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書‘經籍誌》稱“劉向錄”；《引日唐書·經籍誌》稱“劉向撰”；《新唐書·藝文誌》稱“劉向撰《戰國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劉向裒合諸記，並為壹篇”；顧廣圻則謂“《戰國策》實（劉）向壹家之學”。這些古籍都把《戰國策》的編纂或著作權歸於西漢的劉向。
但是，劉向本人卻並不承認。他在《戰國策·敘錄》中說：“所校《戰國策書》，中書余卷，錯亂相糅菖。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中書本號，或目《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臣向以為戰國時遊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劉向只承認把遊士的著作匯成壹集，起名《戰國策》而已。
《藏國策》作者這壹疑點存在了兩千年。近代學者羅根澤的《戰國策作於蒯通考》出版後，才對《戰國策》的作者提出了新的假設。蒯通系秦漢之際的縱橫家，曾勸說範陽令歸降陳勝起義軍，又建議韓信攻取齊地，勸韓信背叛劉邦而自立，漢惠帝時為丞相曹參賓客，著有《雋永》八十壹篇。其理由是：第壹，《史記。團儋列傳》：“蒯通，善為長短說，論戰國權變，為八十壹首。”《戰國策》正是“論戰國權變”之書。第二，《戰國策》原名《短長》、《長書》，而蒯通正是“善為長短說”之人。第三，《戰國策》迄於楚漢之爭時，而蒯通曾在楚漢之際遊說韓信，在時間上吻合。故唐司馬貞《史記索隱》曾說，《戰國策》亦載蒯通遊說韓信的言論。第四，古代私家著作往往沒有統壹的書名，如《論語》書名，定於漢初；《史記》在漢時稱《太史公》或《太史公記》等。《戰國策》初期亦無定名，至劉向時方才為之定名。第五，《戰國策》又名《雋永》。《漢書·蒯通傳》：“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壹首，號曰雋永。”《雋永》即惰長，亦即《短長》、《長書》、《惰書》之謂，《雋永》當為蒯通對該書的自名。因此，羅根澤的結論是：“《戰國策》始作者為蒯通；增補並重編者為劉向；司馬貞所見是否即劉向重編本不可知，今本則有殘闕矣。”此說壹出，爭辯更為激烈。
20世紀70年代初，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此書對於考證《戰國策》的作者，又提供了新的思路。該書許多部分與《戰國策》相同或類似，但體例詳略不壹，而以記載蘇秦壹生的言論為主，很可能是《漢書·藝文誌》中提到的《蘇子》壹書的輯錄。但該書的最後壹部分，又為各種遊說故事的輯錄，大都與《戰國策》相同，而全書的最後年限則為秦國攻楚，似成書於秦漢之際。這樣，對於《戰國策》成書於蒯通的說法，又增加了壹層迷霧。
《戰國策》在我國文學史上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它的作者之謎雖經多方破解，仍不能給人們壹個確定的答案，有待於後人的進壹步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