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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1918年生於天津。燕京大學西語系本科、中文系研究生畢業，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歷任全國政協第五、六、七、八屆委員，中國和平統壹促進會理事、燕京研究院董事、中國曹雪芹學會榮譽會長、作家協會會員等。工書，其書法為世所重。傳略載入多種辭書。
?主要著作有：《紅樓夢新證》、《曹雪芹傳》、《石頭記鑒真》、《獻芹集》、《紅樓夢與中華文化》、《紅樓藝術》等十幾部紅學專著，200余萬言著述，影響巨大，深受贊許。另出版有：《書法藝術答問》、《歲華晴影》、《脂雪軒筆語》、《北鬥京華》、《天地人我》、《楊萬裏選集》、《範成大詩選》等。
周汝昌的紅與黑
周汝昌，紅學家。人們都會這樣認為。
可是，周汝昌本人卻說：“簡單地把我當成紅學家是外界的壹種誤會。我很不喜歡‘紅學家’這個稱謂，也不喜歡‘紅學界’這個說法。”
這種回答讓人大感意外。是什麽原因使他把畢生的精力和時間都傾註在《紅樓夢》這本書上？又是什麽原因使他在82歲高齡的今天，卻矢口否認自己是紅學家呢？面對這位白發蒼蒼、瘦骨嶙峋的老人，讓人壹時不知該問他些什麽？
壹部《紅樓夢》曾經給他帶來過榮譽，因《紅樓夢新證》的出版，使他紅極壹時，成為當時的熱點人物，因“紅學”成了“紅人”。這部《紅樓夢》也曾經給他帶來過厄運，使他因“紅人”成為“黑人”。《紅樓夢》影響了他的壹生，“紅”與“黑”的人生經歷不斷轉換伴隨著他。這其中有成功也有失敗；有欣喜也有酸楚。他嘗夠了其中的苦與樂，悲與喜，榮與衰的人生大滋味。
曹雪芹十年辛苦，滴淚為墨，研血成字，成了《紅樓夢》。
周汝昌卻用了五十年心血，半只眼睛苦作，完成了幾百萬字的專著，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系統研究。按他自己的話說，壹生的精力與其說用在了研究《紅樓夢》上，不如說用在了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上。所以，他說：“要說我畢生的精力都投在了‘紅學’研究上不完全對，當然，壹部分精力是用在了紅學上，另壹大部分精力主要用在了對詩詞的創作、註釋、鑒賞、理論以及書法和中華文化精神的研究上。”
半只眼睛苦作
走進周汝昌的書房，見他背對著門正寫。瘦小的身軀趴在書桌上縮成壹團，對我的到來充耳不聞。周汝昌的女兒走過去在他耳邊大聲喊道“客人來了”。他擡頭用壹只手搭在耳邊卻不解地道：“妳說什麽？”轉過身見我，笑了。迎上來握住了我的手說：“不好意思，我耳朵不好使了。”“沒關系，”我說，“我可以用紙條提問題。”她女兒說：“用紙條恐怕也不行，他壹只眼完全看不到了，另壹只眼只有0．01的視力，只能算是半只眼。”我不由望了望他書桌上寫的東西，見滿是字，可我壹個也認不出，每壹個字都是身首異處的。周汝昌的女兒又說：“他的字只有我壹個人能認。”
我坐下後，開始為自己發愁，我不知用什麽方法和他交流。其實這種擔憂是多余的，因為先生是壹個十分有經驗的受訪者。他讓我坐在沙發上，自己順手拉了壹只小椅子，面對面坐了。膝蓋剛好頂住我的膝蓋。他說：“妳問吧！妳可以趴在我耳邊嚷嚷，我基本上能聽到。”這樣，我壹下就放松了，這哪裏是采訪，是壹次名副其實的促膝談心。
既然是談心，我便把事先準備好的采訪提綱扔到了壹邊。我問：“您的耳朵是什麽時候聽不到的？”
“那是1954年，我奉調回京，住東城北面門樓胡同。我住了間正房，南有大窗，北有小窗。壹日，天降大雨，電閃雷鳴，我正立窗邊看雨，冷不防壹聲霹靂，壹條火龍從北窗入，又從南窗出，這條火龍從我左耳邊走過，相距不過壹寸。我當時只覺得天崩地裂，腦袋嗡地壹響，天地便壹片寂靜，從此非有雷鳴般之聲我是聽不到的。妳想有龍從耳邊過，我不‘聾’才怪呢！”
聽了老人的敘述，我不由露出驚異之色，望望先生的女兒，想從她那裏得到證實，卻見她笑而不答。
我又問：“您的眼睛又是怎麽失明的？”
“1974年忽然兩眼要失明，周總理聞知後親切關懷，指示人民文學出版社給周汝昌壹定要找個好醫院，不能讓他失明。後來找到協和醫院最有名的大夫。我現在還剩下這半只眼，要感謝周總理，感謝那個眼科大夫。眼睛總算保住了沒有徹底失明，可再也不能做編輯工作了。醫生連續給我開了三次證明給人民文學出版社，我都把證明壓下來了，我離不開那編輯工作。後來實在堅持不下來了，我只好辭去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的工作，調到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
“您從1974年開始眼睛就不行了，耳朵也聽不見了，是什麽原因使您把文化研究工作堅持到今日的？”
“老子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不見不聞乃是抵禦聲色的要招。怎奈耳目雖可掩住，還有壹顆心呀！心還不肯閑著，又要聽又要看的。從1974年到今天，憑著這半只眼苦作，又寫出了幾百萬字，出了十幾本書。有關於紅樓夢研究的，也有關於詩詞書法的。”
面對這樣壹位老人，不由得讓人心動。82歲了，耳已聾，眼也瞎，心卻充滿了激情，思維依然活躍，聲若銅鐘。
壹次機緣 五十年心血
“雖然您不認為自己畢生的精力都用來研究《紅樓夢》了，但五十多年來，《紅樓夢》的研究肯定用去了您很多心血，這壹點我想您沒有異議吧？”
“是的，我的確用了很多心血去研究《紅樓夢》！”
“那麽，是什麽契機使您走上了《紅樓夢》研究之路的呢？”
“那真是機緣巧合，同時這也和胡適分不開。”
“哦！請談談。”
“那時候我還是燕京大學的學生。我本來是1939年考上燕京大學西語系的，理想是翻譯中華文化名品向世界傳播。抗戰時燕京大學被日本鬼子關閉，教授關進集中營，學生被遣散。抗戰勝利後，我又重新投考再進燕園，可對西文已不感興趣，興趣都集中在詩詞文學理論上。1947年，壹次偶然的機遇我在燕京大學圖書館發現了曹雪芹好友敦敏的詩集。這是胡適先生多年以來為了考證曹雪芹想找而沒找到的。我翻開壹看大為驚喜，裏面有六首直接詠及到曹雪芹的詩。這不單是文學作品，也是重要的史料呀！”
周汝昌由此寫下了第壹篇紅學文章，這篇文章發表在當年的《民國日報》上。此文引出了周汝昌和胡適先生的壹段佳話。胡適先生看到周汝昌文章之後，非常高興，主動給周汝昌寫了壹封信，此信也在報上發表，這樣壹來，引起了學術界的關註。
周汝昌說：“我是十分感念胡適先生的，但是我們的學術觀點有所不同。胡適先生的信，當時對我的考證只同意壹半，另壹半有所保留。我當時是壹個少年，少年氣盛，也不知道天高地厚，也不知道言語輕重，就又寫了壹篇文章和胡適先生辯論。”
胡適先生不久就回了信，壹來二去，從1947年的冬天到第二年的秋天，胡適先生***給周汝昌寫了6封信，探討紅學問題。胡適先生也許沒想到他的6封信給了壹位年輕學生極大的鼓舞，使周汝昌從此走上了漫長艱辛、長達半個世紀的紅學研究之路。我不由好奇地問：“這些信都還在嗎？”
周汝昌回答：“這些信都成了文物了。在‘文革’中，我所有的有歷史價值的舊信件大都散失了，而‘胡函六通’（胡適的6封信）由於是極重要的政治罪證，反而被完好地保存了下來。”
與胡適先生的書信往來成了周汝昌紅學研究生涯的開始，隨著研究的深入，周汝昌冒昧地向胡適借閱由胡適收藏的極為珍貴的“甲戌本”。
周汝昌說：“當時我和胡適沒有見過面，我只是燕京大學的壹個學生，不知何許人。胡適先生就敢把那樣壹部珍貴的藏本借給我。當時由壹位叫孫楷第的先生從城裏帶來，用舊報紙裹著，上面用很濃的朱筆寫了燕京大學四樓周汝昌先生收。我當時是壹個學生，胡先生很講禮貌，用了先生這樣的字眼，這張舊報紙我壹直珍藏至今。”
周汝昌看到這個藏本大為震驚，曹雪芹的原本和當時流行的本子有如此不同。1948年暑假周汝昌將這部世人未見的奇書帶回了老家，周汝昌四哥周祜昌壹見，驚呆了！原來曹雪芹的《紅樓夢》被（指“程乙本”）高（鶚）歪曲篡改得如此厲害。可惜原本紙張已經黃脆，讓人不忍翻閱。
“這怎麽辦呢！沒法研究。我的哥哥說，好！我下決心現在就用墨筆和朱筆工楷把書抄錄壹遍。當時沒有影印本。可惜這個本子現在找不到了。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局勢緊張，我想到“甲戌本”還在我手中，擔心若有失損，無法補償，覺得應將書歸還原主，於是我專程趕到胡府——東城東廠胡同壹號。當時未見胡適本人，有壹中年男子開的門，稱其為胡適公子。我便把書交給了胡公子，匆匆告辭。”
據史料記載，胡適離開北平南下時，他拋下了家中的萬卷藏書，只帶走了兩部書，其中壹部就是周汝昌還給他的《甲戌本?紅樓夢》，可見此書之寶貴。通過幾年的研究，周汝昌完成了近40萬字的《紅樓夢新證》。此書由家兄周祜昌用蠅頭小楷清繕出來，交付出版社。1953年《紅樓夢新證》出版，立即轟動了海內外學界。當時周汝昌正在四川大學任教。書出來後，上海長風書店門前排起了長隊，書脫銷了，三個月內趕出三版。在北京文代會上幾乎人手壹部。遠在大洋彼岸的胡適後來在文章中寫道，汝昌的書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壹個好徒弟。《新證》出來後，毛澤東也看了，在《毛澤東讀評五部經典小說》中有兩處提到《新證》。1954年周汝昌被中宣部三次特電從四川大學調回北京，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當了壹個編輯。後來批俞（平伯）批胡（適）運動逐步升級，周汝昌很快變成了“資產階級胡適派唯心主義”的“繁瑣考證”的典型代表。周汝昌由“紅”變“黑”，時年34歲，有趣的是當時美國壹個學家叫米樂山的，還在著作中稱周汝昌為“紅色紅學家”。
不談紅學 卻說紅樓
“看過《紅樓夢》的都知道，只有前80回是曹雪芹的，後40回是高鶚補的。您壹直認為後40回是偽續，您能大概地談談您的觀點嗎？” “這是紅學研究中爭論最激烈的問題。曹雪芹費了十年辛苦，為什麽寫這麽壹部大書。這在原著中說得很清楚了。在老殘給自己的小說寫的序中也談得很清楚。千紅壹窟（哭），萬艷同杯（悲）。這是對舊中國那個時代天下女性（女兒家）的命運、處境、不幸、悲慘結局最深刻、最博大的悲嘆，寫了壹個巨大的悲劇。而高鶚偷梁換柱、移形變質，引向了壹個哥哥妹妹式的小悲劇。今天壹般讀《紅樓夢》者，腦海裏有壹個固定不變的印象——婚姻不幸、愛情悲劇、賈寶玉是壹個叛逆者。這是對《紅樓夢》最壹般的理解，這種功勞確確實實是高鶚的。我說，那樣偉大崇高的悲劇，不允許妳變質、變性、縮小、庸俗化。”“那麽以您的觀點，後40回應該是壹個什麽發展脈絡呢？”
“對妳這個問題我首先糾正壹點，原著不是80回之後40回。80回加40回是120回，這是中國章回小說發展的最高峰。根據我的研究，曹雪芹要寫108個女兒的角色，全書準備寫108回。108是我們中國文化中壹個重要的代表數字，9是陽數，就是奇數，單數的最高代表；12是陰數，就是偶數，雙數的最高代表。9乘12得出108來代表最多，是壹種象征，不是實數。原著至78回止，78回往後筆墨驟變。”
“談到108，讓人不由想起了《水滸》。《水滸》中有108將，曹雪芹是不是模仿？”
“是的！《水滸》寫了108個綠林好漢，寫得好，曹雪芹非常佩服。強盜原先沒人敢寫，妳居然敢寫，而且寫得這麽好，曹雪芹深受其影響和啟發。曹雪芹大才，不能重復妳，妳的綠林好漢都寫絕了，我寫什麽呢？寫紅粉英雄，寫脂粉英雄。這是秦可聊的話。《紅樓夢》偉大的‘大’就‘大’在這裏。我這樣壹說，也許妳慢慢會明白了，我研究紅學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壹般的所謂紅迷，認為這小說了不起，就是愛《紅樓夢》等等……當然也包含著這樣的因素，但實際上我並不是因為它是壹部著名的小說而重視之，我真正感興趣的是書中包含的中國文化。我想通過紅學研究，看看我們中華傳統文化的大精神到底是什麽？我認為這種大精神就包含在《紅樓夢》中。”
這時他女兒在壹邊笑了，說我父親對《紅樓夢》和曹雪芹比對我們了解，他每年都為曹雪芹過生日，他卻不知道我和母親的生日。
我笑了，問：“您說起《紅樓夢》簡直如數家珍，不愧是壹個紅學家，可是為什麽您卻不願讓人稱妳為紅學家呢？”
“首先，我已不是紅學界的人了。我在海外住了壹年，1987年回來之後，我就向當時的藝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李希凡同誌談了我的願望，我不想在紅樓夢研究所了，我退出。紅學界的人事，種種復雜關系太費神，我是壹個老書生，幾十年的經驗教訓告訴我，我沒有那種能力處理紅學界中的種種利害關系，我何必在那方面費精力呢！我從1978年就脫離了紅樓夢研究所，這就等於脫離了紅學界。紅學界盡管包了全國高校、社科研究者，但實際上掌握我們紅學界的就是紅樓夢研究所。還有，目前輿論界，壹般的群眾對紅學不了解，認為妳們這些人吃飽了沒事研究些哥哥妹妹戀愛……這簡直是糟透了。再者，所謂紅學界的某些人和某些事讓人起不了敬意，壹般人有微詞，我混在裏面，什麽事都扣在我頭上，讓我受不了。我退出不參與這其中的事，我做自己的學問。”
“但是，大家都知道當年把您從四川調到北京，就是因為您的《紅樓夢新證》的出版，也算是組織上對您的重視吧！紅學界的壹些事是應該和您分不開的。”
“可是，我調京之後，當年的10月就是批俞批胡運動的開始，我壹步步地成為了批判的對象。以後所有紅學界的事情不但不是我主持，我連知道的權力都沒有，我是靠邊站的。可是，不明真相的人，特別是學術界的壹些人仍然認為我當初調來主持紅學的壹切。為此對我有很大的誤解，有很多事認為是我幹的，讓我有嘴說不清。還有壹點就是我和紅學界的壹些所謂紅學家沒有***同語言。”
“壹部《紅樓夢》在中國有其特殊的地位，它是和我們新中國政治文化生活緊密地聯系在壹起的，拋開對中國人現實生活的影響就夠讓人深思的。您能談談這是為什麽嗎？”
“紅學的位置是由毛主席提高的，這事人人皆知。沒有毛主席，這部所謂的愛情小說還不知道是什麽命運呢！解放以後紅學的發展有今天這樣的地位，沒有毛主席那是不可想像的。當時批俞批胡也是毛主席倡導的，但是運動擴大化了，有些壹發而不可收。這已不是紅學的問題了，這是學術思想的大運動，震驚了世界。”
“《紅樓夢》不但對中國人的政治生活影響深遠，同時也影響到我們的文化生活。在中國的歷史上恐怕沒有壹部文學作品能有這樣大的影響。”
“是的，《紅樓夢》這種普遍地被重視、愛好、談論、研究、表現、表演，這已不是簡單壹部書的問題了，這是壹種現象，我們可稱其為紅樓夢現象。這種現象不僅包含了對它的研究，還包含了許多紅學研究者，也包含了紅學界這個特殊的團體。這種現象的根本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
生命靠生命維持
“剛才我們談論的大多是壹些學術性話題，我現在想問壹點您個人的問題。您的壹生可謂是大起大落，由紅變黑，有黑變紅，您能否談壹下在您壹生中最痛苦的記憶是什麽？”
“說實話，紅學是壹門悲劇性的學術，選擇了它本身就是壹種悲劇。第壹流的大學者不屑為之，對它有興趣的又不夠資格，於是就落到了我輩之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壹種痛苦。當然這種痛苦只是我個人的小悲痛，真正的大悲痛是和整個民族的生死存亡聯系在壹起的。”
周汝昌說到這裏靜靜地沈默了，我望著他，默默地體會著他說的那種痛。過了壹會他說：“妳剛才問我壹生中最痛苦的回憶是什麽，我告訴妳，那是在抗戰時期，當時我正在燕京大學讀書，珍珠港事變後，日本人把燕京大學封了，把學生遣散了，當時輔仁大學登出廣告招編，很多同學都去了，很多同學為了求學都去了！我堅決沒去，回到了天津老家，回到老家也不安寧，當地有壹個叫新民會的漢奸組織專門搜羅失學失業的青年學生為他們服務，我當時只有藏在地窖裏。我的老家離天津市四五十裏，屬於壹個大鎮。有壹天我親眼看見當地惟壹的壹個小學，教師領著壹隊小學生打著新制的太陽旗去村口去迎接日本駐軍。那小太陽旗是用白紙制的，就是壹張白紙中間用紅墨水畫了壹個紅圈圈。當時在陽光下，小學生手中的小太陽旗刺痛了我的眼睛。當時我欲哭無淚，欲喊不能，壹種絕望、壹種痛讓我無法言表。我覺得我當時的心在流血，心都碎了。所以今天妳問我最痛苦的記憶，那傷口壹下便被觸動了。唉——”
周汝昌的痛是我們民族的痛，他的傷也是我們民族的舊傷，民族的大悲痛絕不能、也不會再重演。我觸動了我們心中***同的傷疤。眼前的老人幾乎被壹種痛苦的回憶攫住了，為了改變壹下他的情緒，我連忙又問：“壹生中讓您最高興的事是什麽？”
“我1968年被關進牛棚隔離審查，差不多壹年後，我被下放到湖北鹹寧‘五七幹校’勞動，去了11個月。由於我的身體不好，幹不了重活，讓我看菜園子。夜裏4點起，滿天星鬥，柱著壹個竹竿，趟著過膝的水，到壹個大湖堤上。在那裏可以看到整個菜地的情況，當時連壹個人影都沒有。我站在堤上仰望東方，見啟明星亮了，東方漸漸露出了魚肚白，太陽壹點壹點出來，充滿了壹種希望。當時我看到這個景象覺得十分特別，我突然對自己有了壹種信心，覺得自己的前途也會像早晨的太陽壹樣充滿了希望。天亮後我被換回去，走在路上突然碰到壹個同誌對我說，隊部讓妳去壹趟。當時我心中咯噔壹下，不知自己又犯了什麽錯誤，害怕。去了隊部，頭頭對我說，北京工作需要妳，要調妳回去。我當時壹點都不敢相信。接著頭頭又對我說，從今天起妳可以不勞動了，妳收拾東西吧！願意哪天走和我們聯系。我壹聽這不是壹步登天嘛！到總部去拿公函，走在路上晃晃悠悠地像在夢裏，連人家給我打招呼也聽不到了。公函拿到壹看，天哪！是周總理辦公廳給湖北軍區司令的專電，調周汝昌回北京工作。妳可以想像我當時的心情是什麽樣的，這是我平生最高興的壹件事。至今我還保存著專電的復制件。由此我壹下又從‘黑人’變成了‘紅人’。在回北京的路上，連服務員都給我配好了。那是1970年9月5日，這是我的紀念日，是周總理調我回來的。當時我壹點也不知怎麽回事，外面風傳我和周總理有聯系，這不是胡說嗎！我壹個小民，當時哪能和周總理聯系上呀！”
我被周汝昌大起大落的經歷弄得目瞪口呆，面對眼前的耄耋老人，我問了壹個十分尖銳的問題：“您今年已是82歲的高齡了，妳是怎麽看待生與死這個問題的？”
“我希望多活幾年。不是貪生怕死。像我這樣壹個又聾又瞎的人積累壹些學識很艱苦。剛積累了壹些東西，人剛成熟，理解認識剛開始深刻了，可是已到了快結束生命的時候。這是人類的不幸，也是人類文化的損失。我認為人應多活幾年，只有這樣，才能給後人多做壹些貢獻。我對生命的理解是壹個綜合性的，主要是精神智力，而不是純自然的生命。其實延長壹個純生理的生命是無意義的，因為任何生命都是靠生命來維持的。動物的弱肉強食是靠弱小生命來維持自己的生命的。人類也壹樣，我們吃的壹切食物都是生命。米、麥、豆、蔬菜以及壹切植物的根、莖、花朵都包含了生命力。肉食就更不用說了，都是動物的生命，這是很殘酷的。妳的生命是靠無數的生命來延續的，認為自己的生命寶貴，其他生命就該結束，這是最自私的認識。所以說活著就要做貢獻，否則妳是在浪費生命。說到我自己，我是留戀人間事的，雖然我的壹生有那麽多艱難困苦，有那麽多不如意，特別是我現在耳聾眼瞎的，我現在半只眼睛拼命幹，就是因為我還有沒完的工作，這是任何人都無法代替的。我覺得自己的身體還很健康，對於死我還沒有想過，至少還沒來得及提到日程上去想。人的生命不是到他身體死亡為止，用另外壹個方式還可以延續，還可以做貢獻。因為他死後思想還存在，他還有弟子、子女作為他的繼承人，他還有著作存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