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良
（安徽大學中國哲學與安徽思想家研究中心，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北宋儒學復興運動是伴隨北宋中期社會改革運動而興起的新儒學思潮，是為促進社會改革提供理論依據、並同時克服戰勝佛教道教思想、實現儒學創新的思想文化運動。歐陽修適逢其會，在儒學復興運動中起到開壹代風氣、引導儒學復興方向的作用，其貢獻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壹、高舉韓愈大旗，提倡文道合壹；二、在儒家經典研究方面提倡破除訓詁，闡揚義理；三、積極攘斥佛老，促進儒家人文禮義的復興。
關鍵詞：儒學復興；古文運動；文道合壹；物極則反；攘斥佛老。
陳寅恪先生在《贈蔣秉南序》中說：“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之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壹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故天水壹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孰謂空文於治道學術無裨益耶？”［1］162陳寅恪先生在此高度評價北宋壹代文化之價值，並充分肯定歐陽修在北宋文化學術發展中的領軍地位。作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政治家，在國家日陷“積貧積弱”困境的北宋中期，歐陽修卓然挺起，積極支持並參與範仲淹領導的慶歷新政改革運動，繼承孔孟儒學的優秀傳統，高舉韓愈大旗，繼續推進自韓、柳以來已中斷二百年之久的古文運動，身體力行推動儒學復興，終成壹代名家，為北宋以來思想文化事業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本文不揣淺陋，對歐陽修在北宋儒學復興運動中的地位與作用試加探討，以紀念歐陽修誕辰壹千年。
壹
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吉州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幼孤家貧，母親鄭氏守節，親誨之學，學問猛進。長成參加進士考試，三試皆第壹，官館閣校勘。因正直敢言屢遭誣陷打擊，曾外放知滁州、揚州、潁州。後曾官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相當副總理級官員)。退休後終老於潁州(今安徽阜陽)。
歐陽修青年時期，宋興且近百年，社會積累的矛盾危機漸漸顯露。壹般士大夫官員置國家內部財力困窮、外部夷狄猖狂於不顧，出入於佛老，留戀於花前月下。更有楊憶、劉筠、錢惟演等輩倡導“西昆體”，盡寫壹些歌舞升平、留連光景、格調平庸的作品，卻能風行天下。誠如宋初儒學三先生之壹、歐陽修的同道戰友石介所言：“今夫文者，以風雲為之體，花木為之象，辭華為之質，韻句為之數，聲律為之本，雕鎔為之飾，組繡為之美，浮淺為之容，華丹為之明，對偶為之綱，鄭衛為之聲，浮薄相扇，風流忘返，……棄禮樂孝悌功業教化刑政號令而為之文也。”］［2］卷十三 許多不滿於文壇現狀、急思有所作為的士大夫知識分子紛紛起而抨擊批判，並自覺不自覺地、不約而同地開始推崇韓愈，以繼承韓愈開創的古文運動事業為己任。韓愈去世後，經晚唐、五代十國之亂至宋初，已過去二百多年，早已被沈溺於華靡駢偶文風的文士學者遺忘了。這種情勢，歐陽修在《記舊本韓文後》作了生動的說明。歐陽修少年家貧，無藏書，偶遊鄰家“大姓李氏者”，見有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便向李氏借閱。雖然讀後未能悉究其義，但已深愛其沈雄厚博。“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為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3］536 可見韓愈的道德文章不受重視，無人關註。雖然“大姓李氏”家有韓愈文集，也是“脫落顛倒，無次序，”而且是當作破爛物品收藏於壁間的“弊筐”裏。歐陽修喜讀韓文，但主要精力用於準備科舉考試，不得不忍痛暫時擱置，因為韓文對科舉考試沒有多少幫助。當時天下流行楊億、劉筠“綴風月、弄花草” 的“西昆體”，號為時尚，學而精者可以取科第，擅名聲。歐陽修在考取進士之後，才努力鉆研韓文，對舊本加以補綴校定，印行出版，使韓文大行於世。歐陽修接著說：“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於今，蓋三十余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3］536
宋朝有識之士推尊韓愈，並非自歐陽修開始，較前的柳開(原名肩愈)就宣稱要繼承韓愈之道：“吾之道，孔子、孟軻、楊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楊雄、韓愈之文也”。［4］226王禹偁提出“遠師六經，近師吏部”，［4］232石介大呼“尊韓”，立誌“繼唐之文章，紹吏部之誌”，［4］251 但影響甚微。直到歐陽修出來登高壹呼，宣揚鼓吹，韓愈的精神才真正激活，韓文也大行於世，達到“天下學者非韓不學”的盛況。專事雕飾的四六駢儷體、西昆體開始退出歷史舞臺。韓愈是唐朝中後期文壇著名領袖，在唐代走向衰落的藩鎮割據時期發起古文運動，反對佛教，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積極提倡儒學復興，為儒學創新作出較大理論貢獻。從韓愈到歐陽修，儒學復興的勢頭已中斷二百多年，時常有人感到奇怪，為什麽二百多年前的韓愈會被推尊為北宋儒學復興運動的先驅，
“文以載道”是韓愈提倡古文運動的核心口號之壹。歐陽修繼承韓愈的傳統，提出“文道合壹”的主張，他說：“我所謂文，必與道俱”。［5］453歐公在《與張秀才第二書》中說：“君子之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而取信者是也。”［3］481韓愈、歐陽修等提倡的“道”，就是孔孟儒學的禮樂刑政、仁義教化之道。既然提倡儒家之道，就要探討道的內涵，開發“道”的資源，這就自然推動儒學的復興，促進對儒家經典的研究。嘉祐二年(1057)，歐陽修奉命知貢舉，即擔任科舉考試的主考官。當時士子尚為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歐陽修對此文體文風深為反感，痛如排抑，凡為險怪之語皆棄黜，從此文風大變。在這次科舉考試中，歐陽修慧眼識才俊，北宋儒學中蜀學代表蘇軾、洛學代表程顥、關學代表張載、著名散文家曾鞏都在這次科舉考試中成為進士。王安石經過曾鞏的推薦後來也成為歐陽修的門生。歐陽修不愧是轉移壹代文風、領導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
歐陽修言道的獨特之處在於反對空談，反對“事無用之空言”，而要求切於實際，並身體力行。他說：“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3］481
歐陽修重道，但不輕文，更不以道取代文，而是文道兼營並重，對宋代文化產生健康的影響。蘇軾對歐陽修的功績高度評價，將他比作唐代的韓愈，可說是恰如其分：“愈之後三百有余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6］315
二
宋代儒學創新的重要表現之壹是儒家學者們在經學研究方面“舍律而論學”，擺脫漢唐以來經學箋註、名物訓詁的傳統，大膽議論，競逞心得，發揮義理，疑經、改經蔚為風氣。歐陽修在經學研究方面又是先驅開拓者。他對《易》、《詩》、《周禮》、《春秋》，皆嘗反復窮究。他研究《周易》的著作《易童子問》，敢於打破傳統觀點，孤先發明，第壹次提出《系辭》非聖人所作，即非孔子所作，否定河圖洛書，對卦爻辭的解釋重在發揮義理，在經學研究方面起到解放思想的領航作用。
歐陽修在《易童子問》中討論《易傳》的作者時，肯定《彖》《象》二傳為孔子所作，其他傳皆非孔子所作。“童子問曰：‘《系辭》非聖人之作乎？’曰：‘何獨《系辭》焉，《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而眾說淆亂，亦非壹人之言也。昔之學易者，雜取以資其講說，而說非壹家。是以或同或異，或是或非，其擇而不精，至使害經而感世也。’”［3］568 歐陽修懷疑《系辭》等非聖人所作，主要理由是認為易闕文甚多，“眾辭淆亂”，“擇而不精，”“其言繁衍叢脞而乖戾也，”［3］569 即易卦辭、象辭、彖辭有許多自相矛盾乖戾的地方，歐陽修指出許多這類缺陷。但歐陽修認為，雖然《易傳》不可以為是聖人之作，但易書不可廢，仍有壹定價值，“使學者知《大傳》為諸儒之作，而敢取其是而舍其非，則三代之末，去聖未遠，老師名家之世學，長者先生之余論，雜於其門者在焉，未必無益於學也。”［3］570 歐陽修正是從這壹立場，發揮闡釋《易傳》中有價值的義理。
歐陽修認為，易“用變以為占，”［3］561 易是研究事物運動變化發展規律的書，提出“物極而必反”的命題，認為變動不息乃事物得以長久存在的根本法則。歐陽修探討易傳中的變化法則，顯然是要為當時日漸高漲的要求改革的時代精神尋找理論依據。他指出“數至九而必變”，“物極則反，數窮則變，天道之常也，”［3］561在解釋恒卦卦辭時說，“恒”之意，久也，即是“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也。久於其道者，知變之謂也。天地升降而不息，故曰天地之道久而不已也。日往月來，與天偕行而不息，故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代謝，循環而不息，故曰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者尚消息盈虛而知進退存亡者也。故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化成。”［3］564
歐陽修以變動不息解釋恒久之道，認為天地之所以長久，不是因為不變，而是基於不停變動，因此君子聖人也要根據時勢變化而進退存亡，即采取不同的方針與策略。在解釋“剝，不利有攸往”時，歐陽修說“剝盡則復，否極則泰，消必有息，盈必有虛，天道也，是以君子尚之，順其時而止，亦有時而進耳。”［3］563卦辭說“不利有攸往，”歐陽修認為這並不是說君子止而不進，而是依據“否極泰來”的法則，等待時機到來，而後前進，靜止並非不動。在解釋“復，其見天地之心”時說：“天地之心見乎動，復也，壹陽初動於下矣，天地所以生育萬物者本於此，故曰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3］563 前人壹般以靜止解釋天地之心，歐陽修以生育萬物為天地之心，實際上是以動為天地之心。所以童子反問道：“然則《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後不省方，豈非靜乎？”歐陽修答道：“至日者，陰陽初復之際也。其來甚微，聖人安靜以順其微，至其盛，然後有所為也，不亦宜哉!”［3］563這就是說，冬至時處於陰陽二氣相代之際，陽氣始生，但其勢尚微，聖人靜待其盛，然後大有作為。由此可見，歐陽修認為，靜並非絕對靜止，而是力量元氣相對積聚階段，運動變化始終處於主導地位。歐陽修主“動”的易學觀對宋明易學中的動靜觀產生積極影響，對社會改革思潮起到理論支持的作用。
範仲淹在《嶽陽樓記》中提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偉大命題，表現壹代新儒家的寬廣胸懷與宏大正氣。歐陽修與此相呼應，在易學研究中提出“聖人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的口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對新儒學核心價值觀的建立大有助益。“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歐陽修解釋說，“於此見聖人之心矣”，“聖人憂以天下，樂以天下。其樂也，薦之上帝祖考而已，其身不與焉。聖人，以天下為心者也，是故以天下之憂為己憂，以天下之樂為己樂。”［3］562 歐陽修提出聖人以天下為心，以天下為己任，是對孔孟儒家優良傳統的繼承與弘揚，對王安石、程顥、張載、朱熹以及後世知識分子都產生積極影響。此外，歐陽修在易學研究中否定河圖洛書，驅除籠罩在《周易》研究中的象數迷信色彩，對《周易》研究向著探尋義理方向發展也起到積極作用。
三
宋代儒學復興運動的重大使命之壹是從理論上回應佛教道教的挑戰，在克服、戰勝佛教道教的基礎建立新儒學理論體系。歐陽修在反對佛教方面，提出“修其本而勝之”，見解深遠敏銳獨特，為辟佛老開辟了新的道路，對後來理學家重建儒學本體論以戰勝佛道有不可否認的啟迪之功。
唐代以韓愈為代表的激烈反佛排佛理論主要是限於政治經濟利益的考慮，急於功名，沒有理論深度，僅僅大談其危害，而對於佛教誘惑吸引人心的系統佛教理論卻置之不顧，因此采取“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的簡單方法就無法戰勝佛教。只有從本體理論上戰勝它，才能最終排斥並取而代之。
稍前於歐陽修的石介在排斥佛教方面比以往有所突破，他著重突出“夷夏之辨”，抨擊佛道二教以“妖妄怪說”壞亂儒家的聖賢之道，把排斥佛教提到保衛傳統中國文化的高度來認識：“夫佛、老者、夷狄之人也。而佛老以夷狄之教法亂中國之教法，以夷狄之衣服亂中國之衣服，以夷狄之言語亂中國之言語。”［2］卷六 更嚴重的是佛教破壞中國的倫理綱常：“滅君臣之道，絕父子之親，棄道德，悖禮樂，裂五常，遷四民之居，毀中國之衣冠，去祖宗而祀夷狄。”［2］卷五 但石介對如何克服佛教未作理論探討，只是提出把佛教趕出中國去。
相比之下，歐陽修對佛老二教的批判更有理論深度。他對“千年佛老賊中國”的局面大為憤慨不滿，起而進行批判。歐陽修認為，佛教之危害要遠甚於道教。佛教的理論足以洞悉人情、煽惑人心，而道教如不經君主的大力提倡，壹般不會造成特別禍害。“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趨者常眾而熾；老氏獨好言清凈遠去，靈仙飛化，其事冥深，不可究質，則其常以淡泊無為為務。故凡佛氏之動搖興作，為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不以獨興。”［3］271 因此，歐陽修兼排佛道二教，但首重排佛。他看到以往的方法並不能達到排佛教的目的，因此提出要想戰勝佛教就必須“修本”。歐公所要修的“本”就是儒家傳統的“禮義”，即以儒家學說為“本”，“禮義者，勝佛之本也，”［3］123 實際上就是要復興儒學以戰勝佛教。由此，他不同意韓愈“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的排佛方法，也不同意簡單地把佛說當作夷狄異端之學而將其趕出國門的做法，而是主張“莫若修其本而勝之”。歷史表明，中國古帝王多次對佛教采取嚴厲手段加以打擊，都無法取締佛教，反而愈來愈昌盛，“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比如韓愈提倡排佛後不久，唐武宗會昌五年(845年)大規模滅佛，給佛教以毀滅性打擊，史稱“會昌法難”。但兩年之後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即下敕恢復佛教。歐陽修認為，佛教不是不可去，而是以前排佛所用方法不對。中國早期政教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佛教無法傳播到中國來，佛教傳入中國是乘著中國禮義闕廢之時而來，即是乘虛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年而佛至乎中國。”［3］122 現在佛教乘亂而來已千有余年，百姓耳熟能詳，又有王公大人倡導，民之沈酣入於骨髓，千歲之患，遍於天下，非壹人壹日可口舌而勝之，只有逐漸讓百姓修禮義而放棄佛教，這就是“修本”。然而，佛教棄絕人倫，卻能吸引民眾，使“民皆相率而歸”，是因為“佛有為善之說。”［3］123 歐陽修看到佛教的根本迷惑力在於它有壹套“為善之說”，是頗有洞察力的見解。歐陽修指出，荀子倡導“人性惡”，淆亂了人性善惡的見解，遂使為善之說歸於佛氏。應該讓百姓了解，人性是善，“禮義”即是“為善”，從事禮義就是從善，從而以儒學之為善取代佛教之為善。歐陽修提出“修本”、“為善”之說，在壹定意義上是對癥下藥，以新方法開辟新方向，在當時有很大影響。歐陽修本人雖沒有完成這壹任務，而且僅靠修復“王政”、“禮義”也顯然難以戰勝佛教，但後來的理學家正是沿著歐陽修“修本”的道路，在本體論意義上重建人性善理論，完成新儒學體系的創造。
以上從三個方面論述了歐陽修在北宋儒學復興運動中的作用和貢獻。這三方面相互聯系成壹整體。推動古文運動，深入討論文道關系，就勢必要展開對儒家經典的研究，以汲取“道”的資源，同時也就要展開對佛教道教的批判。歐陽修繼承孔孟儒學的優秀傳統，高舉韓愈大旗，壹身正氣，身體力行推動儒學復興，其成就與貢獻深為後人稱道與景仰。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筆鋒深帶感情地總結歐陽修的貢獻說：“歐公之學雖於道體猶有欠闕，然其用力於文字之間，而泝其波流，以求聖賢之意，則於《易》，於《詩》，於《周禮》，於《春秋》，皆嘗反復窮究，以訂先儒之謬。而《本論》之篇，推明性善之說，以為息邪距诐之本，其賢於當世之號為宗工巨儒，而不免於祖尚浮虛、信惑妖妄者，又遠甚。又能深究國家所在廢興存亡之幾，固非壹端。……真韓公所謂仁義之人者!”［7］卷三十八
參考文獻：
［1］陳寅恪.寒柳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石 介.徂徠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4.
［3］歐陽修.歐陽修全集［M］.北京：中國書店，1986.
［4］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5］郭預衡.中國散文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6］蘇 軾.蘇東坡全集［M］.北京：中國書店，1986.
［7］朱 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朱子全書·貳拾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