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他依靠父親打下的基礎，代漢做了皇帝，國號魏。曹丕博學多識，勤於著述，對文學創作也很重視。他的詩作中樂府歌辭與古詩約各壹半。其中相當壹部分作品沿用民歌題材，善於寫遊子思鄉、思婦懷遠之情。語言也明顯帶有民歌的特點，通俗流暢，不過比壹般民歌略顯得精致。抒發感情，以委婉細致見長。
五言體中，《雜詩》二首風格與《古詩十九首》略近，文辭清綺，語淺情長。七言《燕歌行》二首尤為著名，今錄其二：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群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這首詩利用了七言詩的長處，音節和諧舒緩，描摹細致生動，感情纏綿動人，語言清新流麗，取得了多種效果的統壹，成功地表現了壹位婦女在不眠的秋夜懷念丈夫的情態，既不脫離民歌的精神，又有自己的創造。漢代張衡的《四愁詩》，尚留有騷體的痕跡，語言也比較質樸。與之相比，《燕歌行》顯得更加成熟和優美，因而在七言詩史上是壹個新的標誌。
詩風
曹氏父子三人，以曹丕的詩歌風格與民歌最相近。但他也有壹些風格不同的詩。如《飲馬長城窟行》、《黎陽作》、《至廣陵於馬上作》諸篇，記敘軍旅生活，雖不如曹操的詩那樣蒼涼悲壯，但也頗有氣勢。《至廣陵於馬上作》的前半部分：“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猛將懷暴怒，膽氣正縱橫。誰雲江水廣，壹葦可以航。”可以說氣倍不凡，可惜後半部分重沓疲弱，不能相稱。另壹類記宴遊的詩，如《芙蓉池作》、《於玄武陡作》等，則與曹植的詩壹樣傾向於華麗。這些都顯示了建安文人詩脫離民歌風格的壹面。
散文
曹丕的散文中，兩篇《與吳質書》文學性較強。如下壹節回憶往日之遊的文字，尤為顯著：
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車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淒然傷懷！
書信本來是實用文體。漢代文人書信雖有少數抒情性較強的，但追求文學效果的主觀意識並不顯著。而魏晉南北朝時期文人間的書信，愈來愈普遍地以精美的文辭寫景、抒情，有意識地增強其文學色彩。曹丕在這壹風氣中起了帶頭的作用。
曹植的寫作，分明地以曹操之死曹丕即位為壹個界線。此前是風流自賞的翩翩貴公子，此後雖貴而封王，卻形同囚徒。此前是激情的少年，此後壹落為蒼涼的中年。他最傑出的作品多寫於後期。前期的傑作《白馬篇》有壹個少年形象，是白馬遊俠，是征戰沙場的英雄。後期的佳作《野田黃雀行》，亦有壹個少年形象，卻只能“拔劍捎羅網”，救壹只誤入網中的黃雀，“黃雀得飛飛，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曹植長於文學，卻誌不在此，追求的是“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極欲東滅“不臣之吳”，西吞“違命之蜀”，“閑居非吾誌，甘心赴國憂”！但是家族的現實不允許他如此，而且從根本上說，他實在也不具備壹個政治家的素質，終究是以文學家著稱於世。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丕弟。曾封為陳王，死後謚“思”，故世稱陳思王。有《曹子建集》。在建安作家中，他是留存作品最多、對當時及後代文學影響最大、後人多數評價最高的壹個。
曹植自幼聰明，才華出眾，壹度受到曹操的偏愛，因此引起他和曹丕圍繞繼承權的壹場明爭暗奪。最終，由於曹植放縱不羈，缺乏政治家所需的成熟與老練，而歸於失敗。曹操死後，曹植受到曹丕的嚴厲迫害，他名為王侯，行動卻不得自由，動輒獲咎，如同囚徒。明帝曹睿繼位後，曹植的處境有所改善，但仍然得不到信任，空懷壯誌，無從施展，終於郁郁而死。
創作分期
曹植的生活和創作，可以公元二二○年曹丕稱帝為界，分為兩個時期。其前後期的作品，內容與風格均有明顯不同。曹植早年處於連年動亂之中，目睹了社會所遭到的巨大破壞，這必然給他的前期作品帶來深刻影響。雖然他的直接描繪社會亂離的詩歌只保存了《送應氏》和《泰山梁甫行》二篇，仍然值得重視。其中《送應氏》尤為出色：
步登北邙阪，遙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
垣墻皆頓擗，荊棘上參天。不見舊耆老，但睹新少年。
側足無行徑，荒疇不復田。遊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
中野何蕭條，千裏無人煙。念我平常居，氣結不能言。
曾為東漢都城的洛陽，壹度繁華無比，經董卓之亂，成為廢墟。此詩由皇宮而民居，從城市到鄉村，逐步開展，描繪出壹派蕭瑟淒涼的景象。洛陽是壹個具有特殊意義的地點。作者對洛陽的憑吊，實際包含了對整個社會、整個漢末歷史的哀傷，內涵非常深厚。
在曹植前期作品中，更多地抒寫了個人的誌趣與抱負。如《白馬篇》，雖是遊俠題材，詩中那壹位英勇少年，實際也是作者自我的化身。“名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表達了作者對壯麗人生的追求。《鰕鲌篇》則直抒胸臆：“駕言登五嶽，然後小陵丘。俯視上路人，勢利唯是謀。”“撫劍而雷音，猛氣縱橫浮。泛泊徒嗷嗷，誰知壯士憂！”呈現出壹片豪邁氣概。這些詩大多情調開朗，富於進取精神，同時洋溢著自信自負的少年意氣。
此外，因為曹植前期生活在優裕的環境中，與曹丕壹起，以貴公子的身份與曹操屬下的文人交往，所以也寫下不少記敘宴遊及唱和贈答之作，如《公宴》、《侍太子坐》、《鬥雞》等，大抵情調平和，辭采華麗，很有些貴族氣。這壹類作品曹丕、王粲等也有，而以曹植為突出。這種詩當然很少具有深刻的內涵，但作為壹種文學現象，它反映了建安時代詩歌題材不斷擴大，更多地反映人們的日常生活。同時，也反映了隨著文人文學集團的出現，詩歌的娛樂性與社交功能更加明顯了。
曹植後期，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忍辱求生，心情極為悲憤苦悶，作品的內容與風格發生顯著變化。那種雍容華貴的詩作極少再出現，壹些表達不甘閑置、要求施展才能的願望的作品，也不像早期之作那樣豪邁自信，而是顯得深沈悲涼。更多的作品，集中抒寫了對個人命運的失望，和對曹丕政治集團的怨恨。這些詩文中，充滿受壓迫的痛苦，對自由生活的向往，以及預感生命將在屈辱與碌碌無為中消耗、失去其應有價值而產生的悲哀。
這裏有的作品是用比興、象征的手法寫成的，曲折地反映了內心的不平與哀怨。
如《美女篇》，形式模仿漢樂府民歌《陌上桑》，但主旨改變了。詩中逐壹鋪寫女主人公的美麗、高貴之後，這樣結束：“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眾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嘆！”透露了懷才不遇、有誌難伸的痛苦。又如《籲嗟篇》，以蓬草為風所吹，四處飄蕩的形象，象征自己屢被遷徙，不能與親人相聚的命運，表達“願與根荄連”的願望。另有壹些作品，則用激切的語言表現內心的憤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贈白馬王彪》。這首詩作於黃初四年（223），當時諸王循例入朝，曹彰暴死京城，曹植與曹彪返回封地，途中又被強令分道而行。全詩分七章，感情豐富復雜。旅途的艱辛，骨肉分離的悲傷，對人生的失望，對曹丕不敢明言的憤恨，對監視者的詛咒，兄弟之間強作豁達的慰勉，層出叠出，真切感人。
在曹植後期的詩中，還出現壹種從根本上對人生表示懷疑、否定的傾向。這是因為他既不能放棄對於人生價值的追求，又看不到現實矛盾有任何解決的可能。《贈白馬王彪》末章說：
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
天命可疑，神仙虛妄，人壽不永，現實世界只是壹片黑暗。本來，建安文學具有壹種開朗亢奮的基調。但這種基調是建立在對追求人生價值的自信的基礎上的，當嚴酷的權力鬥爭破壞了這種自信以後，詩歌的格調就隨之改變。由此開啟了正始文學的風氣。但從根本上說，曹植早期詩歌的激昂之氣與後期詩歌的悲哀情調，有其相通之處。正是因為建安文人對於自由意誌和生命的價值有著熱烈的追求，當這壹追求受到抑制時，他們的悲哀才如此強烈。從這壹點來理解正始文學，也是同樣道理。
曹植詩特點
曹植前後期的詩篇，在內容上雖有上述明顯的不同，但都感情充沛，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征；而尤其重要的是，通過他壹生的創作實踐，他把文人的藝術修養、文人文學的傳統與樂府民歌的特點結合了起來，既吸取了民歌的長處，又改變了民歌單純樸素的面貌。《詩品》評他的詩是“骨氣奇高，詞采華茂”，黃侃《詩品講疏》又加上“不離閭裏歌謠之質”，曹植的詩歌確實兼具這兩個方面。具體地說，以下五點很值得註意：
第壹，曹植現存詩作中，樂府詩占有近半數。但這些詩基本上都不是配樂演唱的。劉勰《文心雕龍》謂之“無召伶人，事謝弦管”。這是樂府歌辭文人化的明顯標誌。
第二，和建安時代其他詩人壹樣，曹植也寫了不少沿用民歌題材，模仿民歌風格的詩。但他並不是單純的模仿，而是加以適當改造，有時結合騷體的象征手法，在那些遊子思婦的形象中註入純屬於個人的思想感情。前面提及的《美女篇》、《籲嗟篇》，以及《七哀》和《雜詩》中的幾篇，都是如此。如《雜詩》之四：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北岸，夕宿瀟湘沚。
時俗薄朱顏，誰為發皓齒？俯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
這裏把《九歌》中所謂“美人遲暮”的哀怨與漢樂府民歌的風格相結合，抒發自己懷才不遇的苦悶和對有限生命的惋惜，淺顯而雅麗。較之曹丕比較單純地模仿民歌的《燕歌行》壹類，更富於個性，內涵也更為曲折豐富，耐人尋味。
第三，曹植詩的結構大多頗為精致，很少平鋪直敘。特別是開頭，常常以幾句帶有主觀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寫，渲染出特定的氣氛，籠罩全篇。如《野田黃雀行》“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二句，以激烈動蕩的景象，暗示了作者心境的不平和處境的險惡；《七哀》“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二句，以迷蒙恍惚的景象，奠定了全詩哀怨的基調。所以沈德潛說他“極工於起調”（《說詩晬語》）。這雖然是從民歌的比興句學來，但它在全詩中的作用比通常的比興句重要得多，效果也更為強烈。
第四，“詩賦欲麗”是建安文學的普遍現象，而以曹植最為突出，對後人的影響最大。與民間樂府不同，他的詩往往有鮮明的色澤，並已較多使用書面語，講求華美、工整和刻畫的細致。只是並不顯得深奧。這裏最值得註意的是對仗的運用。建安以前，辭賦乃至散文都已明顯趨向駢偶化，但在詩歌中，還沒有人有意識地運用這壹修辭手段。建安時代，曹植、王粲作為辭賦的高手，開始將它引進詩歌寫作中來，曹丕等人偶爾也有嘗試。和對仗同時出現的，是煉字的現象。像曹植的詩句“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贈丁儀》），“白日曜青春，時雨靜飛塵”（《侍太子坐》），“秋蘭被長阪，朱華冒淥池”（《公宴》），其中的動詞都經過精心錘煉，以求得到警醒的效果。這樣的詩句在他的作品中雖然占比例不大，但在以後的文人詩中，卻是越來越普遍。
第五，建安文人詩中，開始有較多的自然景物描寫，曹植也是主要的代表。這同樣是在漢代民間樂府中很難見到，並對後代文人詩影響很大的現象。下面是《公宴》中的壹節：
清夜遊西園，飛差相追隨。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參差。
秋蘭被長阪，朱華冒淥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
神飈接丹轂，輕輦隨風移。
以上是曹植在其詩歌創作中把文人文學與民間樂府結合起來的五個主要之點。他在這方面的特出成就，使他在建安乃至整個魏晉南北朝詩歌的發展過程中占據了特別重要的地位。
曹植的散文詞賦
除了詩歌以外，曹植的散文、辭賦也有相當特出的成就。《與楊祖德書》評述當代著名文士，傾吐自己的懷抱，因楊修與他關系密切，所以話說得隨便，有較多抒情成分。從文中可以看出曹植自負而又外露的詩人性格。《求自試表》要求明帝給以任用，希望由此得到施展才華、建立功業的機會。曹植本來是個理想很高又十分自信的人，把“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視為人生的目標。長期閑置，使他深感壓抑，並且有壹種大才未用的遺憾。所以這壹篇表文寫得慷慨激昂，極富情感。
曹植現存的辭賦，包括殘佚的在內，有三十多篇，可見他於此用力甚勤。這些作品可以說代表了建安辭賦的轉變。其特點，壹是篇幅短小，沒有漢代流行的長篇巨制；二是題材廣泛，各種內容都有。其中《鷂雀賦》用對話形式寫壹個動物寓言，是賦作中很少見的；三是抒情性強，與作者的生活、思想關系密切；四是語言華麗而流暢，沒有堆砌辭藻的弊病。
《洛神賦》是曹植的代表作。內容虛構自己在洛水遇神女的故事。前人對此篇的寓意，猜測很多，但都無法確實證明。按在曹植以前，陳琳、王粲、楊修都寫過《神女賦》，都是模仿舊傳宋玉所作《神女賦》、《高唐賦》，可見這壹題材在當時很流行。曹植的《洛神賦》，當也是這壹風氣下的產物。恐怕他只是假托壹個神話人物，把世俗的男女之情升華到詩意的完美形態。比較前人所作，《洛神賦》更多地渲染了男女主人公之間的情意繾綣卻又因人神殊途而無法交接的惆悵哀怨，避免了這壹類作品中常見的掩蓋在神話色彩之下的粗俗暗示，格調高雅，感情真切，具有較高的審美價值。對神女容貌、情態的刻畫，非常細致生動，為前所未有。如開頭壹節：
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遊龍，榮耀秋菊，華茂春松。仿佛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飖兮若流風之回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淥波。
這裏用了壹連串最為美好、靈動的形象來比喻神女，華麗的語言中充滿生氣，給讀者以充分的美感上的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