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昀祖籍為應天府上元縣，傳其家為紀家邊。明永樂二年（1404），奉命“遷大姓實畿輔”（乾隆《獻縣誌》），始遷來獻縣，入安民裏四甲籍，蔔居獻縣城東九十裏之景城鎮。到紀曉嵐，北遷已十四世。
紀氏遷獻後主要從事農業，由於原來家底厚，很快成為獻縣富戶，但比較開明。某年，遇大災，流民甚多。紀氏舍糧放粥，招官怨被誣入獄，並令其自己出錢蓋牢房，鑿水井。水井鑿於縣城東門外，人稱紀家井，解放初尚存。此後紀氏銳意讀書仕進，成為書香門第。至明末，受到農民起義的打擊和清兵入關的變亂，家道中落，四散奔逃，紀曉嵐的兩位伯曾祖避亂河間，城破被殺。但稍壹安定，“便勤鉛槧，再理丹黃”（紀鈺碑文），讀書不輟。有據可考，自紀曉嵐上推七世，都是讀書人。高祖紀坤，庠生，屢試不第，有詩名，著有詩集《花王閣剩稿》。曾祖父紀鈺，十七歲補博士弟子員，後入太學，才學曾受皇帝褒獎。祖父紀天申，監生，做過縣丞。父親紀容舒，康熙五十二年（1713）恩科舉人，歷任戶部、刑部屬官，外放雲南姚安知府，為政有賢聲。其道德文章，皆名壹時，尤長考據之學，著有《唐韻考》、《杜律疏》、《玉臺新詠考異》等書。至紀容舒，紀氏家道衰而復興，更加重視讀書，遺訓尚有“貧莫斷書香”壹語。紀曉嵐為紀容舒次子，他就是出生於這樣壹個世代書香門第。
紀曉嵐兒時，居景城東三裏之崔爾莊。四歲開始啟蒙讀書，十壹歲隨父入京，讀書生雲精舍。二十壹歲中秀才，二十四歲應順天府鄉試，為解元。接著母親去世，在家服喪，閉門讀書。三十壹歲考中進士，為二甲第四名，入翰林院為庶吉士，授任編修，辦理院事。外放福建學政壹年，丁父憂。服闋，即遷侍讀、侍講，晉升為右庶子，掌太子府事。乾隆三十三年（1768），授貴州都勻知府，未及赴任，即以四品服留任，擢為侍讀學士。同年，因坐盧見曾鹽務案，謫烏魯木齊佐助軍務。召還，授編修，旋復侍讀學士官職，受命為《四庫全書》總纂官，慘淡經營十三年，《四庫全書》大功告成，篇帙浩繁，凡三千四百六十種，七萬九千三百三十九卷，分經、史、子、集四部。紀並親自撰寫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凡二百卷，每書悉撮舉大凡，條舉得失，評騭精審。同時，還奉詔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基礎上，精益求精，編寫了《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二十卷，為涉獵《四庫全書》之門徑，是壹部研究文史的重要工具書。《四庫全書》的修成，對於搜集整理古籍，保存和發揚歷史文化遺產，無疑是壹重大貢獻。紀曉嵐壹生精力，悉註於此，故其他著作較少。在主編《四庫全書》期間，紀曉嵐由侍讀學士升為內閣學士，並壹度受任兵部侍郎，改任不改缺，仍兼閣事，甚得皇上寵遇。接著升為左都禦史。《四庫全書》修成當年，遷禮部尚書，充經筵講官。乾隆帝格外開恩，特賜其紫禁城內騎馬。嘉慶八年（1803），紀曉嵐八十大壽，皇帝派員祝賀，並賜上方珍物。不久，拜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銜，兼國子監事。他六十歲以後，五次出掌都察院，三次出任禮部尚書。紀曉嵐卒後，築墓崔爾莊南五裏之北村。朝廷特派官員，到北村臨穴致祭，嘉慶皇帝還親自為他作了碑文，極盡壹時之榮哀。
紀曉嵐壹生，有兩件事情做得最多，壹是主持科舉，二是領導編修。他曾兩次為鄉試考官，六次為文武會試考官，故門下士甚眾，在士林影響頗大。其主持編修，次數更多，先後做過武英殿纂修官、三通館纂修官、功臣館總纂官、國史館總纂官、方略館總校官、四庫全書館總纂官、勝國功臣殉節錄總纂官、職官表總裁官、八旗通誌館總裁官、實錄館副總裁官、會典館副總裁官等。人稱壹時之大手筆，實非過譽之辭。紀曉嵐晚年，曾自作挽聯雲：“浮沈宦海同鷗鳥；生死書叢似蠹魚”，堪稱其畢生之真實寫照。
紀曉嵐天資穎悟，才華過人，幼年即有過目成誦之譽，但其學識之淵博，主要還是力學不倦的結果。他三十歲以前，致力於考證之學，“所坐之處，典籍環繞如獺祭。三十以後，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驟，抽黃對白，恒徹夜構思。五十以後，領修秘籍，復折而講考證”（《姑妄聽之》自序），加之治學刻苦，博聞強記，故貫徹儒籍，旁通百家。其學術，“主要在辨漢宋儒學之是非，析詩文流派之正偽”（紀維九《紀曉嵐》），主持風會，為世所宗，實處於當時文壇領袖地位。紀曉嵐為文，風格主張質樸簡淡，自然妙遠；內容上主張不夾雜私怨，不乖於風教。看得出，他很重視文學作品的藝術效果。除開其階級局限外，其在文風、文德上的主張，今天仍不失其借鑒價值。紀曉嵐以才名世，號稱“河間才子”。但壹生精力，悉付《四庫全書》。又兼人已言之，己不欲言，故其卒後，只有筆記小說《閱微草堂筆記》和壹部《紀文達公遺集》傳世。《閱微草堂筆記》***五種，二十四卷，其中包括《灤陽消夏錄》六卷，《如是我聞》四卷，《槐西雜誌》四卷，《姑妄聽之》四卷，《灤陽續錄》六卷，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慶三年（1798）陸續寫成。嘉慶五年（1800），由其門人盛時彥合刊印行。本書內容豐富，醫蔔星相，三教九流，無不涉及，知識性很強，語言質樸淡雅，風格亦莊亦諧，讀來饒有興味。內容上雖有宣傳因果報應等糟粕的壹面，但在不少篇章，尖銳地揭露了當時的社會矛盾，揭穿了道學家的虛偽面目，對人民的悲慘遭遇寄予同情，對人民的勤勞智慧予以贊美，對當時社會上習以為常的許多不情之論，大膽地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張，所以仍不失為壹部有很高思想價值和學術價值的書籍。當時每脫壹稿，即在社會上廣為傳抄，同曹雪芹之《紅樓夢》、蒲松齡之《聊齋誌異》並行海內，經久不衰，至今仍擁有廣大讀者。魯迅先生對紀曉嵐筆記小說的藝術風格，給予很高的評價，稱其“雋思妙語，時足解頤，間雜考辨，亦有灼見。敘述復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後來無人能奪其席”（《中國小說史略》）。其《紀文達公遺集》，是紀曉嵐的壹部詩文總集，包括詩、文各十六卷，為人作的墓誌銘、碑文、祭文、序跋、書後等，都在其中。此外還包括應子孫科舉之需的館課詩《我法集》，總之多系應酬之作。另外，二十歲以前，在京治考證之學，遍讀史籍，舉其扼要，尚著有《史通削繁》多卷，為學者掌握和熟悉中國史典提供了方便。
在政治上，紀曉嵐也是很有見地的，惜為其文名所掩。他認為，“教民之道，因其勢則行之易，拂其勢則行之難”。主張“酌乎事勢”，趨利避害。也就是根據實際情況，實行因勢利導。其目的在於避免因矛盾激化而引起壹決橫流，出現明末農民大起義那種局面。紀曉嵐的家族，在明末動亂中經受過嚴重的挫折和打擊。紀曉嵐重視民情，因勢利導的主張，不能不說是壹種經驗之談。同時也說明，他對當時在“盛世”掩蓋下的各種社會矛盾，看得比較尖銳。正是由於這壹點，他對民間疾苦比較關註。乾隆五十七年（1792）夏，北京附近遭受嚴重水災，盜賊蜂起，大批饑民擁入京師就食，秩序十分混亂，大有幹柴烈火，壹點就著之勢。紀曉嵐看到這種情勢，急忙向皇帝上疏陳情，剖析利害，奏請截留南漕官糧萬石，到災區設粥放賑，京師饑民不驅自退，社會秩序安定下來。雖然其主觀上是為了維護朝廷統治，但在客觀上幫助災民度過了饑荒，不能不說是壹宗善政。
在政治上提倡“酌乎事勢”，因勢利導，在理論上就不能不起來批判宋儒之苛察。自從宋儒提出“存天理，滅人欲”的口號以後，流毒明清，三綱五常等封建倫理道德被擡到了嚇人的高度，程朱理學成了殺人不見血的軟刀子。壹些道學家只會空談義理性命，壹遇實際問題，就茫然如墜五裏霧中。等而下之的，更是壹些滿口仁義道德壹肚子男盜女娼的偽君子。紀曉嵐對道學家的迂腐和虛偽十分痛恨，其冷嘲熱諷，但有機會，壹觸即發，措詞也相當尖刻。在《閱微草堂筆記》的壹則故事中，他甚至借冥王之口，向社會疾呼道：“宋以來固執壹理而不揆事勢之利害者，獨此人也哉！”在他八十歲那年，還挺身而出，就烈女範疇問題向程朱理學展開了壹場挑戰。有司規定，婦女抗節被殺者為烈女，予以旌表；而對“捆縛受汙，不屈見戕”者，不以烈女視之，例不旌表。紀對此大不以為然，以為純屬道學家不情之論。他公然鄭重上表稱：“捍刃捐生，其誌與抗節被殺者無異。如忠臣烈士，誓不從賊，雖縛使跪拜，可謂之屈膝賊廷哉？”經他慷慨陳詞，皇帝“敕下有司，略示區別，予以旌表”。紀曉嵐無疑是勝利了。這雖然是在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壹場爭論，但在如何看待婦女這個社會問題上，當時還是有積極意義的。
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稱紀曉嵐“處世貴寬，論人欲恕”，是十分中肯的。他與那些虛偽的道學先生是截然不同的兩種人物。紀曉嵐及其作品，都是很值得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