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位於山東曲阜的孔子墓地，公元前195年冬季的壹天，這裏將迎接壹位非常特別的客人，客人的名字叫劉邦。此時，劉邦已成為漢朝的開國皇帝，執掌著漢王朝的最高權力，這令孔墓的看守者非常擔心。早在劉邦還未成為皇帝時，他就十分鄙視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他認為儒家是陳腐的，罵儒生是腐儒，甚至把儒生的帽子摘下來當尿管使用，以此折辱儒生。這壹次劉邦會以什麽樣的態度對待孔子呢？
在山東曲阜文物局檔案館，珍藏著出自明朝成化弘治（公元1465-1505）年間彩繪絹本《孔子聖跡圖》36幅，這些彩繪絹本展現了孔子的生平事跡。壹幅描繪劉邦祭孔場面的彩繪還原著歷史的真實圖景。從《漢高祀魯》圖中可以看出，漢高祖劉邦到達孔墓時，以最隆重的方式祭奠孔子，獻上太牢的厚禮，這是史料記載中最高統治者第壹次公開祭拜孔子。
劉邦對儒家態度的改變與儒生叔孫通有很大的關系，像其他儒生壹樣，當叔孫通在激烈的楚漢戰爭中帶領壹百多名弟子投奔劉邦時，劉邦正重視那些斬將搴旗的群盜壯士，對叔孫通沒有多少好感。此後的三年時間，叔孫通謹小慎微地對待劉邦，沒有向劉邦推薦壹位儒生，相反他向劉邦推薦了不少擅長沖鋒陷陣的赳赳武夫，這令跟隨他的儒生很不解。殊不知，叔孫通正苦苦地等待著機會。劉邦以壹介布衣起家，當皇帝以後他身邊的將相也多不懂禮儀，在朝堂飲酒爭功，劉邦為此心煩意亂，卻又無可奈何。這卻是叔孫通的最好機會，他清楚的告訴劉邦，別看儒者無法在戰爭中攻掠地打天下，卻能為天下的長治久安盡力。劉邦還遠未認識到儒家的作用，不過叔孫通要制定朝拜禮儀來規範大臣的言行，在劉邦看來卻無異於雪中送炭，他當即批準了叔孫通的計劃。禮成那天，場面宏大秩序井然，劉邦第壹次深刻地感受到身為皇帝的尊貴，也深刻地感受到禮儀秩序的重要。從此，劉邦不再把儒生和儒學當作壹個擺設，而是逐漸意識到儒學在政治生活中的實用價值，儒學由此在漢朝廷占據了壹席之地，正式登堂入室。
公元前195年，當劉邦打敗最後壹個有實力的異姓諸侯王英布，並帶著病體祭奠孔子時，他似乎已經隱約感到，只有儒家的思想才是確保漢朝長治久安的最合適的治國思想。然而，當意識到這壹點時，他的生命也即將到達終點。祭奠完孔墓後不到半年，劉邦即病逝，而此時的儒學還遠未成為最受尊崇的經學，甚至連重要的典籍都不容易找到。先秦時期，儒家只是諸子百家中的壹家，地位並不隆尊。秦統壹中國後，以法家思想理論建立國家制度，儒家及其他諸家思想受到排斥，乃至於焚書坑儒燒毀民間的藏書，民間有偶語詩書者即犯殺頭的罪名。等項羽軍隊進入鹹陽燒了秦的宮室後，就連博士官所藏的《詩》《書》和百家之言也在大火中灰飛煙滅，漢王朝初建時百廢待興，文化上則是壹片荒蕪。
多年來，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壹直在從事壹項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尋找失落在國內外的經書古籍，這顯然不是壹件容易的事情。在漢初，同樣的事情也在進行著，由於受秦朝焚書坑儒等事件的影響，尋找儒家經典也必然面臨重重困難。漢朝基本上承襲了秦朝的政體和制度，劉邦在世時整日東征西討，連秦朝嚴禁民間藏書的法令也未廢除，直到他死後三年多漢惠帝才正式下令廢除挾書律，又過了六年漢文帝廢除誹謗妖言之罪，開始大幅度地包容各種流派，鼓勵學術發展同時大收典籍廣開獻書之路。除墨家已在秦末衰微，先秦時期活躍在政治、文化舞臺的儒家、道家、法家、陰陽家等各種學說在漢初並立，尤其是儒家在經過秦朝的壓制後，急欲重振實現救濟蒼生治理社稷的抱負。然而，天下之大，所能找到的經書少之又少。
《書》即《尚書》，是中國最早的壹部歷史文獻匯編，記載著從堯舜禹到東周約壹千五百多年的歷史，承載著先秦聖賢們的言行和智慧。在漢代由周公和孔子留下的儒家舊典演化為六經，即《易》《書》《詩》《禮》《樂》《春秋》，可是漢初時《樂》已完全消失，就連《書》都很難找尋。為保存儒家經典，東漢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朝廷下令把經過官方審定的經書，用隸體的書寫形式刊刻在四十八塊石碑上作為讀書人的標準教材，這就是東漢著名的經學家蔡邕書寫的熹平石經，每塊石碑高壹丈、寬四尺，矗立在京師洛陽太學講堂的東側，碑成之日盛況空前，前往觀看及摹寫者填塞街陌，每日車乘達千余之多。然而經過歲月的滄桑和變故，今天看到的熹平石經壹部分存放在西安碑林博物館，另壹部分則收藏在上海博物館。
《伏生授經圖》是明代畫師杜堇的壹幅經典作品，伏生是魯中諸儒中的壹員專制《尚書》。在秦始皇下達焚書令時，他不懼危險，將壹本《尚書》藏於墻壁當中，這成為漢文帝時中國唯壹的壹本《尚書》，伏生也成為當時唯壹能講《尚書》的儒者。朝廷馬上請他赴京，然而伏生已九十多歲不能到京城，漢文帝於是專門派太長掌故晁錯到伏生處受業。晁錯學《尚書》後，被漢文帝任命為博士，當時漢朝的博士有七十余人，既有治儒家的博士，也有治道家、法家、陰陽家等學說的博士。各種學說都想要成為漢朝思想的主流，它們之間發生了很多爭論。在漢初，儒家雖然受到壹定程度的重視，但在常年戰亂、土地荒蕪、經濟雕敝、社會矛盾加劇的國情下，道家的無為思想顯然更符合當時的社會條件，因而占有主導地位。
歷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也許就是在道家無為而治的政策下出現的。從劉邦開始壹直到漢景帝，漢朝治國者壹直倡導與民休息的理念，在政治政策上實行郡縣制與分封制並行，給予諸侯國很大的自治權；經濟方面，鼓勵農耕輕徭薄賦；社會政策方面，堅持抑制豪強以德化民；對外政策方面，厲行和親弭兵，在楚漢戰爭的六十多年時間裏，整個社會得到了修養聲息，逐步達到了國富民強。據史書記載，到漢景帝後期，國家的糧倉豐滿，新谷子壓著陳谷子壹直堆到了倉外，府庫裏的大量銅錢多年不用以致於穿錢的繩子爛了散錢多得無法計算，有了這樣豐厚的成果，道家思想在國家中的地位也就更加突出了。
而文景盛世中正隱藏著深刻的社會矛盾，尤其是世風的敗壞令有識之士十分擔憂。賈誼在《治安策》中這樣寫道，‘秦要統壹天下，實行商鞅變法，棄絕禮儀仁愛。秦的功業雖成，但是倡導功利。現在雖然是漢朝，但秦朝遺留的風俗並未改變，世人追求奢侈競相攀比。朝廷對此沒有定制，致使人們拋棄禮義，沒有廉恥，且壹天比壹天嚴重，人們做事唯利是圖。’針對這種現象，賈誼希望漢文帝能重視禮義教化。但漢文帝只部分地采納了他的意見，整體上仍實行道家無為的施政方針。才華橫溢的賈誼受到丞相周勃、太尉灌嬰等權臣的極力抵制，很快就被排擠到地方英年早逝。
道家思想也收到各諸侯王的推崇，淮南王劉安就是其中壹位，他組織撰寫的《淮南子》囊括了很多學派的思想，但以道家思想為主。他希望漢朝廷壹直采取無為而治的政策，這樣諸侯國會有更大的自由。這種政治格局不僅使政府大量的納稅人口被剝奪，國家財政被嚴重侵蝕，而且使諸侯王國逐漸強大獨立傾向明顯，也使中央集權的統壹帝國時刻面臨著被分裂的威脅。漢景帝時曾到伏生處學習《尚書》的晁錯已成為禦史大夫，他強烈地意識到諸侯國對中央政權的威脅，明確提出了削藩建議，並得到漢景帝的支持。不料由此引發了吳楚七國之亂，七國之亂雖然被迅速平定，但漢王朝與諸侯國之間的矛盾仍然尖銳。儒家主張的積極有為大壹統的思想，也與道家無為而治守舊因循的保守思想產生了激烈的交鋒。
今山東桓臺縣田莊鎮轅固村，是漢代儒者轅固生的家鄉，後人為紀念他修復五賢祠，立了塑像。漢景帝時，轅固生因為傳習《詩經》被任命為博士，他的儒家思想與當時道家的保守思想格格不入。最典型的事例，是他與道家的黃生在景帝面前進行辯論，他們均以商湯和周武王為例，來闡釋自己的政治主張，這場爭論的主題表面上是前代的歷史往事，而實際上他們的態度直指當時的現實政治。
到漢武帝時，在無為而治統治思想指導下的帝國政治已經出現了若幹危機，積累的社會矛盾已成爆發趨勢，這使得漢王朝不得不對以往的治國理政觀念進行反思，也不得不采取相應的積極措施應對危機。在統治思想上，逐漸擺脫黃老學說轉向積極有為的儒家學說成為漢代統治者壹個必然的選擇。公元前140年，漢武帝采納丞相衛綰的奏議，凡是學習申不害、商鞅、韓非、蘇秦、張儀學說的人不得被推選做官，這意味著法家、縱橫家的思想被摒棄。公元前136年，漢武帝下令置《詩》《書》《禮》《易》《春秋》五經博士，儒家的各門經學在官府中更加完備。壹年後，竇太後去世，漢武帝得以大張旗鼓地重用儒生。不過面對社會上已經存在的種種弊端和思想上的混亂，單靠禮儀和零碎的思想已無法解決問題。漢武帝急需壹套完整系統的治國平天下的理論，他需要將此與自己的施政緊密聯系，壹次來制定全盤的國家政策，而普天之下誰有本事提供這樣的系統理念呢？
今河北景縣的大董故莊村，有壹個千年的傳統，每逢小孩到了上學的年齡都會來到寸頭的董子祠堂祭拜，老百姓以這種方式祈福兒孫能像他們的先輩董子壹樣飽讀詩書為社會做出貢獻。董子即西漢大儒董仲舒，董子故裏究竟在哪裏從古至今都有不少爭議，但千百年來人們對董子的尊崇卻沒有改變過。董仲舒曾發奮閉門讀書，他的書房緊靠著姹紫嫣紅的花園，但因為刻苦研究，竟有三年不窺園的佳話。董仲舒以《公羊春秋》為依據，將周代以來的宗教天道觀和陰陽五行學說結合起來，吸收法家、道家、陰陽家思想，建立了壹個新的思想體系。董仲舒是漢代經學的奠基人，儒學轉變為經學成為漢代的官方統治哲學成為兩千多年中國古代社會的主導思想，也成為今天的各大研究機構和學者探討儒家思想的內容和方向。
公元前134年，可以完全做主的漢武帝迫不及待地下詔征求大道之要治論之極，董仲舒馬上回應，以賢良對策。漢武帝連問三策，咨詢鞏固統治的根本道理，治理國家的政術和天人感應的問題。董仲舒則連答三章，直指當時社會的核心問題並提出根本的解決方案，這是壹次中國歷史上有名的三策三答，史稱《天人三策》或《舉賢良對策》，它將徹底改變儒學的命運。
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提出的影響最重要的建議是，‘諸不再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六藝是讀書人必備的六種才能，他強調要用孔子儒學統壹天下的思想。漢武帝聽取後將不治儒學《五經》的太常博士壹律罷黜，優禮延攬數百位儒生，這便是對中國古代文化思想影響至深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董仲舒還第壹次提出了立太學以教於國的主張，就是要通過國家辦學的方式培養接受儒家經學教育的人才，使經學所倡導的政治理論更好的得以實踐。太學是中國古代的大學，太學之名始於西周，但真正作為官立學校蓬勃發展起來卻是始於漢武帝。也正是由此開始，適應不同年齡的學堂也在全國各地風起雲湧的發展起來。誦讀儒家經典的朗朗讀書聲從各個學堂裏傳出，從古至今兩千年來不絕於耳。漢朝將《易》《詩》《書》《禮》《春秋》五經確定為官學，傳習《五經》的學說成為最正統的經學，成為漢代政治統治理論。到西漢末年研究五經的學者逐漸增至十四家，所以也稱五經十四博士。
有壹位與董仲舒同時代的儒生公孫弘，同樣得到了漢武帝的重用。公孫弘雖然是社會底層的知識分子，卻被破格提拔成為中國歷史上第壹位被任命為丞相的經師。公孫弘的才幹以實用著稱，他的政治思想具有明顯的儒法合流的傾向，認為法不遠義和不遠禮。它將董仲舒的建議付諸實施，向漢武帝建議建立學校制度，以儒家經典為太學教育的統壹教材，開設經藝考試，為各級部門提供官吏人才，這就把經學與利祿之學聯系起來，為經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漢代，經學的傳承十分講究，門派嚴格傳承有序。西漢初年，傳習五經的碩儒有傳習《詩》的沈培公、轅固生、韓嬰；傳習《書》的伏生；傳習《禮》的高堂生；傳習《易》的田何；傳習《春秋》的胡毋生、董仲舒、申培公等。董仲舒則是傳習《春秋》公羊學大師，無疑他是最有影響力的經學大師，講授儒家經書《公羊春秋》。漢代的經師大都壹生專攻壹經，即所謂皓首窮經。這種執著的精神、樸拙的態度也是後代把漢學稱作樸學的原因。在西漢經師大多是以平民入仕做官，到了東漢平民入仕的經師經過數代以後已成為世家豪族，經學被這些累世把持壹種經典的大家族壟斷。這些家族不單在政治上把持權力在經濟上成為豪門，而且還擁有統治思想和社會道德的話語權。儒學創始人的孔子擁有了聖人和素王的地位，被描述為在天庭的神人，祭孔也成為重要活動。經學也成為讖緯化的儒學，讖與緯作為神學預言，在實質上沒有多大區別。漢代經學地位提高就產生了傍依，比附經義的緯書，用讖緯解經也就開啟了經學神秘化和庸俗化的大門。
不過兩漢經學的最重要的特點是通經致用，他們廣泛融合汲取各家所長，以此豐富經學，並致力於王朝的治理。特別是武帝罷黜百家以後，經學家們通經致用的特長得到了更淋漓盡致的發揚，經學家用陰陽五行理論改造先秦儒學，創造出陰陽災異論，借以限制皇權規範帝王行為，他們認為皇帝的行為符合天道，天會出現祥瑞予以褒揚，如不符合天道，天就會講下災異做出警示。武帝晚年災異頻繁出現，武帝下的壹道答復，輪臺屯田事宜的詔書，其中有很多自我反省的內容，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壹份保存完整的皇帝的檢討書，罪己詔。
天子作為皇帝的專稱，就是這時經學家的壹個創造，春秋大壹統理論實際上也是漢代經學家們的壹個創建，是經師們從儒家經典《春秋》中推演出的概念，大的意思是重視、尊重，壹統的意思是指天下諸侯皆統系於天子。正如《漢書王吉傳》所說‘《春秋》所以大壹統者，六合同風，九州***貫也。’這種以道統為核心的政治倫理強化了中央集權的權威，對兩千多年來中國及東亞社會的影響既巨且深。
在董仲舒提出以仁德禮義為主刑罰為輔的治國方針以後，漢代經學家創造出了另壹個重要理論三綱五常。所謂三鋼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所謂五常即仁、義、禮、智、信。雖然三綱五常常聯用，來自於宋代的朱熹，但是對這些觀念的論述，漢儒已十分明晰。三綱五常是以規範秩序為核心的社會倫理，兩千多年來壹直深刻影響著中國人的文化心理。
綿延兩千多年，三綱五常內化著中國人的思想和行為規範。溫文爾雅、謙恭禮讓的儒者成為了踐行三綱五常的典範，這不僅體現在他們的道德行為上，也體現在人們的生活取向衣食住行中。很顯然儒者是勤儉的，最能代表他們身份的儒士服幾乎沒有用綾羅綢緞制成的，麻棉更能彰顯他們的謙和敦厚和對名利的淡泊，儒者風範壹直是我國古代文人學者最為推崇的壹種人格傾向。
經學雖然在武帝以後得到了蓬勃發展，但也並非壹帆風順。漢代的經學又分為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今文經壹般指用漢代隸書寫就，被列為官學系統的儒家經書，然而從西漢末期開始今文經學收到了古文經學的挑戰，古文經是指未得立於中央官學的或藏於皇家密室或流傳於民間的儒家經書，並以尊崇周公來壓制今文經對孔子崇拜。這在某種程度上，古文經的興起制止了今文經學把經學神聖化的趨勢。到東漢後期，今文經學、古文經學呈並列狀態，與此同時有識之士開始不再糾纏於爭論，而是兼治今、古文經學，在融合中尋求發展。在東漢後期，壹位經學大師出現了，他就是鄭玄，他力求融合今文經與古文經遍註儒家經典，經學也就進入了壹個小統壹時代。顯然，盡管經學脫胎於儒學，但其文化淵源的多重性似乎暗合了《易經系辭》‘天下壹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所講的道理。經學從道家學說中，化用了道的概念，道被社會化和實用化，使無為變成無不為，與民休息變成了積極進取。經學借用了法家的國家學說，彌補了自身對君主權威與國家制度認知的缺失。經學從墨家汲取的天德、天意、小康與大同等理論用來為皇權的合理性進行辯護，用來作為對理想社會的設定。到了現在經學的某些理論還有其讀到的影響。
漢代大史學家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也是壹位歷史學家，他曾經批評儒家博而寡要，也許司馬談錯了，他指出的儒家的缺點恰恰是其優點。儒家的博可以讓他像海綿壹樣廣泛吸取各家之長，寡要即缺乏重點，這樣，儒家便不會故步自封抱殘守缺，而能與時俱進發揚光大。也正因為此，在兩千多年的中國古代社會經學的影響是其他學說無法比擬的。取得獨尊地位的經學雖然有過神聖化庸俗化的傾向，雖然也有誅心壹樣的道德強制，但是它強烈的現實關懷經世致用的特征、自我批判的精神彰顯了其學術流派的本質，並對中國社會的發展起到了積極正面的作用。今天我們在孔廟裏祭拜孔子，我們的感覺與我們在其他宗教場所並不相同，孔廟大殿中那尊經學家們雕塑的泥像很親切、很熟悉，如同家人如同在與他進行壹場文化的對話。無論如何，這位先師與其他聖哲先師壹樣仍在滋潤著我們的文化，啟迪著我們的智慧，規範著我們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