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簡牘帛書墨跡
漢代人的日常墨跡,主要是書寫在簡牘和帛之上。但簡帛易朽,歷久難以流傳,後人很難見到。宋人邵博《邵氏聞見錄》記載了在甘肅天都出土的漢章帝與和帝時期的木簡:“崇寧初經略天都,開地得瓦器,實以木簡劄,上廣下狹,長尺許,書為章草,或參加朱字表物數,日幾匹,綿幾屯,錢若幹,皆章和年號。松為之,如新成者。”邵博特意把這些木法墨跡與當時流傳的刻帖中的漢晉書法做了比較:“字遒古若飛動,非今所蓄法帖中比也。”但當
時能見到這些漢代簡牘墨跡的人寥寥無幾,大書家和鑒賞家米芾寫作《書史》時,就因為見不到晉以前的墨跡,只能從西晉寫起。因此,壹直到晚清,人們對漢代書法的研究都是通過碑刻、摩崖、瓦當等銘刻文字的拓本來進行,由於無緣見到漢代的墨跡,認識上有許多的偏差和局限性。
1901年初,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到我國西部探險考察,在新疆尼雅遺址發現40余枚漢文簡牘,這是第壹次現代考古發掘出土古代簡牘。隨後的10余年中,斯坦因探險隊以及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探險隊、日本大谷探險隊等先後在我國西北地區發掘了1000余枚簡牘。1914年,羅振玉、王國維根據法國學者沙碗所公布的斯坦因第二次中亞探險中所獲簡牘照片,以清代考據學的方法,運用於簡牘研究,出版了《流沙墜簡》壹書,在國內學術界引起了強烈的震動。其後,1930壹1931年間,中國、瑞典合組的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在額濟納河流域發掘出土10000余枚漢簡,因出土地都鄰近漢代張掖郡的居延城,所以統稱為“居延漢簡”。面在建國之後,全國各地考古發掘出土的漢代簡牘帛書數量之多、範圍之廣,更是前所未有。其中,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壹、二號漢墓出土4900多枚竹簡、1973年在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約12萬多字的帛書與610多枚簡牘、1972壹1974年間甘肅文物考古工作者與有關部門聯合組成的居延考古隊在額濟納河流域發掘到20000余枚簡牘、1990壹1992年間在甘肅敦煌漢懸泉置遺址出土的23000余枚簡牘,是其中數量較大的幾次。
因此,20世紀以來的100多年的時間裏,隨著現代考古發掘的進行,大量漢代簡牘帛書出土,簡牘學成為學術界的“顯學”,在很多方面改寫了學術史。這些出土的簡牘帛書的內容包括失傳的經書古籍、漢代的律令條文、各級政府與軍隊的文書賬冊檔案乃至漢代的辭賦文學作品等多方面,有極高的歷史和文獻研究的價值。同時,這些簡牘帛書在書法史上的重要意義則在於使我們能真切、全面地了解漢代通行字體的演變和書法藝術多姿多彩的面貌與輝煌成就
湖南長沙馬王堆壹號、三號墓出土的簡牘帛書屬於西漢早期,是首先值得我們關註的墨跡資料。其中三號墓出土的帛書《老子乙本》(圖2.1),書寫年代據其文字避諱推測可能在惠帝或呂後時期,即約前194年到前180年之間。此件帛書字體屬於典型的秦漢之際的古隸書,但比較秦代《睡虎地秦簡》,圓包圍式的篆書結構特征已經較少出現,即橫、豎向線間的銜接多以方折取代圓轉,字形多作方扁形;橫向線間距壓緊,排列整齊,同時隸書特有的波碟用筆得到突出的強調,主要長橫超出結體寬度之外,用力按頓後挑出,已具備“蠶頭燕尾”的雛形,而左下、右下兩向斜出的筆畫作非常誇張地伸展,於整體端莊嚴謹的格局中融人了活潑生動、舒卷自如的視覺特征。漢代成熟時期隸書的典型特征在這件帛書中已基本成形。
1972年發掘的馬王堆壹號墓的下葬年代約在西漢文、景二帝時期(前179壹前141年),其中出土的竹簡***312枚,內容為隨葬器物清單,即“遺策”(圖2.2)。這批竹簡的文字較之《老子乙本》,古隸中的篆書偏旁結構形態進壹步解體,其突出的特征是用筆上和結構上顯示出的“草體化”的傾向。《老子乙本》因為抄錄的內容是傳世的經書古籍,因此書寫態度嚴謹,結構端嚴,點畫不茍,代表著漢代規範嚴謹的成熟隸書的雛形。而這批《遣策》則屬日常賬冊記錄,務求急速,筆姿活潑,筆畫間出現連帶關系,個別偏旁結構出現省簡草化的跡象,其中生發出的新理異態,則預示著漢代草書的萌芽。漢代字體的演變,就是由這正、草兩體並行發展的。
到漢武帝時期,經過數十年的休養生息,漢王朝國力強盛,因此改變了漢代開國以來對付侵擾北部邊境的匈奴所采取的和親、互市與防禦的策略,在軍事上主動出擊,並不斷取得勝利,在河西走廊設置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打開了通往西域的道路。於太初三年(前102年)又建起了東起五原、西至居延的邊防城塞,並開通玉門關、陽關外的西域,不斷經營,延續到東漢,直至魏晉時期。而守戍邊關的將佐兵卒,多來自內地,他們在西北邊陲的敦煌、居延等地留下了大量的簡牘。簡牘在西北幹燥的氣候環境中不易朽毀,20世紀以來的100多年中由考古發掘不斷地出土,在數量上遠遠超過國內其他地區,並且時間跨度長而連續,字體演變脈絡清晰,書寫風格豐富多彩。我們把其中有紀年的簡牘排列起來,可以看到正、草兩體的不同發展方向。
先看隸書正體的成熟過程。敦煌所出土的漢武帝時期《太始三年簡》(前94年),已經改變了西漢早期縱向波碟筆畫舒張伸長的特征,筆畫取橫勢為主,字形基本呈扁闊形,字中長橫畫表現為“蠶頭燕尾”,撇捺左右舒展,典型隸書的筆畫特征已完全形成。漢宣帝《元康四年簡》(前62年,圖2.3),則更進壹步在用筆和結體上都表現出點畫規範、吉體工穩、風格典雅的特點。而1985年在江蘇連雲港海州的西漢晚期東海太守西郭寶墓中出土的《名謁》(彩圖六),其書法之成熟與精美比之於東漢靈帝、恒帝時期才在碑刻上出現的、被後人稱為“八分書”的成熟、規範的隸書,如《乙瑛碑》、《禮器碑》、《史晨碑》等毫無遜色之處,而時間上要早出100余年。草書作為壹種獨立的字體,也是在西漢時期發展成熟的。如《元康四
年簡》在大部分宇形作正體的情況下,最後壹行“六月壬戌金關卒延壽以來”,承襲西漢在馬王堆壹號墓中出土的《遣策》的草體化傾向發展而來,即:壹方面簡化字的形體,偏旁內筆畫省簡不寫;另壹方面則是筆畫間有鉤環聯結,正體的多個筆畫被連續書寫,並作壹個筆畫。從居延、敦煌等地出土的簡牘來看,漢元帝時期以後,草書作為壹種獨立的字體迅速成熟
起來。如《永光元年簡》(前43年),雖藝術上略顯嫩稚,但絕大部分文字用草體寫出,草法固定成形。而新莽時期的《王俊幕府檔案簡》(圖2.4)是起草正式文書的底稿,已經是藝術上完全成熟的草書。漢代的草書是與隸書並行發展成熟的,點畫上帶有隸書的波碟用筆特征,與魏晉以後不帶隸書筆意的草書不同,因此後世也把這種帶有隸書壹些用筆特征的草書稱為“章草”。
西漢時除了逐步發展成熟的隸書和草書作為日常手寫體之外,篆書則因其字體更古老而帶有典重的意味,在壹些需要昭示重要性的場合繼續使用,就如秦代時日常文書使用的是《睡虎地秦簡》式的“秦隸”,而秦皇刻石記功則使用小篆體壹樣。1973年出土於居延肩水金關遺址的《張掖都尉柴信》(彩圖七),是漢代高級官吏的標識,也是用於傳令啟閉關門的憑證。書寫於紅色麻織物上,是標準的小篆體,字形皆作的長方形,排列整齊,中間“都尉”二字線條繁密,字形被處理成較寬大,均化協調了各字線條所分割的內部空間,總體如同壹方規整風格的漢印。漢代的篆書隨著時代的發展,往往呈現出與秦代小篆不同的風貌。1959年在武威磨嘴子二十三號墓出土了《張伯升樞銘》(圖2.5),樞銘的形狀如幡幢旗幟,人葬之時懸系竿端,行於樞前,既入墓中,則覆蓋棺上,使用柩銘既表示死者身份,同時也寄托願死者永垂不朽的願望。這件樞銘的篆字線條盤曲,形成裝飾性,此即漢代的“繆篆”。整體生拙樸茂,不涉纖巧,並隨形布勢,章法上疏密對比,自然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