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壹條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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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五帝本紀》說：“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軒轅”，又雲：“故黃帝為有熊。”《史記》集解引譙周曰：“黃帝，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又引黃甫謐曰：“有熊，今河南新鄭是也。”又，集解徐廣曰：“號有熊。”班固《白虎通義．號章篇》也說：“黃帝有天下，號曰有熊。”故黃帝部落的圖騰當為“有熊”即熊。如，於乃昌、夏敏先生即說：“據考，黃帝統壹中原後，召集各部落聯盟，商討部落聯盟統壹的圖騰（即崇拜的偶像、徽記），以統壹意誌，統壹行動。原來各大部落都有各自的圖騰，黃帝集團有熊部落的圖騰是熊；西南各部落的圖騰為虎；南方各部落的圖騰為蛇；東方各部落的圖騰為魚。還有的部落的圖騰是鷹、猴、鹿、馬等等”（於乃昌、夏敏著《初民的宗教與審美迷狂》76—77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也有學者從另外的角度論證黃帝部落的圖騰為熊。楊亞長先生認為我國古代的姓、氏最早大都來源於氏族圖騰，而我國的漢字最早則應主要來源於這種表示氏族圖騰的象形文字，因而我們在探討炎帝和黃帝氏族的圖騰時，應當以分析他們所流傳下來的姓氏為主要根據。據文獻記載炎帝為姜姓（當以羊為圖騰），黃帝為姬姓。姬字從女從
，而商周青銅器銘文中的臣字實際上當為熊的豎立形象（為了便於書寫和契刻而形成的慣例），所以姬字最早為熊的形象，“因而可證明黃帝氏族應當以熊為圖騰”。《史記．五帝本紀》說黃帝“教熊、羆、貔、貅、
、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列子》亦載“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 、豹、虎為前軀，雕、
、鷹、鳶為旗幟”，也表明黃帝當以熊為圖騰，因為黃帝氏族集團內部包括有許多不同圖騰的氏族，而這些氏族中熊圖騰氏族居於首要的地位（楊亞長《炎帝、黃帝傳說的初步分析與考古學觀察》，《史前研究》1987年第4期）。金良年先生主編的《中國神秘文化百科知識》認為“黃帝軒轅，姬姓，據金文‘臣
’字字形的推考，金文‘臣
’是熊的形象，所以黃帝部落應該是熊圖騰部落”，而且據《史記．五帝本紀》“讓於諸臣朱虎、熊、羆”等資料還可知道，黃帝部落聯盟中熊部落後來為原來的下屬部落代替了，“虎部落因其實力稍強，也因是原來熊部落的繼承者而在值勤時被安排在第壹個”（金良年主編《中國神秘文化百科知識》136頁，1994年12月第1版）。
商代銅器上有龜形紋朝拜人形紋圖樣，學者釋為“天黿”，為文字或族徽（子黽父乙彜、子黽父癸
，見《三代吉金文存》）。郭沫若釋天黿即軒轅，《國語．周語下》說“我姬氏出自天黿”，猶言出自黃帝；容庚亦從此說（《金文編》附錄上三）。史樹青先生詩曰：“五帝三皇此占先，天黿族氏即軒轅，崗名裴李開新史，裔衍中華七千年”（趙國鼎主編《炎黃二帝考略》“題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3月版）。故學者認為黃帝族的圖騰為天黿即神龜。如，張振犁、陳江風等著《東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話論》認為郭沫若釋天黿為軒轅即肯定了神龜是黃帝族的原始圖騰（張振犁、陳江風等著《東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話論》71—72頁，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2月第1版）。
王大有先生在研究濮陽西水坡仰韶文化第二組蚌塑圖時，認為其中有蚌塑龜紋，“這個烏龜就是天黿，也就是軒轅氏族，帝龜之竜，黃竜之黃帝的蚌塑寫照”，而且蚩尤族人還故意把軒轅氏的“龜”做得很小，以顯示對本民族英雄（蚩尤）的高度贊揚與歌頌（王大有著《中華龍種文化》101、107頁，中國社會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他說：黃帝之“黃”與“姬”為玄黿，是黽龜類，壹種以蛙、龜、黿為圖騰的長於琢玉的漁獵民族（王大有著《上古中華文明》272頁，中國社會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他還認為所謂“有熊國君”之熊，實為黿、鱉、龜類（黃帝裔鯀，死而化作三足鱉——熊，證實了這壹點）。龜氏為帝，則為帝龜，二字合文作“
竜 ”，音龍。於是“竜”、“龍”便相訛混淆。少典的主圖騰當是黿類，龜氏少典稱“竜”，此字上下分開就是“黃帝”或“帝龜”。又釋姬姓：“姬、
、熙，皆從 。 為何物？ 為龜。 與巳合為玄武， 下……即龜四足。 為龜背甲側視 、
象，正視為黃”；釋軒轅為天黿、玄黿，為鼉龍。天黿、玄黿、鼉龍、鱉、龜等，皆從黽。黽就是蛙。天黿氏本於大蛙，蛙鳴雷雨。因而姬、黃、
、熙，皆是黽、龜之象（王大有著《三皇五帝時代》上冊132—136頁，中國社會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總之，在王大有先生的論述中，有熊、軒轅、黃帝、姬姓，皆證黃帝族以蛙、龜類為圖騰。
《淮南子．天文訓》說：“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佐後土，執繩而治四方，其神為鎮星，其獸黃龍，其音宮，其日戊已”。《史記．天官書》說“軒轅，黃龍體”，《河圖稽命徵》、《漢書人表考》，俱說黃帝“龍顏有聖德”、“河目龍顏”。《史記．封禪書》又說：“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者七十余人，龍乃上去”。按有些學者的理論，這便是說黃帝的圖騰祖先龍來接其子裔黃帝等回歸祖籍天庭，所以黃帝族的圖騰是龍。陳榮富先生說“龍是黃帝部落的圖騰，中華民族是‘龍的子孫’，有許多關於龍的傳說，大量出土文物上都繪有龍的圖案”，而且“黃帝之子昌意，昌意之子顓頊，顓頊之子鯀，鯀之子禹，它們均以龍為圖騰”（陳榮富著《宗教禮儀與古代藝術》35頁、113頁，江西高校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高明強先生認為龍（蛇）是黃帝部族的圖騰，而湖北神農架漢族史詩中關於壹場大洪水後玄黃老祖將劫後余生的兄妹命名為“五龍氏”是龍氏源於圖騰的折射反映（高明強《圖騰與姓氏》，《史前研究》，1990—1991年輯刊）。山西“民間流傳的關於風陵渡來歷的神話，說明這裏是以龍為圖騰的黃帝部落的活動地”（段友文編《汾河兩岸的民俗與旅遊》，北京旅遊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黃帝部族以龍（蛇）為圖騰還有許多文獻依據。聞壹多考證認為，上古姬通女又通巳，而巳即是大蛇，這種大蛇又被人們稱作龍，被黃帝部落奉為圖騰（聞壹多《伏犧考》，《聞壹多全集》第1卷，三聯書店北京1982年版）。按《國語．晉語四》“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黃帝炎帝”，則黃帝母方為有蟜氏。《說文解字》說：“蟜，蟲也，從蟲，喬聲。”又說：“虹，
也，狀似蟲。”段玉裁註：“蟲，各本作蟲，今正。蟲者，它也。虹似它，故字從蟲。”它，即蛇，故蟜為龍、蛇類。“蟜”字從蟲、從喬，意即大蛇（龍），所以黃帝為龍（蛇）之後，奉龍為圖騰。按《史記．補三皇本紀》，有蟜氏又名女登，為有媧氏之女。有媧氏即女媧，而女媧為龍蛇之身（《文選．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列子》、《玄中記》等），女登之“登”也為龍、蛇圖騰徵銘，也是鼉圖騰（王大有著《三皇五帝時代》上冊143頁，中國社會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故黃帝當以龍為圖騰。《山海經．海外西經》說：“軒轅之國在此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在女子國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窮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軒轅之丘。在軒轅國北，其丘方，四蛇相繞。”袁軻先生註曰：“此言軒轅國人人面蛇身，固是神子之態，推而言之，古傳黃帝或亦當作此形貌矣”（袁軻著《山海經校註》22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月7月第1版）。人同蛇身、尾交首上的圖像在甘肅甘谷縣西坪遺址出土的廟底溝類型彩陶瓶上曾有出現，為人面鯢紋，學者認為它是黃帝部族的圖騰（陸思賢著《神話考古》196頁，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陳榮富著《宗教禮儀與古代藝術》113—114頁，江西高校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春秋時的玉佩有作人面蛇身、頭戴寬冠、尾交首上者，有學者直接稱為“刻有黃帝之形的玉佩飾”（謝崇安著《商周藝術》295頁圖壹：2，巴蜀書社1997年8月第1版）。
眾所周知，龍的起源問題在學術界完全是壹筆糊塗帳，其原型有蛇、蜥蜴、鱷、熊、豬、馬、魚、虹、閃電、雲、蠶、鹿、羊、狗、牛、鷹、恐龍、河馬、松樹、龍卷風、雷聲、極光、黃河、星象、葫蘆、地螻、烏龜等等幾十種說法，這樣黃帝部族的圖騰就變得非常復雜、不可探求了。也有不少學者認為黃帝族原有自己的圖騰，在統壹中原後又融合進壹些新的圖騰而產生了龍圖騰，如：主張黃帝部族的原始圖騰為神龜的學者認為“有不少記載說黃帝族融合東方龜圖騰、北方蛇圖騰等之後成為龍圖騰的。在現實生活中龍並不存在，它不過是多種部族圖騰信仰的復合體。而現實中，龜、魚、蛇確是大量存在的。龍的形象構成的大體就是以龜、蛇為主，復合多種動物圖騰特征而成”（張振犁、陳江風等著《東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話論》71—72頁，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2月第1版）；主張黃帝部族的原始圖騰為熊的學者認為黃帝壹統中原後“博采各部圖騰之特長，確定：以蛇為主體，以魚鱗為龍鱗，以魚尾為龍尾，以獅頭為龍頭，以鹿角為龍角，以鷹爪為龍爪，構成了部落聯盟的圖騰——龍”（於乃昌、夏敏著《初民的宗教與審美迷狂》77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也有研究認為“華夏部族原是以蛇為圖騰的”，後來強大的氏族吞並了其他氏族，而且將戰敗者圖騰中最精彩的部分增添到自己的圖騰上，當作自己新的圖騰，形成了以獸類的腿、馬的頭、鹿的角、魚的鱗等等異樣的蛇，這便是華夏部落的新圖騰——龍（王慶新著《中國味》3頁，科學普及出版社廣州分社1989年11月第1版）；亢亮、亢羽則認為“黃帝統壹了各氏族部落，成為華夏第壹帝——軒轅黃帝以後，取各氏族部落圖騰之特長，將蛇身、鹿角、鷹爪、蜈蚣尾、虎頭、蝦目、馬齒、公羊須等組合在壹個圖騰中，形成了‘龍’
圖騰”（亢亮、亢羽著《風水與城市》6頁，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
陳榮富先生認為黃帝族早期的圖騰是甘肅出土廟底溝類型那種“尾交首上”的人面鯢魚紋，後來便是內蒙古三星他拉村發現的碧玉龍以及敖漢旗出土的獸形玉龍。為什麽有這種變化呢？因為“在黃帝時代前後，有許多以兩棲動物、爬行動物以及其他動物為圖騰的氏族和部落，他們之間進行過長期的兼並，結果許多氏族歸入黃帝部落”，其圖騰族徽當然也要體現這種部落大聯盟，所以“就出現了碧玉龍這樣的似蛇、似豬、似馬、似牛的復合龍形象”（陳榮富著《宗教禮儀與古代藝術》112—115頁，江西高校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王大有先生則認為“中國人最熟悉的龍，它是中國境內上古文明時代許多族團的主圖騰，主要是東夷民族和神農民族的主圖騰。在原生圖騰階段，它即鱷。在演生圖騰階段，擴大到了蛇、黿、龜、黽，以及與鱷近親的兩棲類動物，並在形象刻畫上以鱷為主，相互附麗。在復合圖騰階段，則把不同聯姻族團、聯盟族團、聯盟國族間的圖騰徽幟特征相互附麗攫取。遂有龍為鹿角（牛角等）、蛇頸、鷹爪、鼉頭足身、鱗身（魚）等復合體特征”（王大有著《上古中華文明》286頁，中國社會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王大有先生主張黃帝族的原生圖騰為龜、黽類，而鱷為伏羲、蚩尤的原生圖騰，這樣看，後來的復合圖騰龍便是以戰敗者蚩尤方的圖騰為主了。
此外，黃帝部族的圖騰還有多種說法和可能：
《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言其祖先少暤氏以鳥紀官“為鳥師而鳥名”時說“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暤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按照圖騰論者的觀念，壹般認為少暤氏的圖騰為鳥、大暤氏的圖騰為龍，炎帝氏“以火紀”則是以太陽為圖騰。據此推論，黃帝氏可能以雲為圖騰。《周易》乾卦《文言》說：“雲從龍，風從虎。”而甲骨文、金文中的“雲”字多象龍、蛇壹類無足曲體動物形象，類於“
”字。據唐蘭先生考釋，“雲”字當從“ ”字演變而來（《天壤文釋》40頁）。“ ”即蚯蚓，古人認為
能興雲，屬龍類（實際可能因下雨前，黑雲聚集，天氣悶熱導致蚯蚓出洞滾沙這壹物候現象而產生的神秘意象）。《竹書紀年》說：“軒轅黃帝氏……有大螻如羊，大
如虹，帝以土氣勝，遂以土德玉。”註引劉向《別錄》：“鄒衍言：黃帝土德，有螻蛄如牛大， 如虹。”螻咕、
以及甘肅甘谷西坪出土“人面鯢魚紋”均為土物、水物，所以陸思賢先生認為黃帝族以這些土物、水物為圖騰，寓意是占領土地、開發土地（陸思賢著《神話考古》196—197頁，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壹個“雲”字，壹個“
”字，圖騰物又從天上變到了地下。
我國的考古學家曾經把仰韶文化、馬家窯文化等史前文化中的動物紋樣視為氏族或部落圖騰，如說半坡類型屬於以魚為圖騰的部族，廟底溝類型屬於以鳥為圖騰的部族，馬家窯文化屬於以鳥和蛙為圖騰的兩個氏族部落（石興邦《有關馬家窯文化的壹些問題》，《考古》1962年第6期；嚴文明《甘肅彩陶的源流》，《文物》1978年第10期）。黃懷信先生研究認為，流行魚紋的半坡類型相當於炎帝部的文化，流行鳥紋的廟底溝類型相當於黃帝部的文化，所以炎帝部可能以魚為圖騰、黃帝部可能以鳥為圖騰。其文獻依據還有：《山海經．海內經》說“氐人國……其人人面魚身”，《大荒西經》說“有互人國。炎帝之孫名曰靈恝，靈恝生互人”，氐人國即互人國，所以炎帝後裔以魚為圖騰。《大荒北經》載：“有儋耳之國，任姓，禺號子。”又載：“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鳥身……名曰禺強。”《大荒東經》說：“黃帝生禺
，禺 生禺京。”按郭璞註，虢
又作號，禺京即禺強，而任姓又恰在《國語．晉語》所雲黃帝之子十二姓中，故黃帝之後確有“人面鳥身者”。又《墨子．非攻》記禹征苗“有神人面鳥身”相助，而禹為黃帝之後，故知這“人面鳥身”之神與黃帝部確有關系（黃懷倍《仰韶文化與原始華夏族——炎、黃部族》，《考古與文物》1997年第4期）。
學者壹般認為，在原始社會時期，氏族名、氏族首領的名稱以及這個氏族的保護神（圖騰）三者常用同壹個名稱，如“黃帝”，他既是當時華夏族團中壹個氏族的名稱，亦是該氏族的保護神與酋長的名字（陳建憲著《神祗與英雄：中國古代神話的母題》191頁，三聯書店北京1994年11月第1版）。文化人類學家則認為圖騰的來源大多如此：“蠻人的兒童常名為狗、狼、牛、馬、熊、獅、虎、鷹等。酋長們也常有這種名稱，死後被尊為英雄並再變為神靈，也仍用這種動物名。這些有動物名的酋長或且被追認為部落的開祖，則其部落的人初時原曉得他們的開祖是人類不過帶動物名就是了，但後來逐漸忘記了開祖的人的性質，而只記得他的動物名，甚且更和實際的動物相混淆，於是竟自信是該動物的後裔，尊這種動物為祖先，並以繁頊的儀式崇拜他”，其他用植物和自然現象為圖騰的情形也是如此（林惠祥著《文化人類學》277—278頁，商務印書館1991年2月第2版）。由此推論，黃帝族的圖騰當與“黃帝”的含義及其所指有關。根據何新先生的研究，黃帝就是“光帝”即太陽神（何新著《諸神的起源》62頁，時事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所以黃帝族的圖騰應該是太陽。黃帝的生父是少典，而“大量的古代典籍告訴我們，少典氏實際是天神——太陽神（日主）”（張振犁、陳江風等著《東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話論》69頁，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2月第1版），從這個角度看，黃帝族的圖騰也為太陽。
丁山等學者認為殷墟甲骨文中“黃母”、“黃示”即黃帝，指的是地母神（丁山著《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42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陸思賢著《神話考古》178頁，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或認為“黃帝”是春秋士大夫糅和“黃示”與“皇天上帝”兩個天神地祗為壹神的名稱，周人“黃帝”直接從殷商地神“黃示”蛻變而來，可見黃帝形象的前身屬於遠古中原部族崇拜的地神（張振犁、陳江風等著《東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話論》69頁，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2月第1版）。陸思賢先生還認為據甘肅甘谷西坪出土廟底溝類型人面鯢魚紋和《山海經》軒轅國人“尾交首上”神話可知黃帝“具有地母神與水神的神性”，又引《呂氏春秋．有始覽》“黃帝之時，天先見大
大螻”等文獻證之（陸思賢著《神話考古》196—197頁，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陜北延川縣民間剪紙藝術大師高風蓮的作品被認為“保存了極為古老的圖騰文化”，其中虎是“作為天與太陽內涵的炎帝部落集團的圖騰”，蛇（龍）魚是“作為地與水內涵的黃帝部落集團的圖騰”（《高風蓮的剪紙藝術》，陜北人．陜北文化網：www.sbrw.org，2004年2月19日）。據這些資料和認識，黃帝部族的圖騰又可能是土地、水及相關的動物。
陸思賢先生認為黃帝號“軒轅氏”也即“天圓氏”，軒轅在《考工記》中是車輛的雅稱，車廂方形比喻大地，車蓋圓形比喻天穹，二十八宿中的軫宿與軒轅星座也分別象征和表示車廂與車蓋（陸思賢著《神話考古》52頁、184頁，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據此，黃帝族的圖騰似與車輛、天、地、星象等相關。《太平禦覽》卷五引《春秋合誠圖》等資料說軒轅為“主雷雨之神”，《太平禦覽》卷六引《大象列星圖》又說“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如龍之體，主雷雨之神，後宮之象”，《史記．天官書》則說“權，軒轅。軒轅，黃龍體”。據此，黃帝部族的圖騰又可能為雷雨、軒轅十七星、北鬥權星。《河圖稽命徵》說“附寶見大電光繞北鬥權星，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黃帝軒轅於壽邱”，《河圖始開圖》又說“黃帝名軒，北鬥黃神之精，母地祗之女附寶，之郊野，大電繞鬥，樞星耀，感附寶生軒”或曰“黃帝名軒轅，北鬥神也”。據此，黃帝族又可能以大電、北鬥權星、樞星、北鬥等為圖騰。《史記．孝武本紀》載古天子祠黃帝用壹梟破鏡，據集解引孟康解釋：梟、破鏡即惡鳥、惡獸。羅琨先生認為：據孟康“破鏡如而虎眼”、《史記．五帝本紀》黃帝“教熊羆貔貅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知“虎是黃帝族崇敬的猛獸，用與之相近的‘破鏡’當因其威猛，所以用梟亦當其有某種神異，而廟底溝類型文化中特殊身份者正以梟形鼎為標識，這不應只是壹種巧合，而和以上現象壹樣，反映廟底溝類型仰韶文化與黃帝時代有內存聯系”（羅琨《“黃帝鑄鼎”與靈寶鑄鼎原》，北京大學《古代文明研究通訊》第6期，2000年5月出版）。據此，黃帝族的圖騰還可能為梟、破鏡（惡獸）。
上述種種，絕大部分均不能從考古學得證，與史前考古學文化建立不能聯系，所謂“黃帝圖騰”是值得懷疑的。按“古史辨”派學人的觀點，“黃帝”是古人臆想中的壹個天神，並無與之相關的族群、部落，則“黃帝圖騰”自然屬子虛烏有。據當世壹些學者的研究以及筆者的觀點，古代文獻、神話傳說中的“黃帝”是實有其族或部落、部落集團的，主要即指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參見拙著《“炎黃大戰”的考古學研究》）。據此，黃帝部族圖騰當從廟底溝類型動、植物形象中去尋找。廟底溝類型器物中最主要的動物紋樣是鳥紋和蛙紋，主要的植物紋樣為玫瑰花、菊花（陸思賢著《神話考古》15—16頁，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前述黃帝部族“圖騰”中雖然有鳥、蛙，但廟底溝類型的鳥紋、蛙紋主要為甘、青地區的馬家窯文化所繼承，史前考古學文化中的這種源流關系卻與古史傳說中的黃帝裔譜系不相吻合（如黃帝、顓頊、鯀、禹）。雖然也有學者將馬家窯文化蛙紋圖案與夏朝的建立者夏族聯系起來（陸思賢《“於菟舞”的發現對解釋馬家窯文化“蛙紋”或“人形紋”圖案的啟示》，《史前研究》輯刊，1990—1991年），但傳說中的鯀、禹卻是魚、龍、蜥蜴之類，而非鳥或蛙、龜類，相反出現蛙龜類紋飾（青銅器）以及“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商代卻不是以黃帝、顓頊為祖先，故鳥紋、蛙紋非黃帝部族之圖騰，亦非商人之圖騰。古代文獻和傳說中黃帝部族之“圖騰”並無玫瑰花、菊花之類，故廟底溝類型彩陶中玫瑰花、菊花並非黃帝部族之圖騰，當然亦非廟底溝類型居民之圖騰，這同時也佐證廟底溝類型彩陶中的鳥紋、蛙紋也不能以圖騰視之。廟底溝類型彩陶中的玫瑰花以及壹部分菊花圖案，也被研究者認讀為真螺旋、流動的曲線帶、“渦紋、三角渦紋、圓點”、圓點勾葉凹邊三角等曲線花紋配成的紋飾、回旋勾連紋、弧線三角紋、圓點勾葉弧線三角和曲線構成的帶狀花紋、“月亮紋、勾葉紋”、勾葉紋、“旋花紋，魚眼，變體魚紋”、勾羽圓點紋、自由曲線紋、圓點勾葉弧三角構成的植物花卉紋、圓點勾葉弧邊三角組成回旋勾連圖案、“單旋紋、雙旋紋、重旋紋、雜旋紋”等等（王仁湘《關於史前中國壹個認知體系的猜想》，《華夏考古》1999年第4期）。顯然，它們不可能是廟底溝類型居民或者黃帝部族的圖騰。廟底溝類型中最重要的器物紋飾即是所謂玫瑰花、菊花圖案（蘇秉琦）或旋紋（王仁湘），然後是兩種動物紋樣鳥紋和蛙紋，它們並非圖騰，亦說明或證明其他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中的動、植物紋樣並非圖騰。
總結上述種種“圖騰”依據和觀點可知，所謂黃帝部族的“圖騰”，實在是壹筆糊塗帳，同時它也證明所謂文獻依據、文字學依據，並不壹定可靠（在筆者看來，文獻文字都是可靠的——存在即事實，但今人的解讀可能沒有與古人的思維方式合拍，沒有發現和找到古代文化中各種事象產生的原因，沒有分清字面意思、象征意義或者隱喻及其關系，沒有清理相互之間的源流關系、脈絡關系、衍生關系等，故大多停留於孤立的字面意思，也互不相洽）。有些著作說龜是黃帝族的圖騰，龜蛇合為黃帝族的龍圖騰，又說熊是黃帝族的圖騰、龍是黃帝族的圖騰，乃至說“黃帝號為有熊氏，應該是以熊為圖騰；炎帝姜姓，應該是從女從羊的意義，應以羊為圖騰；伏羲、女媧、***工都是人首蛇（龍）身，應該是蛇（龍）的圖騰；少昊以鳥名官，應該是以鳥為圖騰；顓頊在《五星占》（長沙馬王堆帛書）中寫作瑞玉，應該是以玉或石為圖騰；有蟜氏‘驕蟲’、‘螫蟲’、‘蜂蜜之廬’可知以蜜蜂為圖騰；有巢氏應該是以樹木為圖騰；燧人氏應該是以石或火為圖騰”（張振犁、陳江風等著《東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話論》71—72頁、206—207頁，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2月第1版）。這樣的圖騰觀念和研究，其實跡近於信口開河。中國的龍，在距今壹萬年前山西吉縣柿子灘龍紋巖畫中，已是“天上飛的，水中遊的，地上跑的，形成多源復合神靈”（幹振瑋《龍紋圖像的考古學依據》，《北方文物》1995年第4期），到距今六、七千年前有趙寶溝文化鳥首龍、鹿首魚尾龍、豬首牛角龍（陸思賢著《神話考古》292—293頁，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以及濮陽西水坡仰韶文化鱷魚龍，到距今5000年前有紅山文化綜合了熊、豬、馬、蛇等形象的玉龍以及內蒙古清水河出土廟底溝類型巨型魚龍夯土雕像（《中國文物報》1998年8月19日報道），到四千多年前陶寺文化的蟠龍、二裏頭文化壹首雙身龍紋陶片，到商代接近於紅山文化的玉豬龍、漢代以降的“九似”說，這用氏族分裂或氏族聯合成部落都是講不通的，用黃帝部族或華夏集團統壹各部更是講不通，所以龍不是圖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