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曹丕《典論?論文》是魏晉時期文藝理論的發軔之作，也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文章學專論的開山鼻祖。曹丕?文氣說?是文學創作?才性論?批評的核心命題。自曹丕首揭?文氣說?伊始，中國文學界無論是評詩論文或是探討創作和鑒賞的壹般規律皆是從?文氣?著眼。故而古代文論紛繁復雜的理論範疇實質上就是由?文氣?說承續展拓，從而形成了別具匠心的文藝學批評的價值風範和審美情韻。
關鍵詞 ：曹丕;《典論?論文》;文氣說：文化風範;審美體征
曹丕《典論?論文》是魏晉時期文藝理論的發軔之作，也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文章學專論的開山鼻祖。曹丕?文氣說?是文學創作?才性論?批評的核心命題。自曹丕首揭?文氣說?伊始，中國文學界無論是評詩論文或是探討創作和鑒賞的壹般規律皆是從?文氣?，著眼。而由?文氣?衍生的概念，諸如氣味、氣韻、氣質、氣象、氣勢、氣骨等幾乎涵蓋了整個古代文藝理論體系。可以說，古代文論紛繁復雜的理論範疇實質上就是由?文氣?說承傳展拓，從而形成了獨居匠心的文藝學批評的價值風範和審美情韻。
壹、曹丕?文氣說?的文化淵源
華夏先秦時期諸家就曾以?氣?來詮釋宇宙萬物的生成規律。《老子》雲：?道生壹，壹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即言?壹?指天地未分化前的混沌狀態，此混沌狀態生成陰陽二氣，二氣感應和合，生成沖氣而成三氣，三氣生成萬物，所以萬物都是負陰而抱陽。此乃老子?壹元、二氣、三物?的宇宙生成論的生命模式。莊子雲：?雜乎芒 笏 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管子雲：?凡物之精，化則為生。下生五谷，上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名?氣?。? 《荀子》日：?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矽。四時代禦，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皆言?氣?為宇宙萬物的本源。《莊子?知北遊》曰：?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管子?心術下》日：?氣者，身之充也?。王充評日：?人稟元氣於天，各受壽天之命，以立長短之形。俱稟元氣，或獨為人，或為禽獸。並為人，或貴或賤，或貧或富，富或累金，貧或乞食，貴至封侯，賤至奴仆，非天稟施有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 此皆坦言人的生死壽夭、禍福兇吉和富貴貧賤均是由氣之聚散而界定。同時，王充不僅以?氣?來解釋人的生命精神和社會現象，還模糊的借?氣?來闡明人的才性差異並強調人的才性的先天性。同時也可以看出王充的?元氣?理論多少具有機械和宿命的審美色彩。
李嵐在《中國審美主體理論的發軔與道家哲學：曹丕?文氣說?探源之壹》中明確指出：曹丕的?文氣說?是中國審美主體理論的發軔，但是對?文氣說?的理論淵源過去多從先秦兩漢特別是王充壹派的氣論溯源，未從道家哲學中尋溯，這是不夠全面的。並進而主張道家哲學是中國哲學重視主體問題之發端，它對中國審美主體理論的形成和發展均產生過深刻影響。由此，曹丕?氣?論的思想旨歸亦崇尚將氣與人的個體性因素相關聯，反映出曹丕精神世界中另壹格局的生命色彩，即受道家文化耳濡目染的敏感細膩而柔弱溫馨的文人情懷。其審美情趣除卻道家思想的自然無為之外，更明顯的張揚著道教文化的哲學思辨印記。可以說，曹丕稱帝即以?取漢立魏?起家，故而深知以宗教名義突顯的虛妄妖異之說的鼓動力量，因此曹操與曹丕皆對道教采取堅決的壓制與懷柔並舉的謀略。為此，曹丕在施行現實的王道之術時難免就會以清醒冷峻的態度限制、壓抑道教，而在感悟生命、體察萬物、抒發情懷時卻又自覺或不自覺地吸納融會道家文化的思想情愫，從而養成了精神世界中反差頗大的雙重生命色彩。可以說，道家文化親和自然、關註生命、追求神仙的思想皆成為曹氏父子論文、寫詩、言賦的基本立場，而曹丕深刻觀照後世的?文氣說?、?文章不朽說?即是以此思想為審美底蘊的文學觀念。
宗白華指出：?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壹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有藝術精神的壹個時代。?詮釋建安文人秉承?文氣?說的精髓而以自由超脫、無拘無束、曠達逍遙的文筆來澆築心中的聖神塊壘並將對超越生命的渴望馳騁於文學的廣袤沃土或將對功名的執著寄寓於文學話語的詩意天空。觀乎東漢末年，外戚、宦官交替專權，後董卓廢帝、群雄並起、東漢滅亡。現實政治生活中君臣之義早已紊亂不堪，正統思想似乎惶惶然而無棲身之地，儒學自然也無可挽回的衰微消退。觀乎東漢後期，統治階級選拔人才、授予官職皆註重孝廉、鄉裏評議，而地方官吏察舉、品評人物的?清議?之風尤為盛行。《後漢書?黨錮列傳序>載日：?逮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嫜直之風，於斯行矣?。曹丕《典論》評日：?桓、靈之際，閹寺專命於上，布衣橫泌於下，幹祿者殫貨以奉貴，要名者傾身以事勢，位成乎私門，名定乎橫巷，由是戶異議，人殊論，論無常檢，事無定價，長愛惡，興朋黨。?由此，?匹夫抗憤?，?處士橫議?，?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就非常生動地反映出士人與政權的諸種間隔距離，它必然導致士人與政權的異心疏離。曹操掌政之後，鄙棄儒學而提倡名法，在選拔人才上不再以儒家仁義道德為標準，主張?唯才是舉?，強調實際才能。概因漢末豪門世族崇尚?清議?，文風虛偽浮誇，內容大都是千篇壹律的儒家教義。當時的才性之爭，即研究人的才能與稟性關系的理論是直接為當世政治需求服務。可以說，曹丕提倡?清峻、通脫?的文風就是針對時俗弊病而來。概而言之，?清峻?即簡約嚴明、講究實際;?通脫?則是想言就說、不受羈絆。由此可見，曹丕《典論?論文》的中心在於論述作家才性與文體特征之間的關系，其時的文學思想變化集中反映在曹氏父子身上也正是和漢魏之際政治學術思想的變遷直接貫通默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