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古樂府《陌上桑》說：“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須”，可見當時每壹個擔著擔子走路的男子都是有胡子的的。
3．胡子長得好算是美男子的特點之壹，所以《漢書》稱漢高祖“美須髯”。
王先生說的“古代”界限不明白，不知究竟指夏、商、周……哪壹朝代，男子必須留胡子？有沒有可靠文獻和其他材料足證？
其次，只因為樂府詩那兩句形容，即以為古代每壹個擔著擔子走路的男子都是有胡子的，這種推理是不是能夠成立？還是另外尚有可靠證據，才說得那麽肯定？
其三，即對於“美須髯”三字的解釋，照壹般習慣，似乎只能作“長得好壹部胡子”的贊美，和漢魏時“美男子”特點聯系並不多。是否另外還有文獻和別的可作證明？
文中以下還說：“到了後代，中年以後才留胡子。”照文氣說，後代自然應當是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了，是不是真的這樣？還是有文獻或實物可作證明？
私意第壹點概括提法實無根據，第二點推想更少說服力，第三點對於文字解說也不大妥當。行文不夠謹嚴，則易滋誤會，引例不合邏輯，則似是而非，和事實更大有出入，實值商討。
關於古人胡子問題，類書講到不少，本文不擬作較多稱引，因為單純引書書並不能解決具體問題。如今只想試從文物方面來註意，介紹些有關材料，或許可以說明下述四事：壹、古代男子並不壹定必須留胡子。二、胡子在某壹歷史時期，由於社會風氣或美學觀影響，的確逐漸被重視起來了，大體是什麽式樣？又有什麽不同發展？文獻不足證處，我們還可以從別的方面取得些知識。中古某壹時期又忽然不重視，也有社會原因。三、美須髯在某些時期多和英武有關，是可以肯定的，可並不壹定算美男子。有較長時期且恰恰相反，某些人胡子多身份地位反而比較低下。可是挑擔子的卻又決不是每人都留胡子。四、晉唐以來胡子式樣有了新的變化，不過中年人或老年人，即或是名臣大官，也並不壹定留它。這風氣直繼續到晚清。
首先可從商代遺留下的壹些文物加以分析。故宮有幾件雕玉人頭，湖南新出土壹個銅鼎上有幾個人頭，另外傳世還有幾件銅刀、銅戈、銅鉞上均有人的頭形反映，又有幾個陶制奴隸俑，在河南安陽被發擁出來，就告訴我們殷商時期關於胡子情況，似乎還無什麽壹定必須規矩。同是統治者，有下巴光光的，也有嘴邊留下大把胡子的。而且還可以用兩個材料證明胡子和個人身份地位關系不大，因為安陽出土壹個白百雕刻著花衣戴花帽的貴族，和另外壹個於帶桎梏的陶制奴隸，同樣下巴都是光光的(如果材料時代無可懷疑，我們倒可用作壹種假說，這時期人留胡子倒還不甚多)。
春秋戰國形象材料新出土更多了些。較重要的有：壹、山西侯馬發現兩個人形泥範，就衣著看，顯明是有壹定身份的男子，還並不見留胡子的痕跡。二、河南信陽長臺關楚墓出土壹個彩繪漆瑟，上面繪有些樂舞、狩獵，和貴族人物形象，也不見有胡須模樣。三、近二十年湖南長沙大量出土戰國楚墓彩繪木俑，男性中不論文武打扮，卻多數都留有壹點兒胡須，上邊作兩撇小小“仁丹胡子”式，或者說“威廉”式，尖端微微上翹，下巴有的則留壹小撮，有的卻沒保留什麽。同壹形象不下百十種，可知和當時某壹地區社會愛好流行風氣，必有壹定關系，並不是偶然事情(如藝術家用來作屈原塑像參考，就小會犯歷史性錯誤)。但其中也還有好些年紀大但並不留胡子的。另外故宮，又還有個傳世補充材料足資參考，即根據列女傳而作的《列女仁智圖》卷，上有壹系列春秋時歷史著名人物形象，其中好幾位都留著同樣仁丹式八字胡須，亦有年逾不惑並不留胡子的。這畫卷傳為東晉顧愷之稿。若從胡子式樣聯系農冠制度分析，原稿或可早到兩漢，即根據當時的四堵屏風畫稿本而來(也許還更早砦，因為胡子式樣不盡同漢代)。另外又還有壹個河南洛陽新出兩漢擘畫，繪的也是春秋故事，作二桃殺三士場面，這應當算是目下出上最古的壁畫。由此得知當時表現歷史人物形象的壹點規律，如繪甫代武上田開疆、古冶子時，多作須髯怒張形象，用以表示英武。武梁祠石刻也沿此例。此外，反映列漢術紹興神像鏡上的英雄伍子胥，和山東沂南漢墓石刻上的勇士孟賁，以及較後人作的《七十二賢圖》中的子路，情形大都相同。如作其他文臣名士，則壹般只留兩撇小胡子，或分張，或下垂，總之是有保留有選擇的留那麽壹點兒。其余不問是反映到長沙車馬人物漆奩上，還是遼寧遼陽營城子漢墓壁畫上，和朝鮮出上那個彩繪漆竹筐邊緣孝子傳故事上，都相差不大遠。同時也依舊有絲毫不留的。即此可知，關於古代由商到漢，胡子去留實大有伸縮余地，有些自覺自願意味，並不受法律或壹定社會習慣限制。實在看不出王先生所說男子必須留胡子情形。
至於漢魏之際時代風氣，則有更豐富的石刻、壁畫、漆畫、泥塑及小銅鑄像可供參考。很具體反映出許多勞動人民形象，如打獵、捕魚、耕地、熬鹽、舂碓、取水、奏樂以及好些在廚房執行切魚燒肉的大師傅，極少見有留胡子的。除非挑擔子的是另壹種特定人物，很難說當時每個挑擔子的卻人人必留胡子！那時的確也有些留胡子的，例如：守門的衛士、侍仆以及荷戈前驅的伍伯，即多的是壹大把胡子，而統治者上中層本人，倒少有這種現象。即有也較多作樂府詩另外兩句有名敘述：“為人潔白皙，鬃鬃頗有須”，不多不少那麽壹撮兒樣子。可證王先生的第三點也不能成立，因為根據這些材料，即從常識判斷，也可知當時封建統治者絕不會自己甘居中下遊，反而讓他的看門人和馬前卒上風獨占作美男子！
其實還有個社會風氣形成的相反趨勢繼續發展頗值得註意，即魏晉以來有壹段長長時期，胡子殊不受重視。原因多端，詳細分析引申不是本文目的。大致可說的是它和年輕皇族貴戚及宦官得寵專權必有壹定關系。文獻中如《後漢書·宦者傳》、《漢書·佞幸傳》、《外戚傳》和幹宸《晉紀.總論》、《晉書·五行誌》、《抱樸子》、《世說新語》、《顏氏家訓·勉學篇》，以及樂府詩歌，都為我們記載下好些重要可靠說明材料。到這時期美須髯不僅不能成為上層社會美的對象，而且相反已經成為歌舞喜劇中的笑料了。《文康舞》的主要角色，就是壹個醉意朦朧大胡子。此外還有個弄獅子的醉拂草林，並且還是個大胡子洋人！我們能說這是美男子特征嗎？不能說的。
其實即在漢初，張良的貌如婦人，和陳平的美如冠玉，在史傳記載中，雖並不見得特別稱贊，也就看不出有何譏諷。到三國時，諸葛亮為緩和關羽不平，曾有意說過某某“不如髯之超群絕倫”。然而《典略》卻說，黑山黃巾諸帥，自相號字，繞須者則自稱“羝根”。史傳記載曹操見匈奴使者，自愧形質平凡，不足以服遠人，特請崔琰代充，本人即在壹旁捉刀侍衛。當時用意固然以為是崔琰長得魁偉，且有壹部好胡子，具有氣派，必可博得匈奴使者尊敬。但是結果卻並不成功。因為即使臉頰本來多毛的匈奴使者被曹操派人探問進見印象時，便依舊是稱贊身旁捉刀人為英挺不凡，並不承認崔琰品貌如何出眾！魏晉以來胡子有人特別愛重是有記錄的，如《晉書》稱張華多姿，制好帛繩纏須；又《南史》說崔文伸嘗獻齊高帝纏須繩壹枚給；都可證明當時對於胡子有種種保護措施，但和美男子關系還是不多。事實正相反，魏晉之際社會日趨病態，所以“何郎敷粉，茍令熏香”，以男子而具婦女柔媚姿態竟為壹時美的標準。史傳敘述到這壹點時，盡管具有深刻譏諷，可是這種對於男性的病態審美觀，在社會中卻繼續發生顯著影響，直到南北朝末期。這從世說記載潘安匕街，婦女擲果滿車，左思入市，群嫗人擲石頭故事及其他敘述可知。總之，這個時代實在不大利於胡子多的人！南朝詩人謝靈運，生前有壹部好胡子，死後捐施於南海祗洹寺，裝到維摩詰塑像上，和尚雖加以愛護，到唐代卻為安樂公主鬥百草剪去作玩物，還可說是人已死去，只好廢物利用，不算招難。然而五胡十六國方面，北方諸胡族矛盾鬥爭激烈時，歷史上不是明明記載過某壹時期，見鼻梁高胡子多的人，即不問情由，哢喳壹刀！
到元魏拓跋氏統壹北方後，照理胡子應受特別重視了，然而不然。試看看反映到大量石刻、泥塑和壁畫上的人物形象，就大多數嘴邊總是光光的，可知身屬北方胡族，即到中年，也居多並不曾留胡子。傳世《北齊校書圖》作魏收等人畫像，也有好幾位沒有胡子，畫中胡子最多還是那位馬夫。
至於上髭由分張翹舉而順勢下垂，奠定了後來三、五綹須基礎，同時也還有到老不留胡子的，文獻不足征處，文物還是可以幫忙，有材料可印證。除漢洛陽畫像磚部分反映，新出土有用重要材料應數近年河南鄧縣南朝齊梁時畫像磚墓墓門那兩位手擁儀劍，身著兩當鎧，外罩大袍的高級武官形象。其次即敦煌220窟唐貞觀時壁畫維摩變下部那個聽法群眾帝王行從圖壹群大臣形象。這個壁畫十分寫實，有可能還是根據閻立本兄弟手筆所繪太宗與宏文館十八學士等形象而來，最重要即其中有幾位大臣，人已早過中年，卻並不留胡子。有幾位即或相貌英挺，胡子卻也老老實實向下而垂。總之，除太宗天生虬髯為既定事實，畫尉遲敬德作毛胡子以示英武外，始終還看不出胡子多是美男子特點之壹的情形。壹般毛胡子倒多依舊表現到身份較低的人物身上，如韓幹《雙馬圖》那個馬夫、《蕭翼賺蘭亭圖》那個烹茶火頭工，陜西鹹陽底張灣壁畫那個手執拍板的司樂長，同樣在臉上都長得是好壹片郁郁青青！
那麽是不是到中唐以後，社會真有了些變遷，如王先生所說人到中年必留胡子？事實上還是不盡然。手邊很有些歷代名臣畫像，因為時代可能較晚，不甚可靠，不擬引用。宋人繪的《香山九老圖》，卻有好些七八十歲的名賢，下巴還光光的。此外，《洛陽耆英繪圖》和《兩園雅集圖》，都是以當時人繪當時事，應當相當可靠了，還是可見有好寫過四十不留胡子的，正和後來人為顧亭林、黃黎洲、蒲留仙寫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