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我曾經花費過壹段時間和精力疏理過中古牛氏家族的資料，出版了《牛弘研究》專著。惜牛兄書所出甚晚，否則我也就不必東跑西跑，付出那麽多的艱苦，但是對於自己喜歡的事情，再辛苦也值當，苦中作樂亦常作夫子自道。
《集錄》最大的特點是搜集資料豐實、全面，不僅時代跨度很長，而且涉及的地域廣泛，南北兼收。包括北方陜甘諸省，當然主要的還是晉豫，無論古今，這都是牛氏活動的主要地方，另外還深入到長江流域江浙、江西等地，能跑的地方都跑了，能見到的資料都搜集到了，廣博、深入之至！因而這些資料呈現的價值也是多方位的，為中古牛氏自身的分支、播遷、流動、仕宦、婚姻、譜牒以及與其他士族的關系等等方面提供重要資料。在此，非常感謝三晉牛氏文化研究中心的邀請，僅就自己遇到的壹些研究問題，與大家***同探討。
壹
資料需要歸類，這樣才有利於我們查閱，在研究者眼中產生價值。對資料的劃分、歸類是門學問，相對比較復雜。就以牛氏碑刻來說，女性的列入問題，不僅是個觀念，而且會帶來壹些新的角度。但是，女性進入會帶來新的問題。所以，需要很好梳理，否則，會看不出頭緒。相比於傳統文獻資料匯編，如周紹良主編之《唐代墓誌匯編、續編》（上海古籍，1992年）、趙超編著之《漢魏晉南北朝墓誌匯編》（天津古籍，1992年）等，壹些與牛氏相關的人物紛紛進入，比如牛氏外甥列入，以及牛氏作為墓誌撰寫者、書丹者、刻工者的列入，身份復雜，索引起來就會很不方便。
試以《唐牛浦墓誌》《唐牛衡墓誌》兩塊碑中的兩句話來分析。
後碑雲“寢疾於邠州三水之私第”，就是說牛衡在邠州三水的家中病逝。但對照前碑中“因宦遷於聞喜縣，數世為聞喜人矣”，可知：壹是牛浦壹支已是山西聞喜人了；二是其夫人為河東裴氏。那麽，問題來了，究竟是因為結姻河東裴氏而遷於聞喜呢，還是因為宦於聞喜而結姻河東裴氏呢？為什麽又病逝於陜西旬邑的家中？當然，兩碑相對照，才知前後兩碑中人物關系及世系。後碑補前碑之父名——景倩。從碑文中推知，牛衡是因祖上關系，籍入聞喜。
其高祖牛秀，壹般稱作牛進達，陪葬於陜西禮泉昭陵唐太宗陵園。昭陵《牛進達墓誌》中披露，牛秀“夫人河東裴氏”。這是壹個很重要的信息。牛秀算唐之開國功臣，那麽，就有可能結姻門閥大士族，並由此進入山西的。雖然，隴西牛氏也屬於西州豪族，是大士族，但畢竟還沒有完成“偃武入文”的轉化，不能算壹等的豪門。只有到牛秀這壹代，追隨唐太宗，立下赫赫戰功，可以說最終完成了家族的轉化，裴牛結合，融入最主要的政治力量關隴集團之中，其子孫籍入河東（聞喜）也順理成章。
即使這樣，為什麽牛衡在邠州三水還有私宅呢？似乎現有的碑刻還沒有解決這壹問題（推測是否因邠州緊鄰安定鶉觚？還需要對資料理解的深入）。
女性墓誌的列入，主要從婚姻狀況來尋覓這個家族的演進軌跡。通過女性與婚姻，考察牛弘壹支，就會發現安定牛氏是舊貴族。比如主要跟他們聯姻的有安定辛氏、天水趙氏、太原王氏等等，《集錄》進壹步證實這壹點。
中古貴族聯姻，多處於政治目的，講究相互均等，相互要拿譜牒來對，這在史書中就有記載。唐初，唐太宗重修《氏族誌》就是這個目的，把原屬於二等的“隴西李氏”修改進壹等的家族如博陵崔氏、範陽盧氏、京兆韋、杜那樣的大姓中去，與之並列。結果，遭到大氏族的抵制，這個工作直到武周時期才陸續完成。事實上，唐中期出現的牛李黨爭，反映的其實就是這個問題。所以，歷史學家嚴耕望才說“欲考唐代政局之演變，推究牛李黨派之紛爭，最徹底之方法莫過於探求朝廷達宦之出身於籍居。”（《唐仆尚丞郎表序》）可是，世移時易，出身、籍貫、郡望發生變化，唐代人自己都說：“士居鄉土，百無壹二，因緣官族，所在耕築，地望系百年之外，而身皆東西南北之人焉。”（賈至《議楊綰條奏貢舉疏》）中古之世，科舉、仕宦、升遷、婚姻等都會使用到家族譜系，所以譜牒之學十分發達。也就是說，譜牒比較可靠。
相反，唐末五代以後，就不太使用這個，這個自然就沈落下去，因而譜牒荒廢時常會有。再者，後人續譜時，就可能出現混亂的狀況。宋人自己也講譜系歷經五代已散亂不可考，如趙明誠在《金石錄》中說：“唐以前士人以族姓為重，故雖更千百年，歷數十世，皆可考究。自唐末五代之亂，在朝者皆武夫悍卒，於是譜牒散失，士大夫茫然不知其族系之所自出，皆不可惜也哉！故余錄於此，使後學論姓氏者有考焉。”
宋之族譜，作為學術的引用，是要慎重。壹般已經不作為主要的方面，還因為這個時期社會結構發生變化，不再是貴族社會。國際學術界壹般認為，中國唐宋之際是壹個大的變化時期，這就是著名的“唐宋變革論”。
例如“宋牛臯墓”問題。《集錄》引的是《吉州牛氏宗譜》，牛臯為唐牛僧孺之後，指出其為牛僧孺之十四代孫。我們來辨析：此譜為明人所修，所載牛僧孺逝年為唐大中丁醜即十壹年，公元857年，享年83歲。通過唐人撰寫的《牛僧孺墓誌》《牛僧孺神道碑》等來看，《吉州譜》顯然值得懷疑，與碑刻記載不符。碑記牛僧孺卒年為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享年69歲。紀年相差了9年，《吉州譜》所雲的83歲亦不知何據？
二
傳世文獻與出土資料如何處理？
這也就是近代學術上著名的二重證據法。由王國維提出，它不僅是壹種歷史考證法，而且是壹種具廣泛使用的治學新法。壹方面，在實物和文獻互證方面，學者要充分利用璽印封泥、兵符、簡牘等資料來考證經史，另壹方面，在文獻和實物銘文互證方面，學者要根據新出的甲骨文、金文、漢簡等研究歷史，據碑文考證上古史、西域史等。在使用材料時，文字考釋、實物分析與文獻考證三者融為—體，所以，“二重證據法”對研究者迄今仍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牛僧孺墓誌》《牛僧孺神道碑》這是傳世文獻。據清嘉慶《鹹寧縣誌》載“丞相牛僧孺墓葬少陵南，杜牧撰墓誌。”今西安市長安區樊川韋兆有牛僧孺墓，杜牧所撰墓誌、李玨之神道碑，當具此墓。且撰寫者都是時人，其文字因存於史書及《全唐文》而流傳，屬於傳世文獻部分。即使傳世文獻，也還是存在壹些問題：唐人已不明牛氏之代際，如牛弘與牛僧孺七代、八代之說並存。
《資治通鑒》“元和三年”條下就認為是七世。杜、李碑記均為八代之說。丁鼎先生認為是否連自身計，就是說算自身，為八代，不算的話，就是七代（見拙著《牛弘研究》P19、155，三秦出版社2010年）。為什麽會有這些問題？我想牛李黨爭的事件，實在錯綜復雜，且都是文人，掌握話語權的，從而出現令後世意料不到的抵牾。這樣的話，用舊文獻其實就可以解決這個代差問題了。而現在的碑刻（出土資料）是否可以解決這個千古疑問呢？還沒有！
有幾塊碑大家可以註意壹下。以往我遇到的文獻資料中承載的問題就在於，牛仙客、牛休克是否同輩？牛僧孺子牛鳳倩的名字等，牛著碑刻對此問題就進壹步了。如《唐牛衡墓誌》有牛景倩之名，這兩者是否存在聯系？
我認為有壹定聯系，牛秀壹支追溯至北魏漢州刺史、上柱國、平原縣公牛定。《唐牛秀墓誌》中有“是以上地為儒，缺流聲於七雄之代；陳倉有守，邯發譽於三分之時”的話。這裏，上地，指的就是上地郡，缺指的戰國時牛缺，邯指東漢末三國之際的牛邯。那麽，這壹支即是《元和姓纂》中所記載的涇陽房，涇陽房的世系就連接起來。而涇陽房和安定房中都出現了壹輩“奉倩”、“景倩”，從而可知，唐代牛氏譜牒是存在的。
還有，《唐牛方會墓誌》的出現，是否讓我們再聯系到牛弘子方大、方裕、方智呢？應該是可以的，這幾個人他們的時代接近。根據墓主人卒年（儀鳳二年，春秋八十）推牛方會生於公元598年，是隋開皇十八年。墓誌裏記世代詳細，有曾祖熾，祖父允等，記其父牛敭，當與牛弘為同父兄弟。只是當時《隋書》、《北史》、《周書》三大史書沒有記載而已。這樣，安定牛氏的材料又充實起來。
歷來註牛弘家世的，其父多為“臨涇公”，因為安定郡在涇水流域，不難理解。可是史書有時卻記錄為“臨淮公”，歷代註家言其錯，而改“淮”為“涇”。今《集錄》收錄的《唐牛藝墓誌》裏面出現了“祖曇超，魏鎮南將軍，臨淮太守”，雖然，不能確定牛弘壹支與牛藝壹支的關系，但“臨淮公”應該是有來歷的，可作為註的疏解。這條新出碑誌史料就可以作為對史家註疏的補充，同時，也可以深入探討這個家族的流動。
三
還有，新出資料的運用問題。比如壺關沙窟碑拓，壹時間這些東西在網絡上出現、流傳。曾經就壺關沙窟牛氏的碑拓和牛建東先生交流過，我壹直覺得要慎重運用，因為它不是經過考古發掘整理的資料，目前我也未見有相關研究人員發表過專門的文罩過，或者，我們自己也需要以專業的方法做壹番辨析。
其中，《唐牛康墓誌》沒有附圖版。從內容看，此墓是二次葬，碑為其孫輩所立，碑文記述了牛康長子牛誌高及妻事跡，碑文述他們父子二代“合葬於沙窟村西南二裏之原”，這怎麽理解？顯然，這裏應該是二次葬，即此另壹地遷入新地，而不是同壹個墓穴，碑只立有壹通，大概是出於經濟原因，為了節省吧。
這通碑文世系裏有“牛興”，為“隋青州長史”。我們大概會想起，在涇陽房中也出現過“牛興”的名字，記載的卻是“西魏太常丞，始居涇陽”，當為涇陽房壹世祖。拙著《牛弘研究》中引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材料，學者王力平點校時，曾疑“與”與“興”為繁體字形近之誤，今考之碑刻，則“與”與“興”不是壹人，並不是由於字形問題。因而，《牛弘研究》中關於這個問題需要說明、更正。
西安在2000年後，高校合並，大興土木，在南郊郭杜，今長安區範圍內規劃新的高校區。這個時候基建中發掘出土了大量的漢唐墓葬，多有墓誌出土，算是新的壹批的地下材料。2003年西北大學長安校區工地發掘出《唐牛相仁墓誌》，碑文記有三世，誌主擔任過平州司馬。從其生卒年來看，應屬隋末唐初人。這個資料，可訂正傳統文獻。
唐張九齡為牛仙客之父撰碑文，名為“牛意”，宋趙明誠《金石錄》因碑殘缺亦錄名為“牛意”，而1943年刊《隴右金石錄》則有《牛意仁墓碑》，名字為“牛意仁”。經考證，人是壹個人，但卻出現兩個名字。宋人編《舊唐書》時亦頗為難，不能斷定。現在，新出這塊《牛相仁墓誌》，可為此千古疑難作壹了斷，訂正了傳統文獻，我們進而也可以推知牛相仁壹支與牛仙客壹支的密切關系。
四
這批資料，還傳遞出其他方面壹些主要的信息和價值。分而列之：
（1）歷史地理方面：古地名的方位，可以互相解釋。如《牛方會墓誌》中寫“合窆於雍州高陽原”，而另壹通《牛文宗墓誌》則雲“合殯於京兆杜城西高陽原山”。那麽，高陽原的位置不但明確，而且新增了壹個史料印證。
另計牛氏墓地在長安者除上引之高陽原外，還有細柳原（《唐牛浦墓誌》、《唐牛浦夫人陳氏墓誌》、《唐牛衡墓誌》）、鳳棲原（《唐源序墓誌》）、三趙（又作兆）原（《唐源序夫人牛氏墓誌》）、少陵原（《唐牛僧虔墓誌》）、洪原（《唐張讀墓誌》），另杜牧撰《唐牛僧孺墓誌》裏亦有“以某年某月日葬少陵南某鄉某裏”，這應是提前約定寫好的碑文，所以先將具體時間、地名空著，但葬地無疑是少陵原。隋唐時期，這裏當是安定牛氏的田產與墓地所在（具體見拙著《牛弘研究》有關論述），因而也就好理解隋牛弘在樊川擁有別業，其七世孫牛僧孺在此依以為學。筆者曾走訪長安區子午鎮牛家，與當地鄉賢牛兆乾先生交談，他講到王曲鎮賈裏村就有牛氏墓地，每年春節期間他們牛家有人祭奠。其地望大致屬於樊川壹帶。
（2）有關姓氏的資料：《唐源序墓誌》中雲，“源實與元同族，其先鼻祖於後魏”，這就是北魏拓跋改姓元的事實，元或許又寫作源。
（3）另外壹些主要人物的信息：《唐張讀墓誌》中，張讀世系裏透露出《朝野僉載》作者張鷟家族的信息。《朝野僉載》，唐代筆記小說集，唐張鷟撰，六卷，記隋唐兩代朝野遺聞，尤多武後朝事，其中還被《資治通鑒》選為史料。作者張鷟，字文成，號浮休子，史稱“青錢學士”；深州陸澤（今河北深縣北）人，唐書有傳，但生卒年不詳，大致在武則天到玄宗前期，以詞章知名，今存著述除《朝野僉載》外，尚有《龍筋鳳髓判》、《遊仙窟》等。通過碑刻，知其家族為常山張氏，與史書記載大致不差。
諸如此類。
五
另外，提壹些小問題，供參考。
異體字與繁體字。如果碑文有圖版，可使用通用字，無須使用異體字，這樣就與文獻所使用的文字統壹了。而無圖版的，則可以保留異體字，如《唐牛浦墓誌》，盡管著者在附錄裏也有異體字表，但畢竟查閱不方便。
《唐牛秀墓誌》現藏於昭陵博物館，作者對此碑說明文字有幾處訂正。禮泉繁體字不是“禮泉”，而是“醴泉”，西安昭陵博物館，應為陜西禮泉縣昭陵博物館。
牛建東先生犧牲自己的業余時間，不辭辛苦，全方位搜集，這令人十分感動。他把壹份沈重而珍貴的資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要利用這份資料，進壹步深入研究中古姓氏尤其隴西牛氏的遷徙流動軌跡，整理其詳細演進的歷史脈絡，並為中古社會生活史尋找新的佐證，訂正、補充就由史料，探究這個家族在歷史進程中發展進取的動因。
這也是這本書的魅力和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