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9月姜鵬開始隨朱維錚先生治學，成為當時朱維錚先生門下年齡最小的弟子。
而就在那時朱維錚先生在時隔十數年後，首度重新開設“中國經學史”的課程，朱先生這門課有個習慣，每次都預先布置下堂課的主題，並要兩名學生在他開講前做讀書報告。
姜鵬這個新兵便光榮的在第三堂課就要做讀書報告。
而不巧的是那時候姜鵬當時正中了“秋毒”患上帶狀皰疹。
於是便忍著疼痛寫了壹篇《孔子與儒的角色轉變》。
雖說朱維錚先生在前壹堂課中已然說過，甲骨文中沒有“儒”字，但姜鵬考察了可靠資料，發現甲骨文中已經識別出“儒”字。
於是這個小牛犢便在課堂上向學術界泰鬥朱維錚教授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了並提供了可考察的資料。
姜鵬講完自己的意見後，朱維錚先生非常高興，認為姜鵬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資料，並且改變了他的看法。
事後先生還用這些材料寫了篇《難說的說儒公案》，發表在《文匯讀書周報》上。
同時姜鵬因為這件事給朱維錚教授以及師兄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姜鵬年紀輕輕的便有機會同師兄們參與朱維錚教授主持編校的書籍《利瑪竇中文著譯集》
2012年偶然的機會，百家講壇的編導看到姜鵬的壹些關於上海青年讀書活動的公益性講座後，便邀請姜鵬參加百家講壇這樣壹個能發表自己獨特見解的平臺上來，於是便有了百家講壇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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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我們也發現王立群先生以前在百家講壇講《史記》的時候也石也讀“shí”，也曾遭受質疑。
看來這個問題並不簡單。
隨後部分網友指出《古漢語常用字字典》（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4版），其中“石”字沒有“dàn”的讀音；壹本《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5版），其中“石”字“dàn”的讀音後括號中有壹段說明：“在古書中讀shí，如二千石、萬石等。”
姜鵬
據了解北京師範大學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院副教授、歷史小說家史傑鵬先生表示，“石”和“擔”的情況屬於同義換讀，把“石”讀作“擔”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因為“壹石”和“壹擔”的分量相同，因此產生換讀。
宋代以後，把“石”讀為“擔”日趨普遍，但也只限於民間，“石”的“dàn”這個音，在《康熙字典》中也不見載，可見這個字的俗讀當時並沒有得到官方承認。
史傑鵬為此專門在《文匯報》文匯學人版發表了文章《“二千石”之“石”究竟怎麽讀》來闡述這個問題。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副教授郭永秉先生認為，漢代的“二千石”肯定不能讀“dàn”音，當時還沒有這個讀音。
[2]
朱維錚病危那幾天，姜鵬反思，“自己這幾年就像個貪玩的孩子，耽於藝文，忘乎大道。
總以為有先生在，不用自己操心。
”在最後的日子裏，朱維錚用整整兩個晚上和姜鵬長談。
姜鵬曾對人說。
他承認先生批評他在“百家講壇”上做《漢武帝的三張面孔》節目，告誡還是要把根基牢牢紮在學術上。
這些年來，大家從這個節目中了解歷史，也把歷史變成了消費文化的壹部分。
學者明星化，泛濫成災的歷史劇，使歷史成了娛樂場。
這和史學家守護的原則勢同水火，朱維錚難容對歷史的輕佻，直言：“於丹不知《論語》為何物”。
“那些粉絲中了毒，像喝了毒奶粉壹樣。
”[3]
在“百家講壇”主講並創作《兩宋風雲》的袁騰飛被爆不少片段有抄襲小說《柔福帝姬》的嫌疑。
針對袁騰飛回應“如有雷同，純屬巧合”，復旦大學歷史系講師、宋史專家姜鵬表示，作為教師、講史人，應該有起碼的道德自律和學術真誠，他的回應完全看不出這壹點。
姜鵬說，“學術界有個標準，在相同主題情況下，如果連續13個字符與其他作品相同，則視為抄襲。
”而袁騰飛抄襲作者原創作品的情節，更是對作者創意的抄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