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中國自漢以來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它集中地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經濟、政治的要求，以此它壹直作為官方哲學居於領導地位。 儒家最早產生於春秋末年，是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中的壹個思想流派。因此我們壹般所稱的“儒釋道三教”的“儒教”主要是指儒家思想教化而言的，決不能把儒家也看成是宗教。
產生於印度的佛教，由於文化傳統和社會背景的不同，它在許多方面都與中國固有的思想文化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但佛教不僅非常懂得“入鄉隨俗”的重要性，而且它本身也具有適應環境的內在機制，因此，在它傳入中國以後，就以“隨機”、“方便”為理論依據，十分註意與中土原有的思想文化相適應。人們常說，佛教自傳入始，就開始了壹個不斷中國化的過程。從思想理論上看，佛教的中國化很大程度上就是佛教的道化和儒化，而外來佛教的道化和儒化最早主要是通過佛經的翻譯表現出來的。
道教則是中國土地上自生的宗教，它正式創始於東漢末年，其思想淵源則可追溯到戰國時期的神仙方術思想，乃至上古時代的民間巫術等。道教追求長生不死成神仙，佛教企求無生永滅、超脫生死入涅槃。
儒家講的是入世主義，宣揚治平之道，即所謂正心，誠意、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重視的是現實社會的治理，而不去追求佛、道兩教那樣虛無飄渺的彼岸世界，以此儒家與佛道兩教在根本理論上就發生了沖突。佛教宣揚人生壹切皆苦、現實世界壹切皆空的苦空二諦學說，主張勘破紅塵，超脫塵世，出家修行，落發為僧，這就與儒家所宣揚的倫理綱常、忠孝之道，直接發生了矛盾。因此佛教壹傳入中國，就受到了儒家的抵制與排斥，佛教在我國整個封建社會中的發展進程，始終伴隨著與儒家之間的鬥爭。儒道之間雖說也存在著根本理論上的矛盾，但道教畢竟是我國土生的宗教，它是在我國封建社會的文化氛圍中產生的，因此在道教教義中早就開始容納了儒家的政治倫理學說，從而大大地調和了儒道兩者之間的思想沖突，以此在我國思想史上，儒道之間雖說有鬥爭，但遠不如儒佛之間鬥爭那樣激烈。
當然儒家與佛道兩教除了有矛盾之外，又有著互相影響、互相吸取、取長補短、***同發揮社會作用的壹致的方面。儒家是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是統治階級維護封建秩序的主要工具，佛道兩教則是其有力的助手與補充。前者從積極的入世主義出發來建設、治理和鞏固封建社會；後者則從消極的出世主義出發來緩解社會的矛盾，以維護封建社會的秩序。它們互為補充、互相促進，***同維護著古老的中華帝國。這就決定了它們三者之間具有統壹性的深刻的社會基礎。
道教大力吸收了儒家政治倫理學說，作為自己的教義教規。佛教則盡量把自己的教義說成是不違背儒家思想，同時也步道教的後塵，吸取儒家的名教學說，以便使自己的思想與儒家思想相融合、相調和。而儒家學說過去壹向偏重於政治倫理的說教，缺乏深邃的哲學思想。在這方面，佛道兩教，尤其是佛教，具有著豐富的深刻的哲學思想，因此儒家為了豐富自己的哲學，在批評佛道兩教的同時，也充分地吸取了它們中對自己有用的哲學思想資料，以充實和發展自己的哲學思想體系。宋明時期的理學，就是這方面的突出代表。所以我們常把理學視作為“三教合流”的產物，這確是有理由的。
從歷史上來考察，在思想領域裏，儒佛鬥爭主要圍繞著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而展開：佛教的出世主義與儒家的綱常名教之爭。
佛教講出家修行，這就與儒家名教忠君孝父之道發生了矛盾。早在佛教初傳的漢代，據《理惑論》所記：“問曰：‘《孝經》言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今沙門剃頭，何其違聖人之語，不合孝子之道也。’”這類的指責是從儒家孝道出發的，認為佛教落發出家絕棄後嗣違背儒家孝道。
至於佛教宣揚出家修行脫離塵世，不再致禮王者的思想，則直接與儒家的忠君之道沖突，以至在東晉時代儒佛之間引起了壹場沙門應不應致敬王者的大辯論。當時桓玄等人，力主沙門應敬王者，應遵守儒家的禮教。高僧慧遠為了維護佛教的尊嚴與教義，則著《沙門不敬王者論》壹文，以回答桓玄等人對佛教的挑戰。慧遠認為佛教有在家與出家之別：“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
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出家皆遁世以求其誌，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遁世則宜高尚其跡”，因此不應致敬王者。然而慧遠認為這並不違背儒家的忠孝之道，“如令壹夫全德（即指壹個人獲得正果），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所以說佛教雖“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佛教與儒家之間的夷夏之爭
儒家思想是中土華夏民族自己的思想，而佛教是外來宗教，因此儒家學派指責佛教為夷狄之教，只適合於夷狄地區，而不適合於中土華夏。這壹爭論最早也發端於漢代。《理惑論》記載說：“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譏陳相更學許由之術，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用夷變夏者也。’吾子弱冠學堯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學夷狄之術（即指佛教），不已惑乎？”這就是儒學家用夷夏之分來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