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謠諺
秦代以前，遠及上古時代的歌謠、諺語。先秦詩歌除《詩經》、《楚辭》及“逸詩”外，還有些歌謠諺語，它們也反映了古代詩歌的發展過程。
遠在文字出現之先，歌謠就已在人民口頭流傳。由於當時無法記載下來，今天只能從古代文獻中去發掘壹些後人追記的材料。如《彈歌》，是壹首古樸的原始歌謠：“斷竹，續竹，飛土，逐宍。”（《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它以兩個字為壹拍，構成四個短句，記錄了制造彈弓，彈出土丸，追趕飛禽走獸的狩獵生活片斷。相傳為上古伊耆氏時代的《蠟辭》：“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禮記·郊特性》）這本是蠟祭祝辭，辭句帶點命令口氣，實際上是求八蠟之神消除自然災害，使人們生活得以安定。歌辭句式整齊，文字技巧已相當熟練，不可能出於傳說中的伊耆氏時代，後代追記時大概已加潤色。《尚書·湯誓》則記載了傳說是夏代末年的歌謠：“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表現了人們對暴君的仇恨，具有強烈的反抗情緒。《孟子·梁惠王》也有同樣的記載，說是詛咒夏桀的民謠，應當是比較可信的。
傳說為上古時代的歌謠，散見於文獻中的，還有《擊壤歌》、《卿雲歌》、《夏人歌》、《麥秀歌》等。所載之書，雖然比較晚出，但韻語賴口頭流傳，記載之前當已有較長的流傳時間，記載時可能作些修飾，又難免受當時文體的影響，但不能斷定它們就是偽作。如《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見《帝王世紀》)據記載，這是帝堯時代壹個80歲老人所唱的歌。從社會發展史看，原始公社時期，生產力相當低下，不可能有獨立“鑿井”“耕田”這樣的經濟生活，那個時代的人，也不大會有“帝力何有於我”的思想。這些牴牾之跡，或出於後人的改筆，但從基本內容看，應該還是產生較早的。再如《卿雲歌》:“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見《尚書大傳》卷壹）這首短詩，有內容，有辭采，句式整齊，技巧嫻熟，虞舜時代的口頭創作很難達到這樣高的造詣，顯然經過後人潤色，但它的內容，表達了歌頌日月、崇拜自然的樸素感情，保存了古代思想習俗的影子。
古籍中記載的時代稍後壹些的歌謠，如《采薇歌》，據《史記·伯夷列傳》，它產生於以四言詩為主體的《詩經》時代，象這種藝術上比較成熟的自由體歌辭，即使可能產生，也未必能完全保持原貌。《楚狂接輿歌》(《論語·微子》)、《孺子歌》（《孟子·離婁上》），則已透露出向《楚辭》體過渡的端倪。
與《楚辭》更接近的，是戰國時的《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悅）君兮君不知”，據《說苑》記載，這首歌是從少數民族語言翻譯過來的，乘船的是王子鄂君子皙，越人歌手對鄂君擁楫而歌，歌調婉轉，感情深摯。“山有木兮木有枝”是壹句隱語，“枝”是“知”的葉音，有點象南朝民歌，沈德潛評此詩說:“與‘思公子兮未敢言’(《九歌·湘夫人》)同壹婉至。”（《古詩源》）
古代往往謠、諺並稱，其實謠和諺意思相近而又有別。謠指不用樂器伴奏的歌唱；諺指諺語，它用簡單通俗的固定語句，說明壹定的道理。
殷商以前的諺語，今已罕見。記載諺語較多的古書莫過於《左傳》，如：“心茍無瑕，何恤乎無家”（《閔公元年》）；“狐裘尨茸，壹國三公，吾誰適從”（《僖公五年》）；“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僖公五年》)；“非宅是蔔，唯鄰是蔔”（《昭公三年》）。這些諺語產生的上限，已經很難考定，而它所反映的內容和表現的形式，都已相當成熟。前兩例亦謠亦諺，後兩例已近格言，都不可能是上古初民的創作。
《論語》、《孟子》、《荀子》、《國語》、《戰國策》、《禮記》等書中記載的古諺語還有很多，產生和寫定的時間更晚，大體上都是句式整齊的格言式的語句，是人們勞動和生活經驗的總結。
逸詩
先秦古籍中常常引用“詩”句，其中有壹些是今本《詩經》305篇以外的，前人稱它們為“逸詩”。
今傳的《詩經》並非足本，如《小雅》中的《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等6篇，篇名都見於《儀禮·鄉飲酒禮》和《儀禮·燕禮》，而其辭不存。《毛傳》以為“有其義而亡其辭”，朱熹《詩集傳》認為這6篇皆“有聲而無辭”。多數學者則同意《毛傳》之說，以為本來有辭而亡逸了。還有《商頌》，據《國語·魯語》說，原來有12篇，今《詩經》所收只有5篇，其他7篇何時散逸不能定。此外，今傳本《詩經》中還有闕句的情況，如《小雅·沔水》***3章，前2章每章皆8句，而第3章僅有6句，朱熹疑脫首2句；《周頌·維清》僅有4句，朱熹疑有脫文；《魯頌·(外門內必)宮》***9章，前5章中，第壹、第二、三、五章每章皆17句，獨第四章為16句，朱熹以為脫1句。姚際恒《詩經通論》反對朱熹之說，以為此詩無闕句，但理由不足。
先秦古籍所引的“詩”句，如《荀子·王霸》所引“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為之則存，不為則亡”，《臣道》所引“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以及《解蔽》、《正名》和《法行》等篇中都有些“詩”句，但不見於今本《詩經》。又如《左傳·莊公二十二年》“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以及《左傳·成公九年》、《襄公五年》、《襄公八年》、《襄公三十年》、《昭公四年》、《昭公十二年》、《昭公二十六年》中所引的壹些詩，也都如此。但這些詩是否都是原屬《詩經》所收而後散逸的詩，尚難斷定。其他古籍如《國語》、《論語》等書中還有壹些。這些“逸詩”總數並不很多。
清代郝懿行《郝氏遺書》中有《詩經拾遺》1卷，輯錄較為完備。
騷體
騷體是韻文體裁的壹種，得名於屈原的作品《離騷》。由於後人常以“騷”來概括《楚辭》，所以“騷體”亦可稱為“楚辭體”。由於漢代司馬相如的《長門賦》、《大人賦》，班固的《幽通賦》，張衡的《思玄賦》等作品與《離騷》體裁相類，所以後者亦被稱之為“騷體賦”。這樣，“騷體”又包括了與《離騷》形式相近的壹些賦。
騷體是屈原在楚國民歌的基礎上所創造的壹種抒情韻文，以《離騷》為代表，壹般篇幅較長，句式靈活參差，多六、七言，以“兮”字作語助詞。另外，過去有人總結過，“騷”調以虛字為句腰，腰上壹字與句末壹字平仄相異為諧調，平仄相同為拗調;《九歌》以“兮”字為句腰，句調諧拗亦同。騷體可以稱詩，亦可以指賦。漢以後署名蔡琰的騷體《悲憤詩》後半部分，韓愈的《復誌賦》，柳宗元的《懲咎賦》、《閔生賦》等均可歸入騷體類。
騷體主要作家：屈原、宋玉、蔡琰。
秦漢
兩漢樂府
樂府原是漢代掌管音樂的官署，由於專事搜集、整理民歌俗曲，因此後人就用“樂府”代稱入樂的民歌俗曲和歌辭。在六朝，更明確地把“樂府”和“古詩”相對並舉，以區別入樂的歌辭和諷誦吟詠的徒詩這兩類詩歌體裁。宋、元以後，“樂府”又被借作詞、曲的壹種雅稱。
東漢民間歌謠異常活躍，多與漢光武帝采取聽風察政的用人政策以及迷信讖緯術數有密切關系。光武帝“數引公卿郎將列於禁坐，廣求民瘼，觀納風謠”，促使“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建武、永平之間，吏事深刻，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後漢書·循吏傳序》)。“謠言”即“謂聽百姓風謠善惡”(《後漢書·劉陶傳》註)。和帝曾“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采風謠”（《後漢書·李郃傳》），靈帝也曾“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為民蠹害者”(《後漢書·劉陶傳》)。以至於州官上任，也“羸服間行”，“觀歷縣邑，采問風謠”（《後漢書·羊續傳》）。這種用人政策措施，顯然助長地方吏民士流利用歌謠制造輿論，成為結黨鬥爭的政治手段。與此同時，推行讖緯術數的儒生方士往往編造、利用民間歌謠以神其說。因此，有關史傳誌書所載歌謠多為政治性和風俗性的徒歌謠辭，其中相當壹部分實出文人之手，其采集與音樂官署無涉。
今存兩漢樂府歌辭中最有價值的作品是50余首民歌、部分謠諺和少量有主名或無名氏文人詩歌，其中民歌歌辭的寫作時期，多數難以確定，前人或據樂曲本事與古辭旨意的相合與否，或泛引史事以推測諷諫意向，都可作參考，但不足以斷定寫作時期。大體說，《漢鐃歌十八曲》由於當時“但取鐃歌為軍樂之聲”（朱乾《樂府正義》），曲、辭早已分別存用，而歌辭久未整理，聲、辭混雜，不易通曉，其中有原始古辭或後補之辭，則其寫作當在西漢初期或更早時期。《相和歌》本是漢舊曲，“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宋書·樂誌》)。《樂府詩集》卷二十六“《晉書·樂誌》載：‘凡樂章古辭存者，並漢世街陌謳謠，《江南可采蓮》、《烏生八九子》、《白頭吟》之屬’，其後漸被於弦管、即《相和》諸曲是也”。其中有壹些當是西漢作品，但也有東漢作品，如《雁門太守行》歌詠東漢洛陽令王渙事，並非曲題古辭。《雜曲》本是樂府未收歌曲，其歌辭亦多東漢作品。至於謠諺及文人制作，則或有記載，或可考略，也以東漢作品為多。所以，今存兩漢樂府，大致東漢作品多於西漢。
樂府官同黃門，事近倡優，在人品分清濁、詩樂辯雅俗的傳統觀念中是受輕視的。漢元帝好音樂，欣賞定陶王懂音樂，大臣史丹批評說：“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皆黃門鼓吹）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漢書·史丹傳》）皇帝不免顧忌，文人勢必更受拘束。而樂府歌曲為俗曲，五、七、雜言歌辭是“俳諧倡優所用”的俗體（摯虞《文章流別論》），所以西漢著名作者“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鐘嶸《詩品序》）。東漢文人創作的樂府歌辭，為數甚少。大約在順帝、桓帝時期，民間湧現出壹批無名氏文人寫作的五言詩，即以《古詩十九首》為代表的五言“古詩”，其中有的就是樂府歌辭，到魏晉仍被弦歌。此外，兩漢黃門樂人也寫作歌辭，如李延年就有《北方有佳人》歌壹首，東漢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嬌嬈》更是樂府歌辭的名篇。總起來看，兩漢樂府歌辭的成就，主要以民間創作為代表。
今存兩漢樂府歌辭謠諺作品，有宋代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元代左克明《古樂府》，明代馮惟訥《古詩紀》，梅鼎祚《古樂苑》等總集。今人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將前人所輯全部搜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