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壹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創建，到壹九三五年八月間在長征途中改編為紅三十二軍止，歷時三年多時間，轉戰大半個中國，為保衛中央蘇區，掩護紅軍主力部隊長征，左沖右殺、前突後擋、戰果輝煌。
我在這個軍團先後擔任過團長、軍團司令部作戰科科長、師參謀長，在反擊敵人的第五次“圍剿”和轉戰烏江北岸的多次戰鬥中曾三次負傷，是為數不多的幸存者之壹。
壹九三三年冬天，紅九軍團成立不久，我們七團奉命從瑞金開到廣昌——福建建寧之間的千善村壹帶，依托武夷山脈，修築防禦工事，準備堵擊來自南昌方向的敵人。
我團全員壹千余人，要在短時期內和另兩個團***同修好五公裏寬的三道防禦工事，任務是很艱巨的，加之當地山高坡陡、森林屏蔽，又是雨季，給施工帶來很多不便。
可是，為了保衛紅色革命根據地，大家不怕勞累，夜以繼日地挖山修壕，砍樹築堡，三道防線按期完工。至今還記得，完工以後，朱總司令派來工兵團團長王耀南同誌前來檢查驗收時，對我團的工程質量表示滿意。
這年九月間，蔣介石在德、意、美等國的軍事顧問出謀劃策下，調動了五十萬兵力，向我中央蘇區“圍剿”。
紅軍在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下，實行所謂“短促突擊”、“全線抵禦”，這樣壹來，我紅九軍團的全部兵力都進入了陣地，與來敵展開了正面交鋒。
敵人每天有十多架飛機在我們的工事上空輪番投彈轟炸，地上又有幾十門山炮、野炮不停地向我陣地傾瀉炮彈。我們的工事既不是鋼筋水泥做就，也不是鐵絲電網連成，怎能經得起敵人的狂轟濫炸?
不少工事被炸垮，有的被炸彈掀起的泥土和碎石所掩埋，我軍只能是在無工事情況下戰鬥。
敵人的炮火壹停，其執法隊就催逼著怕死的士兵，像羊群壹般漫出陣地，向我撲來。我在電話上再次向三位營長下達命令：敵人不到我手榴彈殺傷距離，任何人不得開槍。
敵人距我陣地越來越近，當離我們只有幾十米遠的時候，各營先後發起火力攻擊，死傷的敵人紛紛倒下。
壹次，我三營營長劉昂同誌，親自率領壹連人沖出戰壕，與敵人展開白刃戰，殺傷敵人數十人。
敵人的沖鋒和我們的反沖鋒，每天約反復六七次到十壹二次，每次沖殺之後，總有三四十或五六十不等的敵人屍體躺在我陣地前沿。
天黑之後，敵人不敢出動，我們就修復工事，走出掩體，把敵人丟下的槍支、彈藥收集回來，及時補充自己的急需。這樣堅持了七天七夜之後，我在指揮所接到了軍團長羅炳輝同誌的電話，他命令我團於夜幕降臨之後，悄悄撤出陣地，迅速回到根據地重鎮建寧待命。
我團的鋼鐵陣地，由彭德懷同誌率領的三軍團某團接防。這是九軍團創建以後所打的第壹個硬仗。
壹九三三年十壹月二十六日，國民黨十九路軍將領陳銘樞等人在我黨我軍停止內戰、***同抗日的政策感召下，與我中央蘇區紅軍簽署了停戰協定後，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與蔣介石公開決裂。
但是，這個政府很快被蔣介石扼殺於搖籃之中。之後，蔣介石對我中央蘇區采取了步步為營的碉堡戰術進行蠶食。
黨中央為了挽救民族危亡，扭轉紅軍被長期圍困在武夷山麓狹小天地的被動局面，七月間作出決定：由尋淮洲、樂少華等同誌領導的紅七軍團組成抗日先遣隊北上抗日，並命令紅九軍團護送七軍團越過武夷山脈，穿過福建中部的沙溪、尤溪河流域，到達了閩江東岸。此壹舉，被稱之為“東線活動”。
為了護送七軍團順利渡過閩江，軍團向排以上幹部作了動員。在軍團下達的作戰命令中，指定我紅七團擔任前衛。我與團政委張振鳳同誌交換意見之後，立即向全團官兵傳達了軍團部的命令。
我們針對即將進入白區的敵情，做了相應的準備。如考慮到：在我們前進的路上，與大量集結之敵相遇的可能性較小，但地主武裝民團分子幾乎到處可以碰到。
為了對付這些“絆腳石”，我們把偵察排從頭到腳化了裝，穿戴完全是中央軍模樣，我們把這個排部署在部隊的最前頭，既能為後續部隊摸清各種情況，又能相機行動，不放壹槍就能把小股敵人壹口口吞掉。
七月中旬，當我團離開根據地，進入蒿口以東的第壹個較大的集鎮沙蕪塘時，我偵察排就與壹個民團的小頭目相遇，排長陳生寶同誌對他說:“中央軍大隊在後，妳趕快把妳的隊伍集合起來，我們的長官要給妳訓話，集合時要全副武裝，但為了長官的安全，任何人不準在槍裏上子彈。”
那個小頭目立即執行，很快把八十多個民團分子集合起來。
此時，陳排長當機立斷，指揮全排戰士迅速把敵人的槍支繳了，並向他們宣布：“我們是紅軍，通過這裏是為了北上抗日，誰與紅軍為敵，誰就是漢奸，壹律以漢奸論處。”
這些民團分子，聽了陳排長的話，嚇得目瞪口呆，壹致表示：絕對不與紅軍為敵。
我團從寧化出發，過清流，經蒿？、沙蕪塘、大湖、益口、新橋、尤溪，到閩江邊上的樟湖阪，在長達六百余裏的行程中，除佯攻永安城時敵人向我開槍放炮外，大都是采用陳生寶同誌的戰術，靈活多變地把前進路上的“絆腳石”壹掃而光的。
在七軍團順利渡過閩江後，九軍團即從原路返回。在我軍調頭回師之時，繳獲了閩西軍閥頭子盧興邦的火藥四百余箱，同時繳獲食鹽六七萬斤，這兩項物資都是中央蘇區的奇缺之物。
當時我們的兵工廠，因為沒有這種火藥，所造的子彈射程短，穿透力弱，而由於敵人對我實行經濟封鎖，買壹兩食鹽，得花壹塊銀洋，因此軍委電令我軍團，務必把這批戰利品運回中央蘇區。
由於敵情嚴峻，我軍回師不能走大路，各種車輛無法利用，只好由全體指戰員來肩挑背扛，上至軍團首長，下至班長戰士，平均每人身上負荷不下五六十斤。
道路漫長，烈日酷暑，苦不堪言。但是在六七百裏的背運途中，無人掉隊，更無人叫苦，壹直把十余萬斤火藥、食鹽全部運回中央蘇區，為紅九軍團贏得了能吃大苦、耐大勞的美名。
壹九三四年九月初，在完成護送七軍團渡過閩江、為中央蘇區運回火藥、食鹽十余萬斤的任務以後，我軍團駐紮在長汀以東的連城溫坊壹帶休整。
大約十天之後，就開始修築防禦工事，防止東線之敵進犯我長汀、瑞金，所修交通壕、掩體長達三十華裏。
不久，敵人也在我正前方的對面山上開始修築工事，建立碉堡，雙方都能看到對方的活動，但不在步槍的有效射程之內，誰也不盲目放槍。
壹天，軍團長羅炳輝把電話打到我的團指揮所，他說：“在妳七團的右前方，敵人有個突出部，約有壹連人在那裏擔任警戒。他們剛剛搭起帳篷，準備在那裏築碉堡，趁敵人還沒有站住腳的時候突襲他壹下，怎麽樣?”
我對軍團長說：“很好!我團願意擔任突襲任務。”
羅炳輝軍團長接著以命令的口氣說：“命令妳團今晚派壹個營去，把敵人那個突出部幹掉!”
我放下電話機，就把二營營長李松叫到我的指揮所來，當面向他交代了夜襲敵人的任務，並和李松同誌***同研究了作戰方法。按照我們的計劃，全營指戰員輕裝出發，每人增帶五個手榴彈。
在夜深人靜以後，我二營指戰員悄悄出發，慢慢下山，迂回到敵人的左後側，逐漸完成三面包圍。
淩晨壹時整，只聽“啪”的壹聲槍響，我三百多個鋼鐵健兒，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動作沖到敵人帳篷附近，幾百顆手榴彈同時爆炸，有的敵人來不及穿衣，裸體跑出帳篷，壹百二十多個敵人，除十五人被俘，另十幾人逃跑外，其余全被擊斃。
這次戰鬥只打了十幾分鐘，我無壹傷亡，迅速回到自己的陣地，受到軍團首長的表揚。不久，李松被提拔為我七團副團長。
但在這之後，戰場形勢發生很大變化，我團與敵人相持戰鬥了幾天以後，發現敵人投入的進攻兵力越來越多，沖鋒的次數也與日俱增，我團的傷亡也在逐日增加。
壹天上午十壹時許，敵人在我正前方投出約壹個團的兵力，向我陣地發起沖鋒，有壹部分敵人已經沖到離我陣地三百米遠的地方，情況比較危急。
此時，軍團長打來電話，命令我親自帶壹個營進行反沖鋒。我當即率領二營全體指戰員，上了刺刀，跳出戰壕，在我壹、三營火力掩護下，從敵人的左側沖殺過去。
敵人頓時亂作壹團，敵我雙方的槍聲壹齊停息，只聽見刺刀相撞之聲和喊聲響成壹片，交戰沒幾分鐘，敵人丟下壹百多具屍體，連滾帶爬向他們的陣地逃去。頓時敵我雙方陣地上又響起槍聲、炮聲。敵人的壹發炮彈在我的附近爆炸，壹塊兩厘米大的彈片襲來，打在我的腰部，我倒在地上，被同誌們背回陣地。
由於彈片打在腰部很深的地方，衛生員無法處置，我只好暫時離開戰場。我走後，我們九軍團和壹軍團與敵人繼續戰鬥了約十幾天，***殲敵壹個多旅兩千余人，為中革軍委、中央紅軍主力撤離瑞金開始長征，爭取了時間，打了掩護。
溫坊戰鬥我負重傷後，在九軍團衛生部的醫生張汝光同誌給我動了手術，把敵人的炮彈片從腰部取了出來，那幾天，正是中央機關和紅壹軍團、三軍團撤離蘇區，開始長征的非常時刻。
雖然當時並未料到要進行壹次曠日持久的長征，但由於黎川、廣昌等壹系列戰役戰鬥的失利，大家都已預感到總有壹天會發生“大搬家”的事情。
從溫坊到瑞金的路上，我看到九軍團衛生部的傷號約有壹百多人，像我壹樣坐擔架的重傷員就有七八十人。天上有敵機巡邏，遠處不斷傳來炮聲，形勢的嚴峻是大家都感覺得到的，好像有什麽不測事件隨時會發生，每壹個傷病員的心情都十分沈重。
到瑞金以後，我們衛生部住在距瑞金十幾裏遠的壹個大村莊。兩天後，軍團首長羅炳輝、蔡樹藩、郭天民、黃火青等同誌前來慰問我們。
羅炳輝軍團長在壹個很大的房子裏和傷員告別，我躺在隔壁壹個小房裏，聽他對傷員們講話說：“妳們為人民流血犧牲，立下了汗馬功勞，本來應當讓同誌們吃好睡好，安靜養傷，但是蔣介石這個狗雜種不讓我們好好養傷。為了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我們軍團就要離開這裏去作戰。傷員同誌們無法隨部隊行動，暫時留下來，由蘇維埃政府照顧妳們，待傷好以後可以回到原部隊，也可以參加地方紅軍。希望同誌們安心休養，等待我們勝利的消息。同誌們再見!”
盡管我是獨自壹個人躺在隔壁的另壹間小屋，卻對隔壁大屋裏發生的壹切，聽得壹清二楚。
聽罷軍團長的講話，沒有人鼓掌，也沒有人向軍團長提問。我看不到是否有人掉眼淚，但完全能想象出傷員們沈痛的心情。
我心想：自壹九二九年六月到現在，已經打了五年的惡仗，犧牲了多少親密的戰友，好不容易才打出中央蘇區這片江山，可今天，連這片江山也保不住了，而且由於自己身負重傷，不得不留下來，留下來的命運，可想而知，壹旦被敵人抓住，也就只好聽天由命了。
想到這裏，心裏痛如刀絞。但是為了不讓軍團首長難過，也為了不給別的傷員加重思想負擔，我把滿腹的悲哀壓到心底，期待著能和軍團首長見上最後壹面。
果然，羅、蔡、郭、黃四位首長離開那個大屋子，就來到我這個小屋，他們給我帶來四筒罐頭，然後壓低聲音對我說：“我們準備把妳擡走，希望妳盡快康復，回到工作崗位上去。”
天哪！這突如其來的好消息頓時使我心花怒放，可是，再壹想到有那麽多傷員、戰友留下不能走，而且自己不能打仗不說，還得由幾個同誌擡著我行軍，這種內疚的痛苦，壹直折磨了我壹個多月，直到我後衛部隊通過敵人的第二道封鎖線，我才從擔架上下來，可這時我的 健康 狀況仍不能回到作戰部隊工作，只好暫時留在司令部擔任了作戰科長。
九軍團和五軍團作為中央紅軍長征主力的側衛和後衛，主要任務是對付壹直尾追我軍的國民黨周渾元、吳奇偉兩個縱隊，約六七萬人。
這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編制滿員，裝備精良，從我軍撤離瑞金以來，壹直像兩條惡狼壹樣跟在我軍後面，對我威脅很大。
我們和五軍團對付這兩條惡狼的主要方法是：以破壞橋梁、公路、砍斷電線的手段，使敵人的行軍速度減慢；遇到有利地形，就停下來給他迎頭壹擊，采用運動防禦的戰術，牽制敵人，使敵人在我軍穿過壹、二、三道封鎖線的約二百公裏的行程中，始終落在我後衛部隊的後面，直到我軍到達湘江東岸、廣西全縣壹帶。
蔣介石四十萬大軍前堵後追，周、吳縱隊終於追到我五、九軍團的身邊。
為了掩護中革軍委和紅軍主力突破第四道封鎖線，九軍團和五軍團與敵人展開了生死決戰，在湘江東岸血戰了六七天，盡管犧牲慘重，但終於完成掩護軍委和兄弟部隊渡過湘江的任務。
中央機關進入遵義城後，我九軍團奉命駐進遵義東北方向的湄潭、綏陽壹帶休整。這時我的傷口已全部養好，我向軍團首長提出了回到七團工作的要求。
羅軍團長對我說：“七團已由馮玉良同誌接替妳擔任了團長，妳就別回七團了，到九團當團長吧!”這樣我就到九團和團政委姜啟化同誌搭檔了。
遵義會議後，我們對這次會議的重要性壹時還不了解，只聽說我們要渡過長江，去和川北、陜南的四方面軍會合，大家聽到這個消息都十分高興，希望能盡快到達富裕的“天府之國”，每人能換上壹套像樣的棉衣。這之後，是接連的跑路、打仗，壹渡二渡再渡赤水河。
紅軍第二次來到川南，是壹九三五年三月中旬。趁蔣介石重新“擺棋子”的時候，我們軍團召開了連以上幹部會議，總結戰鬥經驗教訓。
軍團政治部主任黃火青同誌這才給我們正式傳達了遵義會議的內容和我軍的前進方向，當時還是提出“爭取北渡長江，與四方面軍會師”。可是，川軍對長江的封鎖越來越嚴，雲、貴兩軍東西夾攻，北渡長江已不可能。
三月二十日，我紅軍主力在我九軍團掩護之下，突然又從太平渡架橋渡過赤水河，並取直路到達沙土壹帶，連夜渡過烏江。
紅九軍團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在軍委計劃的時間趕到烏江邊，而守衛橋梁的部隊，為了斷追敵之路，按軍委的原定計劃已經將江上的浮橋拆掉。
這樣，九軍團就被阻隔於烏江北岸，成為壹支獨立於黔西壹帶的“別動支隊”了。
我們像壹個失去了娘的孩子，架起電臺，整夜整夜地呼叫著：“紅星!”“紅星!(中革軍委代號)”希望和軍委取得聯系。
我們壹邊尋找中央紅軍主力，壹邊投入機動戰鬥，很快，就像猛虎撲羊那樣，在金沙縣境內的老木孔吃掉了貴州軍閥猶國才七個團的三分之壹，殲其兩千余人，生俘敵人壹千八百余人，繳槍壹千余支，還捉了他們兩個團長，並先後把長巖、瓢兒井的反動地方武裝壹網打盡。
這只掉隊猛虎的突然出現，使敵人恐慌萬狀，打亂了蔣介石集中全部兵力追趕紅軍主力的計劃，不得不分散出很大壹部分兵力，來對付我們這支留在烏江北岸的紅九軍團。
關於這壹段戰鬥史實，原紅九軍團參謀長郭天民同誌曾這樣回憶道：“紅九軍團離開主力，單獨活動兩個多月，轉戰數千裏。在這長途轉戰中，由於軍團黨委的正確領導，全體指戰員的英勇頑強和群眾的熱情支持，我軍團勝利地完成了掩護軍委和主力的光榮任務。”
直到壹九三五年五月，紅九軍團終於從雲南會澤以西渡過金沙江，與中央紅軍主力勝利會師，並同主力壹起，於六月中旬到達懋功。
劉華香（1913年—2007年），江西吉安縣人，1929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同年加入中國***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學員，宣傳隊隊員、隊長，連指導員，紅1軍團3軍8師24團政委，紅9軍9師26團政委，紅9軍團3師7團團長、9團團長、軍團作戰科科長，紅二方面軍32軍96師參謀長。參加了中央蘇區反“圍剿”和長征，3次身負重傷。
抗日戰爭爆發後，從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奔赴山西抗日前線，在雁北與綏遠邊境地區發動群眾，開展抗日武裝鬥爭，組建八路軍120師雁北獨立第6支隊，任支隊長，率部在長城內外、同蒲與平綏鐵路沿線作戰，參與創建和保衛以洪濤山為中心的晉綏邊抗日根據地。1939年3月，在山陰縣與敵遭遇戰中右臂負重傷。1941後任晉西北軍區第五軍分區參謀長，塞北軍分區雁北支隊支隊長。參加了反“圍攻”、反“掃蕩”和大反攻作戰。
解放戰爭時期，任晉綏軍區第二軍分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第五軍分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綏蒙軍區參謀長，綏遠軍區參謀長。參加了自衛作戰和綏包、大同等戰役，參與領導了對綏遠10萬和平起義部隊的整編工作。
新中國成立後，任綏遠軍區沙縣軍分區司令員，蒙綏軍區第二副司令員，內蒙古軍區副司令員，內蒙古自治區第四屆政協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榮獲二級八壹勛章、二級獨立自由勛章、壹級解放勛章。1988年榮獲壹級紅星功勛榮譽章。他是中***八大代表，第二、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2007年11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