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受到中國物質文化影響的國家，是朝鮮。據傳說，周武王滅殷商後，殷王族箕子率領5000族人避居朝鮮，就已帶去了中國文化。戰國時代，燕趙等國的許多人為避戰禍遷居朝鮮，就不是什麽傳說。而是確鑿無疑的歷史事實了。他們最早把中國的金屬器具和工具，包括青銅器和鐵器，帶到朝鮮。兩漢時期，中國的絲綢、漆器和銅鏡輸入朝鮮。魏晉南北朝時期，朝鮮半島高句麗諸國居民的生活習俗，也明顯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高句麗貴族的服飾為寬衣博帶，婦女的發式亦多仿南朝。隋唐以後，中朝物質文化交往的規模更大。也更為頻繁了。
由於中朝物質文化交往開始得早，而且，越到後來就越為頻繁。中國古代的壹些重大發明，往往首先傳到朝鮮。朝鮮是世界上最早從中國引入蠶種和養蠶技術的國家之壹。早在漢代，朝鮮人就學會了養蠶制絲，中國的造紙方法，在公元4世紀時，就已傳入朝鮮。中國的印刷術，在發明後不久，在唐末傳入朝鮮。11世紀時，朝鮮的印刷術已相當發達。在60年間雕印了《大藏經》1040部、4740卷。中國的活字印刷在11世紀發明後，也很快傳入朝鮮。朝鮮人民又以他們的智慧，改進了泥活字。在13世紀中葉發明了銅活字，並把它傳到中國。中國的陶瓷技術，特別是中國宋代的清、白瓷技術，給予朝鮮陶瓷業很大的影響。10世紀以後，朝鮮已有窯廠，仿制中國瓷器。中國的又壹大發明——火藥，在元代傳入朝鮮，到14世紀後半期，朝鮮已能制造火器和各種火炮。朝鮮從中國引進植棉技術，也是在元代。此後，棉花成為朝鮮重要的經濟作物。到15世紀時，朝鮮的棉布已輸出到日本。
朝鮮古代的建築，也深受中國影響，新羅的都城平壤，就模仿隋唐的長安、洛陽，分宮城、皇城和外部城。
日本也是最早受中國文明影響的國家。秦代中國已發展了高度的物質文明，而日本文明還處於黎明階段。秦代已有中國人越海到達日本，他們帶去了先進的生產工具和技藝。日本傳說著，徐福奉秦始皇之命入海求仙，實際上到了日本不再返回，並說徐福帶著的1000余人，是在紀伊熊野浦（現在的和哥山縣新宮祠）登陸的。秦漢以後，移居日本的中國人更多。應神天皇（公元201—301？年）時代，由於樂浪、帶方二郡的秦漢遺民移居日本，日本的養蠶、絲綢等業開始發展起來。《三國誌·倭人傳》已有倭人種桑養蠶的記載。雄略天皇（公元457—479年）時，接納中國移民，請他們傳授絲織技術，從秦漢到隋代，從中國移植到日本的原始工業。除上述養蠶、織絲外，還有制陶、造船、煉鐵、皮革、香料、漆器、琉璃、油脂、釀酒、造紙等。在器物方面，中國的銅鐵器、金銀器和陶器，大量輸入日本。作為日本皇權象征的三種神器——青銅鏡、劍、琉璃、制勾玉，都是由中國傳去的。在農業上，日本的水稻種植，也是由中國傳入的。
隋唐時期，中國物質文化更大規模地傳入日本。日本的遣隋、遣唐使和中國唐代鑒真和尚的東渡，在傳播中國文化的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總計唐朝時，日本所派出的“遣唐使”***十三次（壹說十四次），迎送唐朝到日本使節的“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有六次，合計***有19次。大規模的入唐使團，壹次就有500多人。中國的鑒真和尚，743年到748年六次東渡，最後壹次成功地東渡到日本，帶去了“玉作人、畫師、雕檀、刻鏤、鑄寫、綃師、修文、鐫碑”等手工藝人近百人。中國絲綢、瓷器、銅鏡、刀、尺、筆、墨、硯、紙張大量輸入日本。漏刻、測影等儀器，印刷、水車制造、瓷器、銅鏡鑄造等技術，均在唐代傳入日本。在農業上，中國茶種傳入日本。到10世紀時，日本寺院和宮廷的飲茶之風已頗為風行。當時日本人的服飾衣裝，也深受唐朝服飾影響。和服的花紋圖案，與唐代的花紋有著明顯的淵源關系。至今和服中的名詞如“唐草”“唐花”“唐錦”，都反映了這壹關系。
在城市建築中，日本的飛鳥、奈良時代的都城，如藤原京、平城京，就是模仿唐長安城、洛陽城建造起來的。寺院建築也往往仿唐，如奈良法隆寺，從平面布局到細部構造，都無不模仿唐代寺院式樣，其臺基、殿身、梁架、鬥拱、屋頂以及裝飾，幾乎都與唐代式樣壹致。至於奈良的唐招提寺，更是由鑒真大師及其弟子依據唐代寺院的風格式樣建造的。
中國的圍棋，也在唐代傳入日本，並在日本民間流傳發展，盛行不衰。
宋代以後，中國物質文化繼續傳入日本。日本人在消化中國文化的基礎上，註意給予發展和創造。12世紀時，日本榮西禪師來華，當時宋朝人飲茶之風甚盛。榮西回國後，著《吃茶養生記》，提倡飲茶養生益壽之道，對於唐式茶會在日本復興，起了很大的作用。到16世紀時，千利休居士（公元1521—1591年）在日本創茶道。1223年，日本加藤四郎來中國學習制陶，長達六年，回國後在日本尾張、瀨戶制造黑粙瓷器。14世紀中葉，又有日本人伊勢五郎，專門到景德鎮學習青花瓷技術，到70歲才回國。後來他在日本制造的瓷器“紙薄磬聲”。宋元時期來中國學習醫學的日本人更多。吉田意休到中國七年，學習針刺，回國後著有《刺針家鑒》。藥物學家阿部照任在福建18年，精於本草學，後來被日本人尊為藥物學的鼻祖。元明以後，日本的造園藝術，也受到中國影響。明末中國學者朱舜水到日本，傳去了中國江南風格的園林藝術。
在東南亞，最早受到中國物質文化影響的，是越南，而且這種影響不亞於朝鮮和日本。實際上，從秦始皇置象郡到公元939年吳權建國前，越南北方壹直是中國封建王朝統治下的地區。早在公元前3世紀到公元前2世紀，中原的鐵制農具、牛耕和手工技術，就開始傳入越南北方。秦末漢初，用轉盤制陶的技術傳入越南。養蠶繅絲的技術，也至遲在漢代傳入越南。公元3世紀，造紙技術也傳到越南。越南人用密香樹皮等，制造出“交趾密香紙”，質量很高，且帶有香味，很受中原士人歡迎。魏晉時期，在中國制陶術的影響下，越南已能生產精湛的彩釉陶和羊陶半瓷的過渡性陶瓷品。越南的印刷術，也是從中國傳去的。前黎朝應天14年（公元1007年），越南黎朝皇帝黎龍鋌派遣使團到宋朝，求得雕印本的《九經》和《大藏經》。以後宋朝和元朝所刻印的《藏經），都曾送給越南。越南人學到印刷術後，也刊刻了不少漢譯佛經和儒家經典。
在器物方面，中國的產品通過貿易大量進入越南。宋朝時輸入占城（今越南中部）的商品有草席、涼傘、絹扇、漆器、瓷器等。中國的器物如瓷碗、綾絹、纻絲等，都深受當地居民歡迎越南的古建築，如城市、宮殿、亭臺樓閣等，也深受中國古代建築的影響。越南古都升龍，就是在古代城市龍編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漢代設交州刺史冶龍編，公元866年，唐將高駢築大羅城於龍編。後來的升龍，就是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到近代稱為河內。
中國物質文化傳入柬埔寨，已有近2000年的歷史。公元3世紀初，吳國孫權曾派遣康秦和朱應到扶南國（在今柬埔寨境內）。由於康泰和朱應的建議，當地居民的壹些習俗有很大的改變，腰間開始圍“橫幅”。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的紡織品、麻織品、陶器、金屬制品，已大量輸往柬埔寨。唐宋時期，中國又向柬埔寨出口金銀、瓷器、緞錦、涼傘、皮鼓、酒、糖等，這些物品豐富了當地居民的物質生活，極受歡迎，以致追逐“唐貨”（中國貨）成為壹時風尚。元代中國與柬埔寨的物質文化交流，規模更大。溫州人周達觀在1296年到1297年到真臘（今柬埔寨），目睹了中國物質文化對柬埔寨的影響。他說，柬埔寨人以中國的金銀飾物為第壹等珍品，其次是五色縑帛、江蘇的錫镴。其他物品如溫州的漆盤、泉州的青瓷、明州的草席，以及紙張、麻布、雨傘、鐵鍋、木梳、簸箕、硫黃、硝石、桐油、針線雜貨等，都無不受當地居民喜愛。當地人盛飯，也喜歡用中國的瓷盤和銅盤。明代皇帝以回贈禮品的形式，把大量的絲、棉織品和瓷器，交流到柬埔寨，僅在朱元璋當皇帝時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明朝使團就給真臘國王帶去金文綺32匹，瓷器19000件。
中國的物質文化傳入緬甸，也是相當早的事情。距今兩千多年前開辟的由四川經雲南進入緬甸、印度的“南方陸上絲綢之路”，對於中國文化傳入緬甸曾起過重要的作用。中國絲綢很早就輸出到緬甸，用中國絲綢縫制的衣服，在古代就為緬甸人民所喜愛。中國唐代的古籍中就已有“驃國（公元1至9世紀的緬甸古國）婦女披羅緞”的記載。古代緬甸手工業不發達，鋼、銑、銅鏍、鐵鍋、剪刀、縫衣針、瓷器等，也大量從中國輸入，尤以明清兩代為盛，直接方便了緬甸人民的生產、生活。兩國人民頻繁交往，許多瓜果蔬菜，如石榴、辣椒、卷心菜等，都由中國傳入緬甸。有的瓜果蔬菜，還直接冠以緬語“德由”（意為“中國”），以示來自中國，如芹菜、韭菜、油菜、蠶豆及荔枝、紅棗、枇杷、楊梅、柿子等。“包子”“餌鈌”“米線”等食品的名稱，則借用了雲南方言，說明其傳自雲南。從中國傳入的這些瓜果、蔬菜、食品，大大地豐富了緬甸人民的物質生活。
泰國也在很早就受到中國物質文明的影響。從元代到清代，中泰海路貿易的規模壹直很大，超過同期中國與越南、緬甸的貿易。泰國宮廷和民間所需的物資，特別是絲綢、瓷器和銅，都從中國輸入。泰國古代的手工業技術，也在多方面受到中國的影響。元代，中國工匠到泰國，傳入燒制瓷器的技術。後來泰國有名的宋加祿瓷器，就是在吸收中國燒瓷技術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明初至清中葉，中國造船工業發達，高超的運船技藝由華僑傳到泰國。當時泰國的木船設計和制造都模仿中國。泰國民間使用的器物特別是銅器，也特請中國廣東等地的工匠代為加工打制。'
中南半島上的內陸國家——老撾，也在多方面受到中國物質文明的影響。在古代中老貿易中，中國的絲綢、瓷器大量輸入老撾；釀酒、養蠶、烘茶、絲織等技術，也從中國傳入老撾。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物質文化，也受到中國文明的廣泛影響。19世紀以後，中國福建、廣東兩省的居民，大批來到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帶去了中國的物質文明。現在，在新加坡總人口中，華人占了3/4，馬來西亞華人也占人口總數的1/3。
對東方制度文明的影響
古代中國在制度文明方面，也是先進的，適應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的。因此，中國封建社會的文明，特別是中國唐代所確立的制度文明，包括官制、學制、法制、禮制、田制和稅制，為周邊國家主要是日本、朝鮮和越南所欣賞、羨慕、學習和模仿。中國制度文明對周邊國家的影響，是中國文化對東方文明影響的又壹個重要方面；對被影響國家的歷史發展，起過重要的作用。
日本是最早較為全面地學習和模仿中國唐代制度文明的國家。日本大化革新的主要內容，就是學習唐代的先進制度，確立適應當時日本封建社會發展所需要的各個方面的制度。這次革新從公元650年（大化元年）開始，到701年（大寶元年）頒布《大寶律令》才告完成。大化革新所確立的各項制度，明顯地受到唐代法令、制度的巨大影。
在官制方向，日本在大化革新後所形成的中央集權的國家機構，中央設置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相當於唐朝的太師、太傅、太保；中央設有中務、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宮內八省，也采納了唐朝的三省八部制而又有改進。此外，大納言、彈正臺、五衛府、國司、郡司等，都直接根據唐制移植到日本。地方官員如國司、郡司等，都由中央政府任命。
在教育制度方面，早在公元3世紀末，朝鮮半島上百濟國的漢學家王仁到日本，帶去《論語》等著作，入日本宮廷為漢學教師，日本古代比較正規的宮廷教育由此興起。但比較完整的學制，形成於大化革新時期。大中兄皇子即位（天智天皇）後，始設大學於京都，隸屬於式部，入學者稱博士學生；國有國學，隸屬於國司。大學內設明經道和紀傳道等課程，教育內容從漢文書籍如《禮記》、《春秋》、《左傳）、《毛詩》、《周禮》、《周易》、《論語》、《文選》、《史記》、《漢書》等為主。平安時代（公元794——1192年）以後，漢文教育曾趨衰落，但在江戶時期（公元1603——1868年），儒學特別是朱熹的理學，對日本教育仍有很大的影響。
日本中古時代的刑罰分笞、杖、徒、流、死五等，又有六議（議親、故、賢、能、功、貴）八虐（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義）等，均由唐代的五刑、八議、十惡蛻化而來，不過較為簡約。
大化革新所確立的田制與稅制，也力效唐制，規定全國土地為天皇（國家）公地，實行班田收授法，受田者負擔租庸調：租為田租，交納稻米；庸為徭役，調為貢物，壹般交納絹布。
日本中古時代的禮制，也仿唐制。嵯峨天皇在公元818年下詔說，“朝會之禮，常服之制，拜跪之等，不分男女，壹準唐儀。”
古代朝鮮的制度，也深受中國制度文明的影響。早在三國時期，朝鮮半島上的高句麗、百濟和新羅就開始學習中國的制度文化。公元6世紀，百濟曾派人見梁武帝，請求梁朝派遣講授《三禮》、《毛詩》的博士。唐時，這三個國家更加主動地學習唐朝的制度文化。公元648年，新羅女王真德派子文王、侄春秋來中國，“請改章服，從中國制。”來唐的朝鮮留學生也絡繹不絕。僅在840年，新羅在唐學成回國的留學生就達105人。10世紀高麗統壹朝鮮半島後，在各方面都積極吸收中國唐、宋時代的制度。
在行政制度方面，新羅也仿效唐朝，實行中央集權制，朝官有宰相、侍中、司農卿、太府令等。高麗時期，確立了完整的中央集權制。中央機關的核心是三省，即內史門下省、尚書都省和三司，執行機關為六部，即吏部、兵部、戶部、刑部、禮部、工部。地方行政為道、府、郡、縣四級制，分別以按察使、府使、郡守、縣令為各級地方官。這套中央集權的行政制度，幾乎完全同於唐制。
在教育制度方面，公元4世紀時，高句麗就設太學，教貴族子弟學漢字和懦家經典。公元682年，新羅在首都設立國學。高麗王朝時期（公元918——1392年），儒學成為教育的基本內容，科舉制度成為基本的教育制度。公元930年，太祖王建在西京創立學校，設立學博士，實施儒家教育。958年，王建采納留居朝鮮的後周武勝軍節度巡官雙冀的建議，開科取士，施行科舉制度。此後數百年，科舉制度成為選拔人才官員的主要方式。992年，高麗又在首都開京設立最高學府國子監。1109年，又擴充國子監，設立7個專業。1392年李朝建立後，基本上承襲了高麗時的教育制度。
朝鮮封建社會的田制和稅制，也深受唐朝的均田制和租庸調制的影響。公元722年，新羅對國家直接管轄的農民實行丁田制（以丁授田）和租庸調制。高麗立國後，竭力加強國家對全國土地的支配權，用法律固定下來，於926年起實行田柴科制度，對全部耕地和山林進行登記，統壹規定了各級官員和其他吏員的收租權，也規定了授予每個服兵役者的府兵團為十五結（三十三步見方為壹結）。
越南中古時代的許多制度，也是在中國的影響下形成的，而且，中國制度文明對中古越南的影響，在某些方面超過了對日本、朝鮮的影響。這種情況，與越南北方地區在公元10世紀之前壹直是中國封建王朝統治下的郡縣，也不無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