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獨尊儒術”的歷史背景以及對我國教育的影響

[內容摘要]nbsp;“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漢帝國確立主導意識形態的現實需要，是政治“大壹統”的必然結果。但統治集團的標榜、口號是壹回事，而其政治實踐中的具體操作則又是另外壹回事。不僅武帝本人沒有真正做到獨尊與罷黜，武帝之後，儒學也未獲獨尊，百家也沒遭致罷黜。整個漢時乃至歷代所有帝王君主，其治國施政的策略和手段壹貫都是王霸兼用、儒法並采的，儒術的象征意義遠大於其實際所起的作用。武帝實施罷、尊政治韜略絕不可能僅起因於董仲舒的建議。從高祖到武帝時代，壹批批既酷好儒術、又通達事變並富有遠見卓識的儒學政治家，對儒學的意識形態化立下了汗馬功勞，且這種作用壹定遠遠超出了任何壹個醇儒學者的能力範圍。“天人三策”的影響在學術而不在政治，在當時所起到的作用並不如後世學者所虛構得那麽深遠。[關nbsp;鍵nbsp;詞]nbsp;漢武帝nbsp;nbsp;大壹統nbsp;nbsp;董仲舒nbsp;nbsp;罷黜百家nbsp;nbsp;獨尊儒術《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3年第2期上刊載了北京師範大學周桂鈿教授《漢武帝是否獨尊儒術？——兼論思想方法諸問題》壹文。讀了該文，不免讓人疑竇叢生，隨便舉幾例：“漢代產生經學”就能證明“漢代是獨尊儒學的”嗎？孔子在魯國只做過“委吏”、“乘田”之類的小吏，何以談得上“在魯國執政”？秦始皇長子扶蘇“深受孔子儒學的影響”的根據何在？司馬遷真的“聽過董仲舒的講學”嗎？限於篇幅，這裏僅就三個核心問題質疑於周桂鈿教授：漢武帝本人果真獨尊儒術了嗎？董仲舒真的“受到漢武帝賞識”過嗎？由此延伸出的第三個問題是漢武帝思想大壹統的政治決策能起因於作為壹介書生的董仲舒嗎？看來，問題還得從漢帝國主導意識形態的最初確立說起。nbsp;壹nbsp;在主導意識形態的確立方面，從秦亡到漢興，短短的十五年歷史，留給後人的卻是壹片幽幽的思考和意味深長的反省。建漢之初，對前朝政治作壹個理論的總結和評價已成為壹種普遍的社會思潮。實際上，不妨將之看作是壹場有關漢室王天下基本路數的“大討論”。陸賈應高帝的要求著作《新語》十二篇，破析“秦所以失天下”的原因。賈誼則寫出了垂名千古的篇章——《過秦論》，其著名的結論便是：“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正是在這壹時刻，國家主導意識形態選擇與確立的問題便提上了帝國君臣的議事日程。秦滅六國、兼並諸侯所依靠的是鐵硬的手腕和絕對的軍事強力，“南面而王天下”所依靠的如果還是這套路數，顯然是行不通的。秦王為政的錯誤，首先發生在思想認識上。即，沒有能夠對獲取天下之後所面臨的新形勢、新問題作出全面、正確的估計，思考與處理問題的方式方法還沒有徹底從戰爭狀態下走出來，還沒有真正意識到改變策略、易弩更劍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兼並天下可以憑借壹時強盛的武力和法家的嚴刑酷律，但治理國家卻需要換壹種手法，即通過安撫懷柔、順服感化、仁義規勸、輿論引導等途徑來贏得民心，增強統治核心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攻”之道畢竟不同於“守”之道，“攻”之政也壹定不同於“守”之政。所以，能不能施行仁義之政，就成了守住天下、把持江山的關鍵。賈誼的論點在漢初時代幾乎贏得了學界與政界的廣泛認同。這可能為不久將來的所謂儒學獨尊大造了輿論。賈誼指責秦政廢王道、酷刑法、任暴虐的潛臺詞是希望當朝皇帝能夠擯棄霸道、知權識變而實施仁義之政。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在經歷了長時期的激烈辯駁和殘酷的社會選擇之後，流落到秦漢之際，所盛行的主要是黃老、刑法、陰陽與儒家。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指》曾分別對陰陽、儒、墨、名、法、道家作了評判。按照司馬談的理解，盡管諸子之間存在著不同門派的差別，但“天下壹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終歸是大勢。這就強調了各家學說之間存在著相互吸收、融合，彼此溝通、統壹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帝國思想的大壹統趨勢已經從壹個史學家的思考中露出了端倪。漢初政治上的無為之治對思想界所產生的直接影響就是寬松、自由學術氛圍的形成。高帝建漢之初，“敢有挾書者，族”的秦律依然存在。秦“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書amp;#8226;藝文誌》）的直接災禍就是學術的雕敝。大概在高帝之後，才開始“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惠帝四年，廢挾書之律。文帝即位，更加留意於學術，曾遍尋治《尚書》者，得秦博士伏生；朝中有博士官七十余人，包括諸子傳記博士、《詩》博士。又任用賈誼、晁錯、公孫臣等為朝臣；壹度還醞釀改制度、易服色。幸免於秦焚的古籍，此間多有出現。自呂後至文、景之世，由於當政者奉行黃老之學，所以在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