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陽國誌》原作《華陽國記》。“華陽”壹名，最早見於《尚書·禹貢》：“華陽黑水為梁州。”意思是說梁州東至華山之陽，西至黑水之濱。常璩在《華陽國誌·序誌》中說：“唯有天漢，鑒亦有光。實司群望，表我華陽。”且註釋說將漢水作為華陽地區的標誌。《華陽國誌》所記地區為《禹貢》九州之梁州，其地因在華山之陽、漢水之南而得名為“華陽”。它記載了公元四世紀中葉以前，今四川、重慶、雲南、貴州三省以及甘肅、陜西、湖北部分地區的歷史、地理。此書體制完備，內容豐富，考證翔實，史料可靠，是研究古代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數民族史以及蜀漢、成漢史的重要史料。
《華陽國誌》全書十二卷，約十壹萬字。全書內容，大體由三部分組成：壹至四卷主要記載巴、蜀、漢中、南中各郡的歷史、地理，其中也記載了這壹地區的政治史、民族史、軍事史等，但以記地理為主，其類似於“正史”中的地理誌；五至九卷以編年體的形式記述了西漢末年到東晉初年割據巴蜀的公孫述、劉焉劉璋父子、劉備劉禪父子和李氏成漢四個割據政權以及西晉統壹時期的歷史，這壹部分略似“正史”中的本紀；十至十二卷記載了梁、益、寧三州從西漢到東晉初年的“賢士列女”，這部分相當於“正史”中的列傳。劉琳在《華陽國誌校註·前言》裏指出：“從內容來說，是歷史、地理、人物三結合；從體裁來說，是地理誌、編年史、人物傳三結合。”常璩將歷史、地理、政治、人物、民族、經濟、人文等綜合在壹部書中，這點無論是從體例上還是內容上，都具備了方誌的性質，但又明顯區別於傳統方誌只偏重於記載某壹地區的特點，這種區別，正是常璩之《華陽國誌》在中國方誌史上的壹個偉大創舉，也是《華陽國誌》千百年來能挺拔於方誌之林並成為方誌之鼻祖的主要原因之壹。
《華陽國誌》自成書以來，受到歷代學者的高度評價和推崇。唐代著名史評家劉知幾在《史通·雜述》中說：“郡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族。施於本國，頗得流行；至於他方，罕聞愛異。其如常璩之詳審……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者，蓋無幾焉。”北宋學者呂大防在《華陽國誌·序》中也說：“蜀記之可觀，未有過於此者。”徐廣的《晉記》，範曄的《後漢書》，裴松之的《三國誌註》，劉昭的《續漢誌註》，李膺的《益州記》，酈道元的《水經註》，賈思勰的《齊民要術》，唐初修的《晉書》以及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等，都大量取材於《華陽國誌》。當代人對於古代西南的研究，都把《華陽國誌》作為重要的史料。尤其是攥寫四川、重慶、雲南、貴州等地方的史誌，更是離不開《華陽國誌》。
綜上所述，鑒於《華陽國誌》在研究古代西南史方面可提供重要的史料價值，以及後人因研究此書產生了大量研究成果。而這些研究成果，得益於《華陽國誌》中關於古代西南地區政治、經濟、歷史、地理、物產資源、生態、民族、文化等多方面的記載，其成果對於今人研究西南社會發展、探究西南經濟發展規律等諸多研究領域提供了歷史依據和參考價值。 從前的目錄書，或者把它列為霸史，或者把它列為偽史，也有歸入別名或雜史的。但是從來沒有人把它列入地方誌。根據它敘述古代雲南、貴州、四川、重慶三省壹市的歷史地理情況來看，作為地方誌比較合理。
國內學人對《華陽國誌》的研究，相當長壹段時間裏，只是停留在史料的引用上。從20世紀初至1979年，對《華陽國誌》的研究比較緩慢，因為《華陽國誌》自問世至20世紀前的壹千六百多年間，竟未出現過壹本註釋，也沒有出現過壹部整理研究的專著。也就是說，對《華陽國誌》的研究，確切地說是從20世紀開始的，但是前80年的研究速度相對緩慢，而這壹時期的研究成果也不多。
這壹時期，有代表性的有著名學者朱士嘉對《華陽國誌》版本的研究論文《華陽國誌版本考略》，有著名學者顧頡剛寫於40年代的《<蜀王本紀>與<華陽國誌>所記蜀國事》，有姚思廉《<華陽國誌><晉書·地理誌>互勘》等等。而這壹時期，對《華陽國誌》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當數著名歷史地理學家、民族史學家任乃強先生，他著手搜集資料並對《華陽國誌》進行校勘、標點、考證、註釋、輯佚等壹系列工作，並於1961年就完成了初稿。
據《華陽國誌校補圖註·跋》記載，十年浩劫中，其初稿第壹、二稿分別留在川大歷史系、川大圖書館。此初稿曾先後經馮漢驥、蒙文通、徐中舒，劉運壽、呂子方各位著名學者的審閱，第三稿經過張秀熟先生的批註。真正對《華陽國誌》的研究和整理取得豐碩成果是從1980年到20世紀末的這20年間，尤其是1984年和1987年，由巴蜀書社出版的劉琳之《華陽國誌校註》和上海古籍出版出版的任乃強之《華陽國誌校補圖註》，兩部專著相繼問世，成為《華陽國誌》整理研究工作繁榮興盛的標誌。
特別是《華陽國誌校補圖註》，1991年榮獲全國首屆古籍整理壹等獎，1993年又榮獲全國首屆國家圖書獎。另外還是在1985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劉重來之《常璩與<華陽國誌>》。進入21世紀，對《華陽國誌》整理和研究的專著有2007年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由汪啟銘、趙靜合著的《華陽國誌譯註》以及2008年巴蜀書社出版的由劉重來、徐適端主編的《<華陽國誌>研究》，並出現了大量與《華陽國誌》有關的學術論文。除此之外，另有大量碩士生論文以《華陽國誌》為題材，不乏見解獨到、頗見功力之作 。
《華陽國誌珍本匯刊》第壹次將《華陽國誌》歷代重要版本以及輯佚、校勘成果加以匯編，並以影印的方式出版，這既便於保存各種珍貴的版本，又有利於今人和後人能夠參校各個版本作進壹步研究，因而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和研究價值。書末附有《百年<華陽國誌>研究論著目錄》，將百年來國內外學者研究《華陽國誌》論著成果目錄按照壹定的體例加以編排，為研究者提供方便。該叢書由李勇先、高誌剛主編，李勇先撰寫《前言》，高誌剛作《序》，2014年12月成都時代出版隆重出版 。 《尚書·禹貢》稱華陽黑水為梁州，所以這部書名為《華陽國誌》。這部書敘述蜀漢史實較陳壽《三國誌》為詳。如諸葛亮平定南中，《三國誌·蜀誌》僅寥寥數語，而《華陽國誌》卻有長篇論述。晉代蜀中史事也較他書為詳。南朝宋範曄撰《後漢書》，對西南地區史多取材於它。可以這樣認為，他是研究古代西南各族人民歷史、地理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文獻。
根據文獻記載，宋神宗元豐三年（1080年），呂大防在成都做官時，曾經刊刻過這部書。呂氏刻本現在已經看不到了。他為這書寫的序現在還保存下來。南宋李（旡土）在寧宗嘉泰四年（1204年）又刻此書於丹棱，通常稱為嘉泰本。明清以來刊印《華陽國誌》都用這個本子為祖本。但是李（旡土）這個本子的原刊本流傳不廣，明朝錢叔寶曾經抄寫過它，《四部叢刊》曾影印流傳。清朝順治年間，馮舒又抄錄過這個本子，後來為校勘學家顧廣圻所得，並加以讎校，孫星衍曾經倡議刊印。當時四川人廖寅表示願意刻印這本書。因為他是蜀人，便讓他刻了，這就是嘉慶十八年（1813年）的題襟館本。《四部備要》就是用這個本子排印。上世紀初成都誌古堂還翻刻過這個本子。 《華陽國誌》屬於史誌類著作，其文字典雅古樸，很少僻字和生僻用語。但時代綿遠，傳抄刻寫，出現了壹些錯訛，今天人們讀它，文字障礙也是壹個難點。
《華陽國誌》，壹作《華陽國記》①， 《水經註》賂稱《華m記》②。是書十二卷．晉常璩撰，是我國現存最早的最完整的壹部地方誌。
此書記載地域範圍為東晉梁、益、寧三州，當今四川、雲南、貴州、重慶三省壹市及陜西、甘肅、湖北三省部分地區。書稱“華陽”者，東晉梁、益、寧三州屆牧《禹貢》梁州之域，謂“華陽照水惟梁州”，當為濫觴。又是“K《蜀誌》雲： “蜀之為邦，天文撲洛輝其上，地理順、嚼鐵其娩五嶽則華山表其閑”。又白： “其地東接於巴，南接於越，北與秦分， 西奄峨、餵，地稱大府，原日華閉。”此可見，華陽因取義丁自然地形，以地居華山之陽得名③，亦即以即《華陽國誌》名目之來歷。
作者常璩，字道將，紛郡江原縣(今四川崇州市北)人，生卒不祥。成漢李勢時官至散騎常侍，掌若佩人稱“蜀史”。此職使其得以接觸大量文獻，進行廣泛實地調查之便，為編纂是書提供了條件。東晉永和三年(347)，桓溫伐蜀，常瓊勸李勢降④，後任桓溫參軍。晚年或可在建康不得誌，於《華陽國誌》中每每借題發揮，牢騷溢於言表。掀今人劉琳氏考派此書成書年代當在東晉司馬耽永和四年至十年(348—355)之間①。常躥若述陳是書外，尚有《漢之書》筆 多記成漢民但傳下來的難《華陽國誌》而已。
《華陽國誌》十二卷，本文約十壹萬字。其卷次為：第壹巴誌，第二漢今誌(以J：梁州>，第三蜀誌(益州)，第四角中誌(寧州)，第五公孫述劉二牧誌，第六劉先主誌，第七劉後主誌，第八大同誌(記漢晉平蜀之後事)，第九李特雄期壽勢誌，第十光賢士女總贊(晉前人物)，第十壹後賢誌(晉代人物)，第十二序誌並益、梁、寧三州光後以來士女目錄。是書記事範圍，從時間上說，姑於開辟，終於晉水和三年；從地域況為梁、益、寧三州三十三郡壹百八十縣。全書包括三部分：壹至四備寫歷史、地理，以地理為主，類似正史中的地理誌；五至九卷，以編年體的形式叔述公孫述、劉焉劉璋父子、蜀漢、成漢割據政權以及西晉統壹時期的歷史，略似正史中的本紀，十至十二卷，記載自西漢迄東晉初年的“賢士貞女”，相當正史中的列傳。這種寫法，劉琳光生概括為，“從內容來說，是歷史、地理、人物三結合，從體裁來況是地理誌、編年史、人物傳的三結合。”③這是符合是書實際情況的。然而歸根結帶，《華陽國誌》是壹部方誌。
我國始有方誌之依可溯之於先秦以因為主以文為輔的“土地之固”。漢魏六朝以後，以圖文並重之圖經體方誌，抑或離開圖的載言紀事的方誌，應運而興。先於《華陽國誌》的各類方誌已經很久僅見於文獻記載的即達上百種，可惜或早已亡仇或只能片斷地散見於他化唯獨《華陽國誌》轉輾鈔璣挺拔於方誌之林，成為今日傳世的最早最完整的壹部方誌。此當非屬偶然，應歸於它的史料價值和所獨具之編祭特色。從歷史地理價值氮前四卷是全書的精電正如劉琳先生所歸納的，記載著各州的歷史，郡縣的沿革，治城的所在，著名的山川，重要的道隊壹方的物產，各地的風俗，主要的民族，名宦的政築各縣的大姓，等等。所有這色為研究我國古代西南邊疆地理、政治史、經濟史、民族文提供了寶貴的史料。特別是：在古代西南地理方面有補於《漢書·地理誌》、《後漢書·郡國誌》、《晉書·地理誌》；在政治史方面，有補於《三國誌》，在經濟史方面，有補於《史記．河渠書》、《漢書．溝砌誌》，以及《史記．平準書》、《漢書·食貨誌》、《史記·貨殖列傳》和《漢書·貸殖傳》在民族史方面它對於西南三十幾個少數民族和部落特別是其中主要者的歷史及其同漢族、中央政府的拄還關系所作記載，比史、漢等。《西南夷列傳》詳盡得多，更有許多為正史所缺失。上述足見此書博大精深，史料價值是很高的。它的內容上的三結合和體裁上的三結知對後世地誌從唐宋時期的《元和郡縣誌》、《太平寰宇記》直至元明清時期的《壹統誌》和各地方各類方誌，似乎都不無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編纂特點大凡有五：
第壹，是書內容上的歷史、地理、人物的三結合，體裁上的地理誌、編年史、人物傳三結合，這是方誌史上的壹個創舉。它比較前此壹般方誌小歷史、地理、人物分離， 各執其壹，只能反映地方史地的—個側面來此是壹種更完備納全新的方誌體裁。其實，這種寫法正是編纂正史的基本要求。作者當是以正史《史》、《漢》為難修誌，既充分發揮了方誌記載地方的優執也儉達到了不亞於正史的史料價值。
第二，此書是專門記載包括幾十種少數民族的西南邊疆地區的方誌。從時間說，包括了晉以前上千年歷史；從地域範圍說，包括了雲、貴、川、渝和陜、甘、鄂部分地區。從時間範疇抑或空間範疇氰它都是非常博大豐富的，這在我國方誌史上不僅是空前的，後世亦屬鮮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