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生活在晉宋易代之際十分復雜的政治環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晉朝的大司馬；祖父做過太守，父親大概官職更低壹些而且在陶淵明幼年就去世了。在重視門閥的社會裏，陶家的地位無法與王、謝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於寒門。
陶淵明在柴桑的農村裏度過少年時代，“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其壹），“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飲酒》其十六），便是那時生活的寫照。他常說因家貧而不得不出仕謀生，這固然是實情，但也不能排除壹般士人具有的那種想要建功立業的動機。“猛誌逸四海，騫翮思遠煮”（《雜計》其五）就透露了這壹消息。陶淵明29歲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辭職。後來江州召為主簿，他未就仕。
晉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淵明到江陵，入荊州刺史桓玄幕。當時桓玄掌握著長江中上遊的軍政大權，野心勃勃圖謀篡晉。陶淵明便又產生了辭歸的想法，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柴陽居喪。此後政局發生了急劇的變化，402年，桓玄以討尚書令司馬元顯為名，舉兵東下攻入京師。次年篡位，改國號為楚。404年劉裕起兵討伐桓玄，入建康，任鎮軍將軍，掌握了國家大權，給晉王朝帶來壹線希望。於是陶淵明又出任鎮軍將軍劉裕的參軍。他的心情很矛盾，壹方面覺得時機到了，希望有所作為；另壹方面又眷戀著田園生活：“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這時劉裕正集中力量討伐桓玄及其殘餘勢力，陶淵明在劉裕幕中恐難有所作為。於是405年他便改任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的參軍。這年八月又請求改任彭澤縣令，在官八十餘日，十壹月就辭官歸隱了。這次辭去彭澤縣令的直接原因，據《宋書》本傳記載：“郡遣督郵至，縣吏曰：‘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鬥米折腰向鄉裏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而他辭官時所作的《歸去來兮辭》說出了更為深刻的原因：“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陶淵明徹底覺悟到世俗與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違背的，他不能改變本性以適應世俗，再加上對政局的失望，於是堅決地辭官歸隱了。
辭彭澤縣令，是陶淵明壹生前後兩期的分界線。此前，他不斷在官僚與隱士這兩種社會角色中做選擇，隱居時想出仕，出仕時要歸隱，心情很矛盾。此後他堅定了隱居的決心，壹直過著隱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靜：“日月擲人去，有誌不獲騁。念此懷悲淒，終曉不能靜。”（《雜詩》其二）他在詩裏壹再描寫隱居的快樂，表示隱居的決心，這固然是他真實的感受，但也可以視為他堅定自己決心的壹種方法。在後期他並非沒有再度出仕的機會，但是他拒絕了。晉朝末年曾征他為著作郎，不就。劉裕篡晉建立宋朝，他更厭倦了政治，在《述酒》裏隱晦地表達了他對此事的想法。到了晚年他貧病交加，“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夫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誌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蕭統《陶淵明傳》）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前寫了壹篇《自祭文》，文章最後說：“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這成為他的絕筆。死後，朋友們給他的謚號曰 “靖節先生”。他的好友顏延之為他寫了誄文。
陶淵明是魏晉風流的壹位代表。魏晉風流是魏晉士人所追求的壹種人格美，或者說是他們所追求的藝術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詩文使自己的人生藝術化。以世俗的眼光看來，陶淵明的壹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來，他的壹生卻是很藝術的。他的《五柳先生傳》、《歸去來兮辭》、《歸園田居》等作品，都是其藝術化人生的寫照。陶淵明留下來的作品，詩、文、賦俱佳。
陶淵明寫得最多的是田園詩。田園詩是他為中國文學增添的壹種新的題材，以自己的田園生活為內容，並真切地寫出躬耕之甘苦，陶淵明是中國文學史上的第壹人。
他的田園詩有的是通過描寫田園景物的恬美、田園生活的簡樸，表現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或春遊、或登高、或酌酒、或讀書，或與朋友談心，或與家人團聚，或盥濯於檐下，或采菊於東籬，以及在南風下張開翅膀的新苗、日見茁壯的新苗，無不化為美妙的詩歌。比如《歸園田居》其壹：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壹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守拙與適俗，園田與塵網，兩相對比之下，詩人歸田後感到無比愉悅。南野、草屋、榆柳、桃李、遠樹、近煙、雞鳴、狗吠，眼之所見耳之所聞無不愜意，這壹切經過陶淵明點化也都詩意盎然了。“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壹遠壹近，“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以動寫靜，簡直達到了化境。
他的田園詩有的著重寫躬耕的生活體驗，這是其田園詩最有特點的部分，也是最為可貴的部分。《歸園田居》其三是這方面的代表作：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這是壹個從仕途歸隱田園從事躬耕者的切實感受，帶月荷鋤、夕露沾衣，實景實情生動逼真。而在農耕生活的描寫背後，隱然含有農耕與為官兩種生活的對比，以及對理想人生的追求。
陶淵明的詠懷詩主要是圍繞著出仕與歸隱這個中心，表現自己不與統治者同流合汙的品格。其中有對自己生平的回顧，如《飲酒》其十九；有對社會的抨擊，如《飲酒》其二十；不乏惋惜也不乏激憤，如《詠荊軻》。從《雜詩》其二可以看出，陶淵明的憂憤是深而且廣的：
白日淪西阿，素月出東嶺。遙遙萬裏輝，蕩蕩空中景。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誌不獲騁。念此懷悲淒，終曉不能靜。
這首詩寫壹個不眠的秋夜，用環境的清冷襯出自己心情的孤獨，又以時光的流逝引出有誌未騁的悲淒，是陶淵明詠懷詩中的代表作。
自然，是陶詩的總體藝術特征。陶詩的聲吻和節奏，舒緩而沈穩。他的詩不追求強烈的刺激，沒有濃重的色彩，沒有曲折的結構，純是自然流露，壹片神行。正如元好問所說：“壹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
陶淵明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有賴於他的散文和辭賦的，實不下於他的詩歌。特別是《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和《歸去來兮辭》，這三篇最見其性情和思想，也最著名。
《五柳先生傳》只有壹百二十多字的本文和四十多字的贊語，卻為自己留下壹篇神情畢現的傳記。他的《五柳先生傳》取正史紀傳體的形式，但不重在敘述生平事跡，而重在表現生活情趣，帶有自敘情懷的特點，這種寫法是陶淵明的首創。《五柳先生傳》在壹百多字的篇幅中，以極其簡潔的筆墨表達了不同流俗的性格，清楚地劃出壹條與世俗的界限，從而塑造了壹個清高灑脫、怡然自得、安貧樂道的隱士形象。五柳先生遂成為寄托中國古代士大夫理想的人物形象。
《歸去來兮辭》是壹篇脫離仕途回歸田園的宣言。文中所寫歸途的情景，抵家後與家人團聚的情景，來年春天耕種的情景，都是想象之辭，於逼真的理想中更可看出詩人對自由的向往。文中不乏華彩的段落，跌蕩的節奏，舒暢的聲吻，將詩人欣喜欲狂的情狀呈現於讀者面前，對於後人來說，壹切的回歸，壹切的解放，都可以借著這篇文章來抒發，因此它也就有了永恒的生命力。歐陽修說：“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兮辭》壹篇而已。”
《桃花源記》的故事和其他仙境故事有相似之處，描寫了壹個美好的世外仙界。不過應當強調的是，陶淵明所提供的理想模式有其特殊之處：在那裏生活著的其實是普普通通的人，壹群避難的人，而不是神仙，只是比世人多保留了天性的真淳而已；他們的和平、寧靜、幸福，都是通過自己的勞動取得的。古代的許多仙話，描繪的是長生和財寶，桃花源裏既沒有長生也沒有財寶，只有壹片農耕的景象。陶淵明歸隱之初想到的還只是個人的進退清濁，寫《桃花源記》時已經不限於個人，而想到整個社會的出路和廣大人民的幸福。陶淵明邁出這壹步與多年的躬耕和貧困的生活體驗有關。雖然桃花源只是空想，但能提出這個空想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陶淵明是中國士大夫精神上的壹個歸宿，許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後，或厭倦了官場的時候，往往回歸到陶淵明，從他身上尋找新的人生價值，並借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蘇軾、陸遊、辛棄疾等莫不如此。於是，不為五鬥米折腰也就成了中國士大夫精神世界的壹座堡壘，用以保護自己出處選擇的自由。而平淡自然也就成了他們心目中高尚的藝術境地。陶淵明生前是孤獨的，他在當時只以隱士著稱，他的詩歌是壹個孤獨者的自白，他生命的光輝在他死後才逐漸放射出來，“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杜甫的這兩句詩用在陶淵明身上是再恰當不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