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是史學家對春秋之後、秦滅六國之前的歷史時期的稱謂，是我國繼東周列國以來的又壹個諸侯割據的時代。據統計，從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的255年中，有大小戰爭230次。戰爭打起來，雙方動輒出動幾萬至幾十萬人。西漢末年的劉向，將有關這段歷史的各種資料編成壹本書，取名《戰國策》，從此，這壹歷史階段稱為戰國時期。在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在軍事、政治、外交各方面的鬥爭十分激烈。其中，諸多中小諸侯國家已被吞並，最後剩下的秦、楚、燕、韓、趙、魏、齊七個諸侯強國，就是通常所講的“戰國七雄”。由於秦國的商鞅變法發揮了富國強兵的重要作用，秦國終於後來居上，逐壹滅掉了其他六國，完成了“秦王掃六合”的統壹大業，從而結束了這壹戰爭頻繁的時代。
在戰國時期，我國的工業、農業、商業、交通等並沒有受到戰爭的影響，各諸侯國之間互相促進，相互發展，如都江堰、鄭國渠、鴻溝等著名的水利工程不僅促進了當時農業的發展，而且造福後世，此外在文化和思想學術方面，百家爭鳴，創造了輝煌的先秦文化，對後世有極大的影響。戰國時，手工業得到大力發展，冶鐵、青銅器鑄造、漆器、絲織業的生產水平都有了顯著的提高。青銅器的制作普遍使用熔鑄、焊接、失蠟法和金銀嵌錯工藝，產生了在銅器表面塗金、鎏金和刻紋工藝，器型輕薄靈巧，花紋細致繁復，具有高超的技術和藝術水平。雖然由於鐵器的推廣使用，銅制工具越來越少，但是仍有許多精美的青銅器物產生。
第壹節戰國時期青銅器概述戰國時期是中國社會處於劇烈變革的時代，生產力得到了迅速的發展，文化藝術出現了空前的繁榮。此時，商周以來的青銅禮器逐漸衰落，日常生活用器卻得到了普遍發展，如銅鏡。銅鏡在戰國時期，至少在統治階級中已經普遍使用。古文獻中有許多關於戰國人使用銅鏡的記載，如《戰國策?齊策》中“朝服、衣冠窺鏡”，《楚辭?九辯》中的“今修飾而窺鏡兮”等。戰國銅鏡能夠取得大的發展，主要原因是：第壹，鐵工具在銅器制造業的使用，為作坊內部更細密的分工、創造新技術提供了有利的條件；第二，經過商周以來的發展，至戰國時期，銅鏡的合金比例已趨於科學和穩定，大大提高了實用效果。戰國銅鏡以它規範化的形制、精美的裝飾紋飾，標誌著中國古代銅鏡已經從早期的稚樸走向了成熟。
此外，戰國時期有青銅樂器，無論數量上、制造工藝及木架的裝飾方面，都達到了壹個高峰，其代表就是湖北隨州出土的曾侯乙編鐘。其用料是銅、錫、鋁合金，全套編鐘上裝飾有人、獸、龍等花紋，鑄制精美，花紋細致清晰，並刻有錯金銘文，除了樂鐘裝飾精美外，它的青銅裝飾附件也是十分華美的，如鐘架橫梁兩端的浮雕、透雕的龍、鳥和花瓣的青銅套，支撐棟梁用的六個佩劍的武士等等。這樣精美的青銅樂器及其附屬物，表明了當時青銅鑄造工藝的精湛，同時在音樂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價值。
這個時期各類青銅器的造型各具特點，在裝飾藝術及工藝方面涉及很多門類，就其大類來說，包括圖案、書法、繪畫、雕塑等，也可以說其工藝集各類藝術之大成。如青銅器上圖案的運用，在長期實踐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壹些帶有規律性的裝飾手法，如充分利用對比度、呼應、虛實、疏密有節奏的變化，曲線和弧線的反復運用以及突出方向感和運動感等。書法應用主要體現在青銅器的銘文上。這個時期的青銅器多出自於各諸侯國，因此字體多變，字形有肥有瘦，有些字是承襲商周時期的字體，還有錯金字、鳥蟲書等，通過這些鑄刻在青銅器上的銘文我們可以對當時書法窺見壹斑。戰國時期的繪畫作品我們所能見的就是區區幾件，但是我們可以通過青銅器上的圖案在壹定程度上了解當時繪畫成就，這是戰國青銅器的壹個重要特點。這個時期壹些青銅器上的圖案可以作為繪畫來欣賞，如反映當時社會生活的戰鬥、狩獵、宴飲、車馬、建築等圖案，構圖簡單，線條質樸，刻畫嫻熟，有的達到了形神兼備的程度。此外，還出現了用銅澆鑄的動物塑像、人俑，這與現在的雕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第二節戰國時期青銅器分期 壹、早期（公元前476年—前4世紀上半葉）這時的青銅器，無論是器形還是紋飾，戰國早期和春秋晚期的***同點很多，但是戰國早期的器物有壹些自然演變的特點及時代特征。
1造型特征鼎類的形制與春秋晚期的同類鼎相類似。但是洛陽中州路西工段第2717號墓出土的五具列鼎中，有三具體呈扁圓，斂口，有蓋，附耳，短蹄足形，這種形體的鼎在春秋晚期的墓葬中很少發現。山彪鎮1號墓列鼎五具，器體呈扁圓的形狀且上下勻稱，三足極短，腹底離地不遠；同墓出土的貝紋鼎，形制也與此相同。這類扁圓形短足鼎，在戰國早期的三晉戰國?二人獵豬扣飾地區首先流行使用。另壹種所謂聯襠鼎或短鬲足鼎，實際上是采取軟接觸的做法將過短的足與器腹相連接，是新設計的造型，大約是把短足鬲的形體移植而來。
在這壹時期大多為分體式，原平峙峪出土的 與風翔高王寺戰國窖藏所出土的形式類同，鬲口處有壹圈上斜的圓盤，用來盛放甑內蒸汽冷凝後的水，使之回流於鬲中，而不會溢出。此戰國早期 中的新式樣。
戰國早期大墓中的酒器，往往有些特殊的造型，如曾侯乙墓的壹對大尊缶、聯襟大壺帶有華麗套口和蓋，可懸置在冰鑒內的大口方形尊缶等，這些都是絕無僅有的器物。相比之下，山彪鎮1號墓所出土的青銅酒器的形制，更有代表性。其中的蓮瓣蓋壺，形體類似趙孟介壺而稍低。同類的器形也見於洛陽中州路2717號墓，蓋上有的立有展翅的鳳鳥。此類壺為戰國早期的典型式樣。較大的墓中也出土蓮壺，洛陽中州路2717號墓出土的壹件蓮壺，形體近似蓮瓣壺，腹稍大而深，頸蓋上有小環鈕，兩肩放置壹活動的鏈式提梁。莒南大店1號墓出土的蓮壺，腹部更有壹可系繩的鼻，曾侯乙墓則出土有長頸鼓腹的蓮壺。傳世的蓮壺大多為洛陽中州路2717號墓所出壺的樣式。此外，在北方地區，還有瓢形壺，有鋬可執，鋬或有鏈與壺蓋相連。春秋晚期流行的壹般壺的式樣，這壹時期內仍然可以經常見到。
水器中以盤匜最為常見，另外中小型有圈足的鑒也有發現。 2花紋與裝飾就題材而言，戰國早期的紋飾仍然是交龍、卷龍或蟠龍等龍的世界。山彪鎮1號墓的龍鈕鐘，隨州擂鼓墩曾侯墓編鐘上都是新穎而復雜的交龍圖案。擂鼓墩2號墓編鐘上神人騎龍的紋樣，是另外壹種構圖。另壹變化是圖像的變形有所增加。山彪鎮1號墓的豆，主紋是圈點和小翅形的集合體，是交龍紋的省略和變形；同墓出土提梁壺和鑒的腹上密集的圈紋則是舊日的蟠龍紋、獸目紋的蛻變。曾侯乙墓中的具有六棱形甬的編鐘上，交龍紋已經變為棘刺叢生型的紋飾。此類變形紋飾很可能在春秋晚期就已經出現，到戰國早期更為發展。還有壹個變化就是純粹幾何紋飾母題的出現，戰國時期?銅鎏金青銅豆諸如曾侯乙墓青銅器上鑲嵌的幾何雲紋圖像，琉璃閣1號墓所出土的鑒的下腹復雜的三角雲紋及涪陵小田溪編鐘的錯金雲紋等。純粹的幾何紋在春秋晚期非常少見，而且也非常簡單。戰國早期描繪水陸攻戰、燕樂、采桑等活動的畫像很多，山彪鎮1號墓的水陸攻戰紋鑒、狩獵紋鈁，成都百花潭的鑲嵌燕樂紋壺，及陜西鳳翔高王寺戰國銅器窖藏鑲嵌射燕壺等，都是這壹時期施用這類紋飾的典型代表。
3銘文特征戰國早期青銅器銘文與春秋晚期的青銅器銘文沒有特別突出的區別，這時壹般作器紀事型的銘文減少了許多。鐘上作器紀功的銘文與曾侯乙墓編鐘記載樂律數千字的銘文都是獨特的現象，不帶有普遍性。
二、中晚期（約公元前4世紀中葉—前221年）封建社會初期的青銅器由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發展到極為鼎盛的階段，到戰國中期以後逐漸衰退，但是就整體來說，並不排除少數精美的器群。即使是諸侯墓出土的大器，其鑄造工藝與藝術的裝飾，也差於春秋早期和戰國初期的盛期。青銅器在戰國中、晚兩期時的發展區別並不是很明顯，因此兩期合壹來敘述。
1造型特征山西長治分水嶺12號、25號墓、輝縣趙固第1號墓、河北平山中山王墓。20世紀20年代發掘的安徽壽縣朱家集楚王陵所出銅器群，20世紀20年代發掘的洛陽金村古墓中的戰國中晚期青銅器等都是這壹時期考古發掘出的重要墓葬。
能代表戰國中期器群的，當首推中山王墓所出土的器。安徽壽縣李三孤堆被盜掘的楚王楚杵墓內出土器物的形制和紋飾風格比較壹致，屬於楚國末期的標準器。?
鼎類青銅器南北風格迥異。中山王墓的九鼎都是附耳低短的蓋鼎，這種鼎本是三晉時流行使用的壹種傳統式樣，但是九鼎中的平底細孔流鼎就是很少見的了。河南信陽長臺關1號墓出土有附耳扁圓體平底的高足鼎，同樣的型式也見於江陵藤店1號墓，這完全不同於三晉時期的型式。晚期的鼎都是有蓋或沒有蓋的高足鼎，而且高足的造型越來越多樣和雄壯，形制也較大。
此時期的 已經不是很流行了，鬲也並不多見，敦仍然是圓形的和扁圓形的上下對稱的兩種。方座簋只在壽縣楚王陵出土器群中見到過，是戰國?五連盞燈器座較低體形收縮的蛻化式樣。豆類器為長柄的，燕晉都有。壽縣楚王陵所出土的長柄豆，柄有節，蓋有三鈕，可以倒置。方豆仍然有所發現，如江陵藤店1號墓就出土了有長柄的方豆。
酒器類中變化較為明顯的是壺，有方壺、扁壺、環耳圓壺等等。中山王墓出土的還有鑲嵌的方壺，工藝非常精湛。方壺或鈁這壹類器是這壹時期內具有時代特征的器物。壺的新型式樣還有許多種，如細長頸多鈕壺、小口短頸大圓腹壺、蛋形壺等。
罍器有做成方形的，可稱為方罍。三門峽上村嶺5號墓出土的有鑲嵌方罍，形體較低且肩寬，附耳可挹酒。同類器中，還有小型的傳世。
水器的基本器型仍然是盤、匜、鑒。巨型的鑒在本時期內減少很多。三門峽上村嶺5號墓出土的四龍耳鑲嵌方鑒，是新的式樣。楚地新出土的斜唇或平唇的中腰收縮平底雙耳盤，耳有環，器壁很薄，有的還有刻花髹漆。
2花紋與裝飾戰國中晚期的紋飾變化十分顯著，除了戰國早期的某些紋飾仍然流行使用外，出現了許多嵌金、銀、銅、綠松石，以及其他物質的幾何變形圖案，有雲紋、菱紋、勾連紋、三角紋等。這種變形的幾何紋編排規律，又富於變幻的絢麗效果，令人目炫。最典型的戰國中期的幾何變形紋飾有中山王墓的虎噬鹿器座、龍鳳方案座、嵌金銀翼龍、嵌金銀綠松石鈁，還有記伐燕之功的陳璋壺等。楚墓中許多環耳壺也大多施加幾何紋飾，有的是以變形幾何紋、狩獵紋及神話題材畫像相間的裝飾，如琉璃閣56號墓的21號、22號鈁上的圖像就是如此。此時還出現了刻紋畫像。這種紋飾是用極銳利的尖刃刻鑿而成的，而不是範鑄後鑲嵌的，如琉璃閣1號墓的刻紋“奩”、輝縣趙固的刻紋“樓室燕樂”盤、長治分水嶺12號墓的刻紋戰國?鳥紋三足鼎人物車馬建築殘匜、長島戰國墓刻紋人物車馬建築殘匜等。這種紋飾只能在煉優質銅取得成功之後才有可能出現。此外，素面青銅器大量出現。大梁司寇鼎、梁十九年鼎、平安君鼎、楚王後六室鼎、集脰太子鼎等等，都是不施紋飾的素面器，至於中山王鼎、方壺則利用器物的素面鑿刻大量銘文。對以大量紋飾為特色的中國青銅器來說，素面器的流行被視為紋飾衰退的表現，也是壹種時代的印跡。
3銘文特征在銘文的內容上，春秋時期銘文上的頌揚先祖、祝願家族團結、昌盛之類的套語仍然存在，但已經少得多了。此類銘文僅在田齊銅器中延續了較長壹段時間，其他列國的器物上發現得不多，壹般銅器上的銘文只是較為簡單地記明鑄器的事由與器主。戰國中期以後，隨著集權政治的進壹步發展，政府對與兵器、度量衡、錯金銀流鼎有關聯的手工業加強了控制，使得銘文的載體大為擴展。同時在銘文中出現“物勒工名”的內容，記載負責監制青銅器的官職名號、工長名與直接鑄作器物的工匠名，還有的酒器、食器則記置用地點與掌管者官職，量器記容量、重量及使用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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