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譽是個好東西也是個壞東西。不在乎的時候就是好東西，在乎的時候就是壞東西。那些沽名釣譽之輩永遠也不會懂得真正的名譽來自哪裏。
因為受到封建傳統禮教的束縛，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對於名譽很在意，所以不乏壹些沽名釣譽之輩，為了自己的名號而做出違心背德的事情來。
劉墉作為壹個知名的文人，卻很少有作品傳世，他好像壹點也不看重自己的名聲。其實，仔細分析壹下乾隆的馭臣之策，就不難明白劉墉所深含的大智若愚糊塗自保之道。低調的才華也正是乾隆欣賞他的壹大原因。
乾隆對臣子們的好名習氣很是不滿。在他看來，臣子們越來越好名有礙於朝廷吏治，也不利於維護皇室的權威。所以他經常給那些喜歡沽名釣譽的人壹些教訓，甚至實行大動作，大開殺戒。
乾隆曾非常嚴厲地警告陜西巡撫陳宏謀說：“嗣後倘不思痛改前非，遇事茍且掩飾，仍蹈沽名邀譽之惡習，必不能逃朕洞鑒，思再邀寬典也。”
可見，乾隆對此已經十分生氣。但是好名作為壹種封建傳統，已經成為知識分子心中壹種根深蒂固的向往，很難說停止就停止。當接二連三的警告沒有什麽效果之後，乾隆產生了用大獄震懾人心的想法，於是，尹嘉銓案爆發。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乾隆在巡幸五臺山回京的途中，在保定短暫停留。退休在家的原大理寺9即尹嘉銓趁機遞折請求為他的父親請謚，並從祀文廟。當時，尹嘉銓怎麽也沒有想到，此舉竟然給他帶來了殺身之禍。
尹會壹是尹嘉銓的父親，為直隸博野縣人，乾隆初年曾出任河南巡撫，名聲壹向不錯。他信奉道教，寫過不少論述天理性命的著作。做官時他也很註意積德行善。回鄉定居之後，搞壹些設義倉、置義田、興義學之類的慈善事業。
這個老夫子平日最敬佩的是康熙朝的湯斌，認為他不愧為本朝道學第壹人。由於對湯斌的仰慕，尹會壹在河南巡撫任上時，曾奏請湯斌從祀文廟，雖然沒有得到朝廷的獲準，但卻擡高了他的身價，當時人都認為他與康熙朝三位講道學的名臣——陸隴其、湯斌和張伯行不相上下，壹時間名聲大噪。
尹嘉銓從小生活在道學家父親身邊，耳濡目染，也對道學有壹定的研究。
長大後步入仕途，更以承接道統為己任，得意時甚至宣稱自己是孟子後身。
尹嘉銓是舉人出身，先後做過山東、山西、甘肅等省的司、道等官，後來遷升為為大理寺卿，官正三品，居九卿之列。但時間不長，即因年老回歸故裏。尹嘉銓在仕途中沒有發展，恰恰在於他總是不忘大講其道學，有悖“聖意”。誰知這個迂夫子退休還鄉後還是沒搞明白，仍然壹味迷道，不知察言觀色。
乾隆先看了尹嘉銓的第壹個奏折之後並沒有為他的孝心所感動，反生厭惡之情。乾隆的想法是：大臣死後是否賜謚，賜什麽字，都是壹件十分鄭重的事，因為它關乎死去大臣壹生評價，因此應由內閣議定撰擬，皇帝親自圈定。而這個尹嘉銓，僅僅為博取孝名而請謚，這樣成何體統? 想到這裏，乾隆提筆在尹嘉銓奏折上批諭：“謚乃國家定典，豈可妄求?此奏本當交部治罪，念汝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沒想到尹嘉銓非但沒有領情，還火上澆油上了第二個折子，壹下子把乾隆逼到了死胡同裏。
他的第二折先從本朝陸隴其壹人從祀文廟說起，然後引出其父生前曾有湯斌亦應從祀的心願，到結尾才點明，不僅湯斌，而且範文程、李光地、顧八代、張伯行等人也都在湯斌之亞，也統統應請準壹並從祀文廟。這壹下乾隆真的火了，竟然有人要威脅他做事，大有壹副不給謚號誓不罷休的樣子。
當天乾隆即召見軍機大臣等，將朱批的尹嘉銓的兩個折子給他們看，同時作了如下的指示：立即革去尹嘉銓頂戴，鎖拿解京，交刑部治罪，查抄其財及家產。另外，乾隆還特別交代：查抄時資產物件尚在其次，如有狂妄字。
跡、詩冊及書信等務須留心搜檢，據實奏出。
乾隆從此對講學很是厭惡，他認為這樣的風氣最終必然會危及帝王的統治，讓每個民眾心裏都長草。正所謂“古來以講學為名，致開朋黨之漸”。
於是，乾隆自即位初期就特別註重打擊朋黨，壓抑講學之風。他曾訓誡大小臣工、讀書士子對道學只要埋頭潛修、躬行實踐就行了。所以當時誰要以道學先生自居，大講其仁義道德、修身養性，輕則受到社會輿論的譏諷，重則招致禍殃。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尹嘉銓卻出人意料地冒了出來，自己講學倒還罷了，卻又不知深淺地奏請皇帝尊崇壹大堆不倫不類的道學名臣，重新煽起講學之風，乾隆對此當然很憤怒。
遵循乾隆旨意負責查閱書籍的翰林們從尹嘉銓所著各書中，除了查出“狂妄字跡”壹百三十壹處，還另外找出尹嘉銓“狂妄”之處。原來，尹嘉銓自號“古稀老人”。“古稀”二字典出杜詩“人生七十古來稀”，並不是帝王的專利，但不巧的是，乾隆也恰好正逢七旬大壽，自稱“古稀天子”，又寫了《古稀說》頒示天下，這就把“古稀”給壟斷了。誰知年逾七十的尹嘉銓不知眉高眼低，也以“古稀”為號，結果就被斥為“妄”。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七日，大學士、九卿等在反復審訊後，將尹嘉銓照大逆律淩遲處死，親屬照律緣坐。乾隆命加恩免其淩遲，改為絞立決，親屬壹並加恩免其緣坐。同時命各省查繳銷毀尹嘉銓著述***八十二種，他在各地的碑崖石刻及拓本也壹律鏟削磨毀。各省查繳尹嘉銓文字作品的工作，從乾隆四十六年三月起，直到當年十二月才基本結束。
由此可見，乾隆“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想借尹嘉銓案，向所有文武大臣闡發“本朝無名臣”的思想。他說：“名臣之稱，必其勛業能安社稷方為無愧。然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國家之福。況歷觀前代，忠良屈指可數，而奸佞則接踵不絕，可見名臣之不易得矣。朕以為本朝紀綱整肅，無名臣，亦無奸臣。”乾隆否定名臣的存在，實際上是刻意貶低臣子們在政治中的作用。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乾隆通行飭禁地方官建德政碑，離職時令百姓制造衣傘、脫靴等邀名之舉等也是為此。因而，出身名相之後的劉墉，晚年在乾隆“本朝無名臣”的思想影響之下，變得茍安自適，無所作為。不僅牢記將盛名歸於皇上，而且也從不做那些沽名釣譽的“邀名”之舉。
看過乾隆整治尹嘉銓的事例，應該明白為什麽作為大書法家和著名詩人的劉墉，卻很少有作品傳世了，因為劉墉是壹個很謹慎很有大局觀念的臣子。
除了當時“文字獄”的震懾作用以外，從劉墉本人的為官之道出發，他也不會去過問這方面的事。
“文字獄”的是非暫且不提，而沽名釣譽確實是不應該存在於官場的東西。這對於為官者而言是個高度的危險品，很可能壹不小心就把自己陷入危險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