜清風，不至沖昏頭腦。豐先生教我們，這世界有愛，有惡，有喜，有悲，最重要的是如何在喧囂中“護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