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002-2139-6--02壹、三代先民樸素的詩酒理性和古希臘神話中壹開始就走向絕對自由和精神迷狂的狄奧尼索斯酒神不同,華夏先民在遙遠的時代就自覺地形成了樸素的理性傾向。戰國策記載了夏禹絕旨酒疏儀狄的故事：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欽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夏禹不是不喜歡喝酒,而是更高的理智戰勝了口腹之欲,對國家和社會的責任感使夏禹最終疏遠了儀狄,留下了壹段流傳千古的佳話。易經釋困卦為九二,困於酒食,釋未濟卦為飲酒濡首,亦不節也,都是兇險的征象,語句中也包含著對飲酒的警誠之意。隨後的五子之歌、胤征、伊訓和微子都延續了這種對酒謹慎和批判樸素理性。這種樸素的理性不僅表現在飲酒上,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見到它的影響,後世中華文明務實中庸不走極端的思想在遠古時期就可以見到它的源頭。
然這種樸素的理性很快便被彌漫著巫神風習的夏商王朝用鋪天蓋地的美酒沖決。如果說嗜酒與巫神崇拜的風習為夏商時代的古人步入迷醉的虛幻之境以擺脫黑暗殘酷的社會現實打開了壹扇可以逃遁的天堂之門,那麽對於統治階層而言,這種日趨極端的濫飲之風和對巫神的過度依賴最終將整個王朝基業送進了地獄。武王伐紂滅商之後,周初統治者特別是周公姬旦繼承借鑒了夏商體制並進行了壹系列深刻的變革。周人提倡天命靡常、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德不失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敬德保民,人的力量和意誌第壹次超越了神權威,這就從根本理念上否定了殷人宗天尚鬼的神本傳統。周公又以禮為社會秩序的基礎和核心制禮作樂,明貴賤,辨等級,正名分,創制出基本上涵蓋國家、社會和人生方方面面的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禮樂配合顯得文質彬彬,這種讓後世儒家仰慕無限的郁郁乎文哉的禮樂制度,盡善又盡美地展示了壹個偉大成熟的文明所擁有的和諧與典雅。周公還以宗族血緣關系為紐帶建構了宗法制社會,它雖然因束縛了人的自由發展而屢遭後世學者詬病,但在當時相對低下的生產力條件下對於人類團結起來***同抗拒抵禦各種災難打擊卻不失為明智之舉。這壹切從根本上結束了巫神支配人類命運的時代,開啟了張揚民本思潮的理性時代之大門。
二、周公禮樂文明中的理性機制與詩酒禮儀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周公發布了我國歷史上第壹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正式禁酒的法律酒誥。酒誥的發布固然有殷商遺民繼續酗酒滋事擾亂社會安定的因素在裏邊,但從更深的建設性角度來看,周公的酒誥意在建立壹套以德為核心的民本意識形態進而徹底替換以神為本的夏商統治理念,建立壹個受到理性控制的人類文明社會以替代時常沖破理性束縛因酒亡國的非理性社會。那麽,由此而開始的酒禁意不在禁酒本身,而在於重新建立壹套合乎新時代要求的飲酒規範。周人創造了酒德這個新概念。什麽是酒德？簡而言之,就是酒誥所歸納的飲惟祀；無彜酒；執群飲；禁沈湎。接下來,周人便創制了壹套關於酒的規範：周禮中專門設立了管理酒的職位酒正、酒人、漿人；儀禮則從冠、婚、喪、祭、鄉、射、朝、聘幾乎所有方面酒的飲用進行了詳細的規範,比如飲酒禮儀的四步驟：拜、祭、啐、卒爵以及特殊的飲酒名稱酬、酢、旅酬、行酒；後世編寫的禮記則不但對造酒提出了六點嚴格要求秫稻必齊,曲蘗必時,湛炙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而且對酒和酒器的擺放也進行了說明玄酒在室,醴在戶,粢醍在望,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為了防止人們醉酒,周人也設立了許多嚴格的規矩,禮記樂記中說道：壹獻之禮,其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所備酒禍也,在繁冗的禮儀中,采取延長每喝壹盅酒的時間來防止酒禍發生。為了強化酒德,周代曾專門設置壹種叫萍氏的官職,督察提醒人們飲酒須謹慎有節制。就連飲酒器也常常警示人們節制飲酒,比如爵上有雙柱,於飲酒不便,意在勸人適可而止,不可醉酒,再如後世用來罰酒的鬥制作人形,意在提醒酒友不要重蹈國君酗酒而亡國之後塵。
單是對酒的規定在周代已經是無分巨細、具體明晰,更遑論其他禮樂制度了。難怪後世孔子對開創有周壹代煌煌文明盛世的周公仰慕不已,甚至在夢中也要去追尋他的身影,孔子的壹生都在夢想恢復周代的禮樂文化。如果說周公所開創的禮樂文明是對夏商周數代文化的總結、繼承和創新的話,那麽孔子則是期望用周公所開創的制度重新拯救這個陷於危亡戰亂的民族。
三、孔子的酒德觀念與詩酒精神的演進在對待酒的態度上,孔子和周公更是不謀而合。孔子本質上並不是壹個周公式手握重權能夠叱咤風雲的政治家,再加上他所處的更是壹個禮崩樂壞、天下大亂的時代,孔子的身上比周公多了幾分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悲劇色彩,在面對亂世亂象時也少了周公發布酒誥時的那種殺伐淩厲之氣,因而在面對現實人生之時會流露出更多的人生關懷。孔子本人並不反對飲酒,甚至自己就有海量,人稱堯舜千鐘,孔子百觚。他關於酒的兩句名言幾乎成了後世評價酒德的重要標準,壹句是惟酒無量,不及亂,另壹句是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將其與周公發布的酒誥作壹比較,便可見出孔子酒德的人性光輝。周公酒誥是站在壹個政治家治理國家的角度來考慮推行禁酒令的,而且這種酒的背後我們從中看到的更多是威嚴和壓抑。孔子的酒德觀念雖然本質上與周公並無本質不同,但在立足點上已經站在了周公的對立面,從個體生命的角度來委婉的表達自己的觀點了。正是這種差異,使孔子本人在那個動蕩不安的時代中具備了更加深厚的現實基礎,也因而獲得了更加堅韌的生命彈性。當周公創制的禮樂制度隨著春秋戰國的兵燹很快崩解之後,並不依靠強力意誌推行自己主張的孔子終於在晚年停下了奔波的腳步開始編定六經,正是他晚年的這些努力將由周公開創的禮樂文明制度以更加生動的形式保存下來,甚至成為壹個民族曾經輝煌的記憶與夢想。這種記憶和夢想保留在孔子編訂的六藝經傳中,也保留在他三千弟子心中,壹旦未來需要時便迸發出強大的生命力滲透進整個民族的文化血液中,深深地影響了這個民族未來的精神氣質和文明格局。
周公創制的禮樂制度和宗法制度在春秋戰國時期迅速土崩瓦解,但他所開啟的民本理性大門卻再也無法關閉。特別是在天下大亂的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終於可以不再受到巫神的精神欺騙與天子維權的現實壓抑,紛紛沖出大門走向更廣闊的天地間,中國文化壹下子就進入壹個百花爭艷的時代,這是壹個不需要美酒就可以沈醉的時代,這也是壹個無論飲下多少美酒都無法沈醉的時代。無論飲酒與否,華夏民族的思想者們圍繞現實人生的理性酒神精神論辯的大幕已經沿著孔子推進的個體生命體驗之路緩緩開啟。
參考文獻：1、劉向戰國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2、十三經註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3、張遠芬主編中國酒典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