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孔子說：“假如有人用我主持國家政事，壹年之內就可以見到成效了，三年便能成效顯著。”
孔子這話，很容易讓人覺得膚淺。似乎更像是個少不更事、不知天高地厚的魯莽小子的口吻。這個“茍”也就是假設表明，當時，是沒有人真正重用孔子的。壹個遊走於列國之間，始終沒有得到任何人重用的人，做這樣的假設，非但讓人懷疑他的學識，更讓人懷疑他的品性。
由此可見，憑借有限的史料去判斷壹個人的學識和品性是魯莽與荒謬的。
通讀孔子留下，我們很難找到他少不更事、不知天高地厚的例證，也很少看到他誇誇其談的時候。那麽，孔子為什麽留下了這麽壹段讓人容易產生誤解的文字呢？
可能的原因有兩個：
壹、文字編排的錯漏
孔子時代，所讀之書是“汗牛充棟”的，也就是用竹片或木片穿起來，刻畫或寫上文字的書。沒有標點符號，沒有封面設計那回事兒。據說孔子讀《易》時，居然達到了韋編三絕的程度，也就是書讀的多，讀的久了，穿連逐漸的繩子都斷了多次。
孔子留下的文字，在很長壹段時期，也是以這種方式保存和傳承的。很有可能 “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這段話本來是和上下文在同壹個段落裏的，也就是孔子是在上下文的背景下如此講的。
前面，孔子講治理壹個國家，應該循序漸進，主政者實行仁義之政，匯聚壹定的人口基礎，然後組織大家先富起來，然後在教化這個國家成為仁義之邦。然後，緊接著，老先生說了這段話。
如果聯系上下文來看的話，這個“茍有用我者”的“我”所代指的便不是孔子本人，而是孔子所倡導的治國理念。
也就是說，孔子講，用自己的治國理念來有條不紊的發展壹個國家，壹年可以見效，三年可以有大的改觀。
孔子的自信不是對個人的盲目自信，而是對自己所研究發現的大道的道路自信，對自己所倡導的治國理念的理論自信。
二、特定背景下的不得已而言
司馬遷的《史記》認為，當時有佛肸及公山不狃之召，孔子皆欲往，門人疑之，在這壹背景下，孔子有了這壹番辯白之辭。或者這段話是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關於佛肸及公山不狃之召的史料，大多真偽難辨。但這些史料都***性的表明這兩個人都是很難有大的作為的政治勢力。這兩個人欲重用孔子時，是遭到孔子身邊先進弟子的強烈反對的。
在這種情況下，孔子講 “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意思是說，我的治理理念即便是用在這樣的地方，也是會產生效果的。認真研究孔子前面對冉有和樊遲所講的話，我們會發現那是壹個完整的良性循環。也就是說，從主政者的仁義施政，到教化民眾***建仁義之邦，是壹個完整的循環。即便是佛肸及公山不狃這樣的政治勢力，如果引入了這種良性循環機制，也會壹年見效，三年有成的。
關於衛靈公不能重用孔子這件事兒，司馬遷的《史記·孔子世家》中這樣記載：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誌，婦人有保西河之誌。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 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嘆曰：“茍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
這段文字，應當是孔子之後幾百年司馬遷讀史料的個人見解，只能當做是今天我們認識孔子的壹則間接史料。
如果司馬遷的判斷無誤，那麽這段話與其說是孔子在誇海口，不如說是孔子對衛國之政的壹種失望，對自己前途的壹種感慨。妳衛靈公也咨詢我當如何治國了，也認同我所說的話，只是不去做。要知道，用我的治國理念去治國，短短壹年便可以看到效果，三年便能有所成就的。為什麽就不能去做呢？
兩千多年前的孔子，是有著時不我待，只爭朝夕的意識的。老人家講“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在春秋末年，尚武侍力的時代，執政者都恨不得自己的政治策略能立竿見影。在這種背景下，老人家所倡導仁義之治似乎也得有壹種目標意識。
壹年為期，三年有成，也算是老先生對時勢的妥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