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則徐（1785－1850），福建候官（今福州）人。1839年3月，以朝廷欽差大臣身份到廣州查禁鴉片。
銷毀鴉片煙有很多種辦法，比如用火燒掉，但是這種辦法並不徹底，因為還可以從廢渣，甚至泥土裏提取煙膏。英國人曾經預言說中國的官員肯定不會全部毀掉鴉片煙，他們壹定會趁機偷盜或者轉手販賣鴉片。
林則徐在海灘上搞好兩個大水池，漲潮時讓海水灌進水池再加上鹽鹵石灰攪拌，讓鴉片在池中進行激烈的化學反應，待潮水退時打開閘門讓鴉片的殘渣與潮水壹同沖入大海，整個過程幹凈利落，在眾人眼睛監督之下光明磊落，無隙縫可鉆。
為了昭示中國人民純潔的道德心和凜然正氣，林則徐還特別邀請了外國商人、船長、傳教士等人到現場參觀，讓外國人目擊銷煙的全過程，對林則徐辦事認真徹底令他們十分佩服。據他們留下的文字記錄來看，他們認為虎門銷煙是壹次成功徹底的行動。“我們反復考察銷煙的每壹個過程，中國人的細心和忠實的態度是無可挑剔的。”
道光皇帝在外來侵略面前起先是狂妄自大，而後便畏葸求降，當英國侵略者北上定海、鎮口進壹步威脅到京津地區時，他便以“誤國病民辦理不善”的罪名將林則徐革職。改派琦善作欽差大臣赴粵求和。中國人民歷來崇敬愛國為民的英雄，唾棄向外國侵略者獻媚求榮的民族敗類。當廣東愛國官兵士紳、群眾知道他們的“林大人”被撤職後，大為憤概，及時趕制出“萬民傘”、香爐、明鏡和頌牌贈送給林則徐，表達他們挽留、慰問林則徐的壹片真情。頌牌上寫的是“民沾其惠、夷畏其威、勛留東粵、澤遍南天”、“公忠體國、清正宜民”、“煙銷瘴海、威攝重洋”等贊詞，高度評價林則徐在廣東禁煙抗英的歷史功績。
林則徐不僅受到中國人民的熱愛，就連他的對手和敵人也不敢懷疑他的偉大，對他抱著崇敬的態度
林則徐""禁煙運動""新評"
發布時間： 2003-8-16 作者：張永東
壹百六十年前林則徐在中國發動了壹場"禁煙運動"，不僅在當時轟動世界，成為中國近代史的開始，林則徐也從此成為中國的"民族英雄"而名揚中華，流芳百世。今天，壹百多年後，我們重新審視歷史，再度就林則徐當時的"禁煙運動"進行分析，就會發現有許多問題需要人們進行新的認識，特別把林則徐的行為完全稱之為"愛國行為"有許多值得懷疑和商榷的地方。本文就此做分析，以引起人們爭論。
壹、林則徐"禁煙運動"前的中國
從十四世紀開始發展起來的西方現代文明，隨著人們思想的解放，新航線的開通，現代工業的興起，縮小了世界不同地區之間的相互的距離。古老的東方，特別是充滿神迷感的中國，西方各國早就意欲打開閉關鎖國的古老中國的大門。最早來華的是十六世紀葡萄牙和西班牙這些當時海上的強國，葡萄牙是自西而東，繞過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印度，明朝正德九年到十壹年間（公元壹五壹四至壹五壹六年）間到達廣州沿海，在廣州附近的壹些小島做壹些中介商人，正德十二年（壹五壹七年）有八條葡萄牙船來到廣州珠江口岸。明朝嘉靖二十五年（壹五四八年），在寧波，明朝官兵還與葡萄牙人發生武裝沖突，據西方人記載，葡萄牙死於此役的有五百多人。壹五六壹年左右來華的葡萄牙人因船上貨物濕水，需要"借地晾曬"，重金賄賂廣東地方官，租下了澳門，每年完納地租銀壹千兩，壹七四0年減少為五百兩，歷來均向山縣繳繳納。
西班牙來華的方向則是自東而西，由南美洲到達菲律賓，壹五七壹年在菲律賓的西班牙人曾幫助當時的明朝政府夾攻以林鳳為首的中國海盜，這樣便開始了與中國最初的關系，但是當時的交往只限於在福建海口進行通商，壹五七五年西班牙首次到達了中國大陸，要求與中國通商，得到了明朝政府的允許。
繼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後，荷蘭也開始尋找與中國發生關系，荷蘭是壹個後起的西方強國，明朝萬歷二十九年（壹六0壹年），荷蘭的商船首次來到了廣州，要求與中國通商。但是未得到明朝政府的允許，以後荷蘭人曾兩次占領澎湖列島，明天啟四年，明朝官兵奪回澎湖列島，接著荷蘭人又占領了中國臺灣，到了清朝順治十八年（壹六六壹年）中國民族英雄鄭成功從臺灣趕走了荷蘭人，荷蘭人的"武力通商"的辦法才告結束。
英國是從十六世紀開始，英國女王伊利莎白曾兩次致書中國皇帝，要求建立關系，但都沒有成功。壹六三七年英國派了四只軍艦來華，駛入珠江和廣州，要求與中國建立關系，結果與中國發生了最初的沖突。壹七九二年，英國又以補賀幹隆皇帝八十壽辰為名，派遣馬嘎爾尼為首的使團啟程來華，九月在熱河覲見了皇帝，提出開放寧波、舟山、天津通商口岸，設立商館等建議，均被幹隆皇帝向英王頒發"敕諭"拒絕，馬嘎爾尼被迫掃興而去。壹八壹六年，英國又派遣阿美士德為首的使團來華，主要目的是謀求駐使北京，開放北方通商口岸及爭取廣州的的英商有更大的自由。但是，因阿美士德等人堅持不行跪叩之禮，同清延爭執不下被逐回。壹八三二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派遣壹個名叫禮士的船主，帶領廣東商館職員林塞，化名胡夏，及傳教士郭士立，化名甲利，壹行七十多人，對中國進行實地貿易考察。
法國壹六六0年，成立了中國公司，壹六八八年法王路路易十四派遣第誠、白普、洪若翰、李明、劉應等五名傳教士到北京。壹六九八年，第壹只法國商船開來中國，從路易十四，路易十六，壹直到拿破倫，法國曾多次派傳教士商船到中國。
美國則是壹個後起的經濟強國，壹七六八年英國承認美國獨立，次年，美國商船"中國皇後號"到達了廣州，商船在廣州出售西洋人參，賺了三萬七千多元，從而吸引了大批美國商人到中國經商。而美國則是後來者居上，在以後的發展中美國以自己技術，資源，資金等雄厚的力量，逐步取代壹些"老牌"的西方強國。
盡管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初，西方各國葡萄牙、西班牙、英國、美國等國都曾先後不斷的派出大批使者和商人，以及商船隊到中國進行貿易，但是在這三百年間，中國的對外貿易，總是居年年出超的有利地位，這種情況可以從中英貿易關系方面看出來。（當時的中國對外貿易，英國占據最主要位置，其余的荷蘭，法國等國的輸華總值還不及英商輸出總值的壹半）。見下表：
中英進出口貿易價值及其指數（壹七六0至壹八三三年每年平均數）
價值單位：銀兩 指數:（壹七八0至壹七八四年）平均=100
年度 進口 指數 出口 指數
1760壹64 470286 36·1 979586 47·0
1770壹74 1466466 112·6 2119058 101·0
1780壹84 1301931 100·0 2083346 100·0
1790壹94 5007691 384·6 5843714 280·5
1800壹04 7715556 592·6 7556473 362·7
1820壹24 6525201 501·2 9816066 471·2
1830壹33 7335023 563·4 9950286 477·6
（參見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就學出版社壹九五五年版，第二、三頁。）
英國與中國進行貿易，用什麽東西來換取中國的貨物，從輸入到中國的貨物來說，英國本土的出產，實在沒有壹件是中國民眾所喜歡的。當時英國本國的王牌貨物是毛紡織品，但是這種貨物既不夠精美，也不夠便宜，在中國找不到什麽主顧；而英國商人（主要是東印度公司），自中國輸出的貨物以茶葉為大宗，其次則為生絲、土布、還有壹些零星貨物如大黃、瓷器、糖、樟腦等，向中國輸出毛紡織品，金屬（鉛料，銅及打簧貨），從印度運來棉花；美國從廣州輸出的主要商品是生絲、茶葉、土布三項，向中國輸出的西洋參、皮毛、檀香木等。所有輸往中國的商品，對中國來說可有可無，中國有的是綢緞土布，英國毛呢在中國很難找到銷路，不賠本就賣不出去。如英國從壹七八六年到壹八二九年，曾八次來到中國推銷棉紡織品，都銷路不佳，多次賠本。壹八二壹年英輸往廣州的英花呢四千五百零九匹，剪絨與天鵝絨四百壹十六匹，在廣州市場上拍買脫手，結果賠本百分之六十。
英國的壹些奢侈品，市場需要量很少，印度來的棉花盡管有用，但中國也是盛產棉花的國家，只有在蘇，浙壹帶棉花歉收時，印度棉花才有銷路。在十八世紀末東印度公司自中國輸出茶葉每年約在四百萬兩左右，僅此壹項就可以抵消當時英國輸入中國的三項主要商品（毛紡品，金屬品和棉花），中國結實的土布則又暢銷歐，美市場，美商每年從中國販運二、三百萬匹。這樣，當時的英美等國不能向中國提供什麽象樣的商品，而又迫切需要中國貨，所以中國在對外貿易上經常是大量的出超。以中、英間的貿易而論，到貿易戰爭爆發前夕，中國每年出超的價值，高達白銀二、三百萬兩以上，英國必需用白銀（西班牙、墨西哥銀元）來支付，以至當時來廣東進行貿易的外國商船，所帶的貨物不多，而大量的卻是銀元，東印度公司來華的商船，經常要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現銀，商貨不多。所以，東印度公司對廣州的整個進出口生意是無年不賠的。
中國與英國之間的貿易差額，以及與其它美國等國之間的差額，這些開始加劇了雙方的貿易矛盾和摩擦。造成當時這些差額的原因來自兩個方面：從中國方面說，由於中國地大物博，有豐富的物產和土地資源，本身的農業和手工業完全可以滿足封閉的自給自足的需要；從西方國家來說，盡管他們的技術先進，產品新異，但是其工業產品規模要達到足以排擠中國的貨物，攻破封閉的中國市場大門並不是十分容易的。比如最早來華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都還不是工業大國，拿不出什麽制造品輸入中國，葡萄牙雖然租借了澳門，但也只能把中國的絲綢、瓷器、手工藝品等運往南洋，印度和歐洲販賣，而把南洋的香料，藥材等物，以及少量的歐洲商品運銷到中國。這種貿易，中國貨經常出超，他們的支付手段是白銀；西班牙也是經常從墨西哥運載大批白銀到呂宋，而由閩，廣商人販運絲綢等貨到呂宋換取銀元載回中國。這兩個原因說明，像中國這樣壹個具有幾千年悠久歷史和地大物博的古老的大國，並不是可憑壹些少量的現代產品就可以打開其封閉的大門，也不可能通過少量的新產品，新技術就能改變中國民眾的消費傳統。見下表：
東印度公司輸華商貨的盈虧
壹七七五至壹七九九年每年平均數 價值單位：銀兩
年度 毛紡品 金屬品 東印度產品 總計
1775-79 -23788 +7679 +17512 -2831
1780-84 -22456 +6754 -4849 -23199
1785-89 -26284 -4443 +24829 -7906
1790-94 -1061877 +24746 +26703 -62141
1995-99 -191552 +9772 +20687 -168099
（參見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十七、二十頁。）
二、做著"天朝大國"美夢的清王朝
從十六世紀開始西方各國就極力想打開閉關銷國的中國門戶，但是長期與世界割絕的清政府並不想急於同世界來往，在他們眼裏中國仍然是壹個"天朝大國"，其國內無所不有，不需要借助於外國，相反地由於民眾與外界的接觸，還會造成反對清王朝勢力的增長，自然清政府反對打開國門。壹六八三年臺灣抗清政權被摧毀，第二年，康熙曾壹度下令開放廣州、漳州、寧波、雲臺山（今江蘇連雲港）四個口岸與外國通商，廣州則是當時對外貿易的集中地；而到了壹七五七年幹隆帝索性將通商地限定在廣州壹地。
為了限制外國商人，清政府還設立"公行制度"，規定外商來華辦理貿易和其它事務，均須經過清政府特許的"公行"來進行。"公行"制度由來已久，早在明代廢除"市舶司"制度就逐步形成了。在明代以前，中國的對外貿易，設有專門機構，即"市舶司"來管理和經營。後來對外貿易發展了，這種由中國官吏直接與外商交易的"市舶司"制度就不適用了，於是廢除這種制度，改由政府指定幾個商人，設立牙行來進行進出口貿易。這種機構被稱為"牙行""洋行"。到了十八世紀初，各洋行商人為了避免彼此間的競爭，就聯合組成壹種行會性質的"公行"。壹切進出口貿易都由公行統壹經營。公行通稱十三行（最多時達到二十六家，最少時只有四家，並非固定十三家）。它在清政府對外關系上起著壹種特殊的作用。公行首先是個壟斷性的商業組織。壹切外國進出口貨物，均由其承銷。由中國內地出口的貨物由其代銷，並負責劃定進出口貨物的價格。它還代替清政府執行政治方面的職權，外商來華貿易應繳納船鈔貨稅，均由其經手，即所謂"承保稅餉"。此外，它還代政府辦理壹切對外商的外交事宜。外商是不準與官吏直接交往的，壹切命令，文書均須由公行轉達，所以公行實際上是兼有商務和外交兩種性質的壹個半官方組織。
除此外，清政府對外商來華的活動還進行了種種限制。幹隆時（壹七六0年）兩廣總督李侍堯上奏"防夷五事"，由清政府頒布執行，所謂"防夷五事"是：第壹，禁止外商在廣州過冬；第二，外商到粵後由"寓居行商管來稽查"；第三，"借領外夷資本及雇請漢人役使，並應查禁"；第四，"嚴禁外夷雇人傳遞信息"；第五，"夷船泊年""撥營員彈壓稽查"。嘉慶十四年（壹八0九年）又頒布了《民夷交易章程》，規定"兵船不準擅入內港，外商不準久住澳門，清查澳門戶口"等等。到道光時（壹八三壹年）又制定《防範夷人章程》和《八條章程》。這個章程除重申以往的規定外，又增加了禁止外商偷運槍炮，禁止私雇買辦，並限制外商在中國之行動，如禁止外商坐轎，禁止外國婦女進城，不許外商在所住商館中擅自出入等項目。
除此外，清政府對輸出貨物的品種數量也加以限制。糧食（米、谷、麥、豆、雜糧）五金（金、銀、銅、鐵、鉛），軍火（硝磺）以及書籍（史書、壹統誌，地理圖等）均嚴禁出口。絲、茶、大黃的出口數量也有壹定的限制。絲以琉球國為例，按照壹七六四年幹隆的諭詣，只準"歲買土絲五千，二蠶湖絲三千斤"。各口岸及出入地方，還要"嚴加復查，以杜影射"（《清實錄經濟資料輯要》第四九壹至四九二頁。）。進口貨物的正稅（包括船鈔貨餉）雖然很輕，約為值百抽二，但由於清政府的腐敗，貪汙成風，官府所取的"規禮"和公行所取的"行用"很多。據壹七五九年新柱，李侍堯等說："外洋番船進口，自官禮銀起，至書吏、家人、通事、頭役止，其規禮：火足、開艙、押船、丈量、貼寫、小包等名色***三十八條。頭緒紊如，實屬冗難。"，所謂"行用"是公行的辦公費用和"拖欠夷債，虧空稅餉後公行的墊賠費，本為值百抽三，但後來逐漸增多。壹八壹0年英國大班剌佛（J·W·Roberts）向廣東巡撫申訴："始時洋商行用減少與夷人無大損益，今行用日夥，致懷遠人貿遷。如棉花壹項，每石價銀八兩，行用二錢四分，連稅銀約四錢耳。茲棉花進口三倍於前，行用亦多至三倍，每石約銀二兩，即二十倍矣，他貨稱是。"（參閱王之春：《國朝柔遠記》卷。）。
上述的通商制度和通商情況構成了清政府閉關銷國的政策，應該如何評價清政府的這種閉關銷國的政策呢？筆者認為，清政府的這種閉關銷國之策，有百害無壹利。它壹方面限制中國商品的出口，限制了中國民眾與西方的貿易，另壹方面也阻礙了中國民眾對西方先進科學和技術的學習。這種阻礙作用在十八世紀以前是較為顯著，當時西方壹些先進的國家正處在發展的初期，他們對世界的"貿易侵略"還只限於印度，南洋等地，以當時中國雄厚的國力而言，處在發展初期的西方國家還不具備大規模"貿易侵略"中國的勢力，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打開國門，自由地放開貿易，鼓勵中國民眾出洋經商，中國是完全有可能趕上西方發展的步伐。如後起的日本"明治維新"的開放結果，趕上了西方國家。正是由於清政府繼續采取的閉關銷國政策，給中國帶來了後來"鴉片戰爭"的更大災難。
盡管當時西方在發展，世界在發展，而在東方的清王朝卻繼續執行著閉關銷國的政策，中國不僅越來越落後和腐敗，與世界的差距越來越大，而且此時的中國已經由壹個古老的"東方大國"成為壹個"東亞病夫"。為什幺壹個曾經走在人類前例，並為人類帶來許多古代文明和發明，以及曾出現了許多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詩人、小說家、藝術家、史學家等的古老國家，在向現代文明邁進的時候，又突然停止了腳步，並又被世界的發展大大地拋在後面。有些史學家曾簡單的把它歸罪於當時統治中國的清政府的無能和愚昧，固然這也是重要的原因，但是除了這些原因外，筆者認為，最主要的原因還在於當時的清政府實行的"閉關銷國"的政策，清政府實行這壹政策。究其原因主要有：
壹、長達幾千年封建專制統治的延續。
中國社會最初的氏族走向國家的過程中，曾遺留下來的以家長為中心，以嫡長子繼承為原則的宗法制度，這種制度實際上是壹種封建君主的家族統治，家國合為壹體，以血緣宗法紐帶維系，家族中的家長制擴大到國家，也就是以後中國封建與專制的"朕即國家"的"皇權天下"的高度集權的君主國家。中國自秦始皇建立這種中央集權的封建與專制國家以來，二千年來盡管這種封建與專制王朝，經歷了無數次的王朝更換，以至到清王朝的確立，無非都是壹種封建專制王朝代替另壹種封建專制王朝。秦始皇建立的這種中國封建專制王朝，二千多年以來，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君權至上，皇帝擁有最高的權力，從上到下建立了壹種以"皇權"為核心的中央高度集權的社會制度。中國為什幺與西方國家相比，不僅封建與專制時期的時間長，而且又較為穩固，這是因為與西方相比，壹方面中國封建與專制時期經歷的時間二千多年，時間長和影響深，而西方只有幾百年的時間；另壹方是因為中國的中央集權國家壹建立就基本上包括了中國大部分地區，包括了中國現有的大部分民族 幾千年中國經過了幾十個王朝和幾百個帝王，但無非都是壹個"農民王朝"代替另壹個"農民王朝"，都是建立在"農民暴動"的基礎上，都是"農民占山為王"的結果，二千年來沒有任何改變；而在歐洲眾多的民族從來就沒有統壹在壹個中央高度集中統壹的國家內，大部分國家都處在壹種分散的範圍相對較小的君主專制的國家裏，這些國家不完全都是"農民暴動"的結果，有些則是民族自治的結果等。這些原因造成中國的封建與專制的中國集權體制強大能延續較長的時間。
二、封建與專制王朝所倡導的愚民學說的影響。
歐洲社會從古到今沒有壹種思想曾壟斷和主導人們的思想，而中國長期的"儒家學說"曾壹度成為壟斷和主導人們思想的學說。中國的儒家學說，提倡孝悌、修身、仁義等，其中孝悌的學說，即對祖先的崇拜，對長輩的孝道，對家長的服從，被中國封建專治統治者變為對君主的崇拜，忠順和服從。《考經.廣物名》說"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長；居家裏故治可移於君"這說明由於家國同構，家族中的"事親孝"、"事兄弟"、"居家裏"等倫常規範，變成了國家的普遍規範，"忠"、"順"、"孝"都移於"君"、"長"、"國"。在家國同構的社會裏，"忠君"的觀念成了孝悌觀念的必然延伸。而所謂的"修身，仁義"等都只是在"忠君"、"唯上"的觀念基礎上建立的，這樣封建與專制統治者倡導的所謂人生價值在於"舍生取義，殺身成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其實質在於從思想和道德上對民眾的行為進行限制，而這種道德和思想標準是，只有所謂社會的& quot;仁義"，君子的"義利"，沒有民眾的"自身"和"義利"，"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性點燈"，君子可以任意"吃喝玩樂"，而百性則只能遵守"仁義"。
三、長期形成的以農業為主體的封閉的自然經濟。
十八、十九世紀時期的歐洲，由於"產業革命"所帶來的技術上的革命，使得歐洲的經濟已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工業和商業開始在經濟中起主導作用。而在中國長達二千多年的封建與專制社會裏，其占主導地位的經濟形態，則主要就是以種植業為主的農業自然經濟形態。雖然秦漢以後的中國手工業有了壹定的發展，但是在漢民族居住的廣大地域中，仍然是以農耕為主，農民被分割在小塊的土地上，以宗法式的家庭為生產單位，使用簡單工具，人們按照性別，年齡形成了壹種自然分工，這就是中國的個體小農經濟。這種小經濟盡管組織分散，範圍較小，水平低下，但是當時的中國農業養活著中國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農業是中國古代社會人們基本的生存物質來源，而且也是國家賦稅的主要來源和歷代政權希求穩定的基礎。中國的這種小農經濟的經濟基礎，又強烈地排斥商品經濟，中國古代社會的小農生產者，不僅生產自己需要的農產品，而且生產自己需要的生活日用品和手工產品，這些產品基本都是自用，與商品經濟無緣。因此中國歷來是"以農業立國"，表現在人們的觀念上，則是"重本抑未"、"重農抑商"。而農業與工商業相比不僅生產落後，效率低下，特別它造成人們的經濟觀念保守，缺少商品市場意識，無法接受壹些先進科學與技術；而反映在當時清王朝的統治者的觀念中，則把外國先進技術視為"妖術異技"，反對民眾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
四、封閉的自然環境的影響。
中國的祖先自古生活在東亞大陸上，中國的西南面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高原上綿延著高聳的雪山，西北除了陡峭的天山山脈外，就是橫無際涯的漫漫沙漠，北部是內蒙古高原，布滿了草原，沙漠和不可跨越的森林，東北部是雪皚皚的大小興安嶺、冰雪、險峰和森林形成了壹道天然阻隔，東南則是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在這樣的地理環境中，古代如此簡陋的交通工具是無法打通外部的聯系，也就不可能更多地了解外部世界的情況。同時中國的這種自然環境又造成生產方式是以農耕占主導地位的形式，中國地處北半球的溫帶、黃河、長江流域，氣侯則十分適應農作物生長，中國是壹個原高、沙漠、大海包圍的大陸國家，與外部交通極不方便，中國與世界上許多以海洋的航海為生和草原的遊牧為生等的民族都不同，他們必須以封閉的陸地為生。這些情況都在相當程度成了中國傳統文化所具有的保守性的壹個重要的特點，也正是在這種封閉的地理環境下，形成了中國民眾是長期流行的"自我中心，自我為大"的觀念，所謂"中國者，天下之中也"，即是表現了壹種自居於世界中心的狹隘的心理。
三、打開中國市場的敲門磚--鴉片
西方各國特別是英國在與中國的相互貿易中壹直處於不利的地位，在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初期，所有英商不得不運送白銀（多是西班牙、墨西哥的銀元）到中國來販運貨物。十八世紀後半期，英商運到中國的商品，尤其是印度的棉花是可以回收壹部分白銀的，但數量仍然只能部分解決中英貿易的不平衡問題，總的來說，當時的中英貿易英國壹直處在逆差方面。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到了十八世紀後期，英國的壹些商人開始發現了鴉片這種東西能夠謀取高額利潤，又能夠在中國找到銷路，並且可以用來扭轉英國在中英貿易中的不利地位。於是，鴉片就成為英國打開中國市場的"敲門磚"。
鴉片原出產於印度，小亞細亞壹帶，在壹七六七年以前由印度輸入中國的鴉片每年數量不超過二百箱，當時清政府許可輸入鴉片供醫療之用，壹七七三年英屬印度政府確立了向中國輸入鴉片的政策，壹七九七年又給英國東印度公司制造鴉片的專賣權，到壹八00年輸入中國的鴉片已達二千箱。鴉片貿易對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和英屬印度政府帶來了較大的利潤，以壹八壹三年為例，這年印度上等鴉片每箱成本費是二百三十七戶布，而它的拍買價格，每箱是二千四百二十八戶布，超過了原來成本的九倍。其次，鴉片稅又是印度政府的大宗收入，在孟加拉它按鴉片成本百分之三百以上的稅率抽稅，壹八二九年至壹八三0年印度政府鴉片的稅收已超過壹百萬英鎊，約占全年部收入的十分之壹。
至於鴉片貿易，對於鴉片販子來說，那更是壹本萬利的"生意"，既不需要納稅，又能拿中國煙販的現金，穩妥地坐收暴利。許多英國鴉片販子，通過鴉片貿易在中國發了橫財，對當時的英國政府來講也是極為有利的。英國強迫印度生產鴉片，換取中國白銀，借以擴大英國工業產品在印度的銷路，印度用種植鴉片的收入購買英國用印度的鴉片換取中國的茶、絲、運銷到英國和世界各地。可見，在英國--印度--中國，即棉紡織品--鴉片--茶絲，這種循環販賣的"三角貿易"關系中，中國是受害者。在英國政府的支持下，十九世紀初英國對中國的鴉片輸出迅速增加。鴉片販子偷運鴉片的辦法，是先把鴉片囤積在澳門，然後用船載往黃埔，秘密走私；而清政府的"緝私巡船"，有些由於受到賄賂，也不聞不問，這樣鴉片的輸入量，到了嘉慶年間已達到了每年四千多箱，而到了壹八四0年的鴉片戰爭爆發前，已達到了四萬多箱，竟然擴大了十倍左右。
鴉片的大量輸往中國，給中國帶來了嚴重的禍害，起初，吸鴉片的還只是壹些土紳、官吏、大商人、大土地所有者，到後來依附於上層統治者的各種人物，如差役、兵丁、僧侶、道士、妓女等，還壹些流浪漢、乞丐、土匪和壹些下層人士都開始吸鴉片煙來，鴉片含有大量的的毒素，吸食者成癮者，精神萎靡，身體消瘦，形成不生不死的狀態，最後多數因衰竭致死。據稱壹八三五年估計，全國吸食鴉片者在二百萬以上。從地區來講，道光年間，西南至雲貴，西北至晉陜，東北至盛京，各處城鄉集鎮，都有鴉片販運出售，流行地區已從沿海擴大到內地十幾個省；在經濟方面，鴉片走私打破了中國對外貿易方面的長期優勢，中國壹向出口的茶葉、生絲、布匹、藥材等貨物，不夠抵償鴉片煙價，每年還要流出大量的白銀。壹八二壹年以後，鴉片走私激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