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壹部記載了古典誌怪的奇書，《山海經》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是極高的。其內容龐雜豐富，從山川湖海、金銀鐵礦、奇花異果、異獸珍禽，再到巫禮祭祀、宗教民俗、鬼怪神仙幾乎無所不包。書中不但囊括了各類遠古氏族的地域資料，還詳細記載了多種奇特的民俗與神話傳說。它既是無數先民們的智慧結晶，又網羅了豐瞻繁富的地理人文知識，堪稱上古時期的百科全書。
根據相關文獻的記載，《山海經》壹書的書名，最早出現於司馬遷的《史記·大宛傳》中。原文中明確寫到“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可見《山海經》在此前便已有成書記錄，而因為書中描寫過於荒誕奇異，故司馬遷作史時不敢以之為參考。
西漢的劉歆是最早負責《山海經》的整理工作的，而且其明確指出《山海經》創作者為禹、益二人。劉歆在《上<山海經>表》中記載道：“已定 《山海經》者，出於唐虞之際……禹別九州，任土作貢 ，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東漢的王充又在《論衡》中進行了補充。他認為禹、益壹同治水，其中禹主要治水，益主要記物，然後將其所見所聞編為《山海經》。此後，“禹益所記”這壹觀點，也紛紛得到了趙嘩郭璞等學者的廣泛支持。
到了20世紀中期，舊的禹益說被逐步推翻，其後又出現了鄒衍說與隨巢子說。鄒衍，原為戰國齊臨淄人，著作有《始終》。其主張大九州說，認為神州之內有九州，而九州則環繞於無盡的大瀛海中央。此觀點雖說與《山海經》的整體世界觀有幾分相似之處，但並不足以作為支撐其為創作者的依據。而隨巢子說則是由衛聚賢提出的，衛聚賢認為此書乃墨子弟子隨巢子作，但此觀點的支持者則較少。在對《山海經》的來源進行了更深入的探究後，學者們更是突破了傳統的思維局限，得出了“成書非壹時，作者亦非壹人”的重要結論。研究角度也不再拘泥為具體某人的創作，而是漸漸形成指向某壹特定群體創作的基本趨勢。北人說和南人說作為長期以來的爭論焦點，還衍生出了巴人說或蜀人說等等新觀點。北人說主要以秦人說和洛陽人說為主，南人說則主要是以楚人說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