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兩國壹衣帶水。自古以來，日本接受中國漢字、儒學、佛教、科技和生產工藝的影響，其社會發展與中國密切相關。以儒學為主體的中國文化，是日本接受中國影響的重要方面。
5世紀：儒學傳入，加速日本文明進程
公元5世紀，中國儒學東傳日本。據成書於公元720年的日本第壹部正史《日本書紀》記載，應神天皇15年(公 元405年)百濟博士王仁應邀到達日本，帶去10卷《論語》和壹卷《千字文》。712年的《古事記》也有類似的記載。 這是中國儒學傳入日本的最早記錄。此後，中國儒學在日本逐漸傳播，對其政治、法律、文學、哲學、宗教及藝術等產生廣泛 而深刻的影響，加速了日本的文明進程。
進入7世紀，儒學在日本進壹步傳播，並開始浸入社會意識形態領域。這與當時的社會變革形勢密切相關。自6世紀 後半期起，以部民制為特征的奴隸制行將崩潰，即將誕生的封建社會在意識形態上需要理論指導。攝政的聖德太子603年制 定“冠位十二階”，用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禮、小禮、大信、小信、大義、小義、大智、小智來表示官吏等級的高低 ；次年，頒布作為各級官吏道德訓誡的《十七條憲法》，以儒教倫理作為指導思想。如“以和為貴，無忤為宗”(第壹條)、 “群卿百僚，以禮為本”(第四條)、“信是本義，每事有信”(第九條)等，都是受到中國儒家君臣秩序與五倫觀念的顯著 影響。盡管《十七條憲法》不是法律，但卻構造了未來封建國家中央集權的政治原則，為日後的大化改新所繼承。
不僅如此，日本天皇年號也與中國儒家文化同出壹轍。根據我國學者統計，自645年孝德天皇使用“大化”年號以 來，日本天皇年號的總數為247個，約出自中國106部典籍。在這106部典籍中，儒家典籍就有《尚書》、《詩經》、 《周易》、《禮記》、《孝經》、《周禮》、《孟子》、《論語》、《春秋左氏傳》等。中國儒學對日本的影響由此可見壹斑 。日本學者指出：“日本長期是落後於‘中華’之國——中國的後進國，接著是落後歐美資本主義列強的後進國，所以它在能 夠創造出達到先進國水平的意識形態以前，必然要從先進國進行移植。”此語不虛。
7世紀：日本成為儒教徒的國度
7世紀中期，日本進入封建社會，儒學得到廣泛發展，封建統治者試圖從中找到可資統治的理論根據。儒學思想的核 心是“仁”，“愛人”是其主要特征。孔子強調“為政以德”，孟子進壹步強調“以德行仁者王”。這壹思想直接為孝德天皇 (597年～654年)所接受。他在即位不久的詔書中說：“當遵上古聖王之跡而治天下，復當有信可治天下。”“遵上古聖王之跡”，就是像堯、舜那樣以德治天下，達到天下歸心。日本在吸收中國儒家思想的積極成分時，兼收了儒學思想中的“ 天命”觀念，由這壹思想衍生出天皇乃“神明”、日本乃“神州”、“大地之元首”的思想，直到19世紀仍有很大的市場。
中國儒學在日本的傳播與發展，加速了日本從蒙昧走向文明的歷史進程。儒學正是因社會的需要而被引進、傳播與發 展的。被視為儒家五種傳統美德的仁慈、正義、禮儀、學識、信義，自然成為治國治民的利器。文武天皇時期，頒布《大寶律令》，將《周易》、《尚書》、《儀禮》、《禮記》、《毛詩》、《左傳》、《孝經》、《論語》等，作為大學或國學的必修 課程，國家通過行政手段來推廣儒學，使其輻射整個社會。從五世紀初開始，日本就從中國大陸輸入儒學，在隋唐時代又從中國引進文物典章制度，掀起學習中國文化的熱潮。奈良時代，出現了儒佛合流，佛教與儒教壹樣具有溫文爾雅、調節社會關系的功能。但與佛教相比，人們普遍接受的是儒教，因為它不僅有識文斷字、吟風弄月的情調，更多的是“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的具體原則，難怪有人把日本看作是儒教徒的國度。
江戶時代：儒學被異化為禦用工具
江戶時代(1603年～1867年)，儒學受到異常推崇，達到儒學的極盛時代。壹方面，它已顯示出獨特的社會 功效；另壹方面，統治者出於統治需要，將儒家倫理作為鞏固士、農、工、商四個等級的思想武器。日本學者指出：“隨著封建秩序的鞏固，對學術的社會需要提高，人們開始意識到儒學，尤其是朱子學作為從倫理上維護封建社會的學問的有效性。… …可以認為朱子學所代表的儒學取得了封建社會正統哲學的地位。”在道德倫理上，江戶時代發展了儒家君貴臣卑、君尊民賤 的思想，卻閹割了儒家“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以及“水則載舟，水則覆舟”的基本思想， 將其變成統治者的禦用工具。在君臣關系上，表現為臣民對天皇與將軍的絕對服從與忠誠；在士農工商的關系上，表現為四民 的界限分明，等級森嚴，不能越雷池壹步。實際統治日本長達260多年的德川家族，為維護統治，將儒學提高至法律的高度 。朱子學派的代表、儒學者藤原星窩(1561年～1619年)應這個家族第壹代將軍德川家康之邀，為其講授《貞觀政要 》和《大學》等課程，編纂四書、五經，名揚壹時。
受到德川家康賞識的還有林羅山(1583年～1657年)。林氏對朱熹的《四書集註》有深刻的研究，對儒家的 綱常禮教也有精湛的把握，強調儒家的倫常觀念，特別是君臣、父子、夫妻“上下貴賤之義”的永恒性，進入幕府後專司文化 、學問之事。他曾在京都開設學塾，講授朱熹的《論語集註》，通過講壇把儒學推向社會。值得註意的是，林羅山的“上下不 違，貴賤不亂”、“天人相關”和“忠效之教”的說教，對於維系“萬世壹系”的天皇法統、鞏固將軍地位和整齊國民風俗， 起了很大作用。日本儒學倡導“君臣上下，尊卑大小，各盡其分而已，無浸瀆之患，則天下治”，“人有四等，曰士農工商， 士以上勞心，農以下勞力，勞心者在上，勞力者在下，勞心者誌廣大而遠慮，農以下勞力而自保而已，顛倒則天下小者不平， 大者亂矣”。還有壹點值得註意，江戶幕府第五代將軍德川岡吉親自向下屬講授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堅持達八年之久。可 以說，他弟子盈門，名傳國內，不乏應世之材。此外，伊藤仁齋?1627年～1705年 也對儒學有專深研究，他以設塾 授徒，尋求“聖人之道”為己任，既開風氣，又為人師，在京都執鞭講學凡40年，受教者達3000人。德川時代儒學受到 空前推崇，潛移默化地滲入政治、法律、道德、文學、哲學以及社會生活諸多方面，成為德川幕府社會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德川時期，統治者把儒家的綱常禮教應用於治世實踐，帶來了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從而使日本社會文化進入成熟的時代。
明治維新時期：儒家倫理被納入經濟範疇
日本對儒學的態度經歷了由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發展過程。明治維新後，日本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全面接受歐美文化，儒學受到空前沖擊，認為儒學“‘趨於詞章記誦之末，陷於空理虛談之途’，是只顧拼命死記的無用的學問”。著名思想家福澤諭吉認為儒學是“半政治的學問”，與“人民同權”有著敵對的關系。此後日本開始根據實際需要對儒學斟酌損益，剖垢磨光。經過對儒學的改造與利用之後，日本逐步把儒家倫理中的合理因素納入經濟增長的過程，直到20世紀60年代創造出資本主義國家又壹個現代化成功的實例。可以說，日本現代化實現的過程，就是吸收與改造儒家倫理的過程。早在19世紀 中期，思想家佐久間象山(1811年～1864年)就倡導“東洋道德，西洋藝術”，即把東方思想與西洋的科學技術結合 起來。澀澤榮壹(1840年～1931年)是將儒家倫理納入經濟增長過程的第壹人，找到了傳統倫理觀與近代資本主義經 濟倫理觀的結合點。他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從理論上解決了儒家長期以來的重義輕利說，把道德與經濟、義與利、“士魂” (武士道精神)與“商才”(資本主義經營方式)有機地統壹起來，從而把以往賤商的“義利”觀轉變為有利於資本主義工商 業發展的新的倫理觀。這壹新的經濟倫理思想對於整個經濟機制的運行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很快滲入工業、農業、貿易、畜 牧、交通運輸和金融等經濟領域，在“義”的旗幟下追逐著經濟效益。
戰後：發揮社會修復與聚和功能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日本經濟倒退了25年，幾乎所有的工廠都陷於癱瘓。在戰後國內壹片狼藉當中，儒家思想以其溫情主義的色彩出現，具有社會修復與聚和功能，滲入到戰後的社會秩序恢復與經濟管理當中，調節著國家與國民以及勞資間的關系，並成為壹種輔助性的思想武器，支撐著人們勤奮而緊張地工作。不可否認，儒學在日本社會的各個方面壹直發揮著潛移默化的作用，即使在明治維新後失去獨尊的地位時，也未從社會中完全消失。它的壹套原則與思想壹直為日本的決策層所沿用。雖說戰後日本受美國文化影響很深，但它保持了自己傳統的東西，其企業組織結構、政策的規劃與制定、勞動雇傭制度，工人與企業的關系等等，與美國有很大的不同，不少企業把工人的意見納入決策的過程，體現了儒家“雖有親朋，不如仁 人”、“民有德而五谷昌”、“博施於民而能濟眾”的“和為貴”思想。在儒家倫理基礎上達到的社會和諧、人際關系和諧， 是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