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初名子城，字伯涵，號滌生，宗聖曾子七十世孫。中國晚清時期政治家、戰略家、理學家、文學家、書法家，湘軍的創立者和統帥。
曾國藩出生普通耕讀家庭，自幼勤奮好學，6歲入塾讀書。8歲能讀四書、誦五經，14歲能讀《周禮》《史記》《文選》。
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進士，入翰林院，為軍機大臣穆彰阿門生。累遷內閣學士，禮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與大學士倭仁、徽寧道何桂珍等為密友，以“實學”相砥礪。
太平天國運動時，曾國藩組建湘軍，力挽狂瀾，經過多年鏖戰後攻滅太平天國。其壹生奉行為政以耐煩為第壹要義，主張凡事要勤儉廉勞，不可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禮治為先，以忠謀政，在官場上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曾國藩的崛起，對清王朝的政治、軍事、文化、經濟等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曾國藩的倡議下，建造了中國第壹艘輪船，建立了第壹所兵工學堂，印刷翻譯了第壹批西方書籍，安排了第壹批赴美留學生。
可以說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化建設的開拓者。曾國藩與胡林翼並稱“曾胡”，與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並稱“晚清中興四大名臣”。官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封壹等毅勇侯，謚號“文正”，後世稱“曾文正”。
曾國藩壹生奉行程朱理學，但對於程朱之學並未盲目崇拜，事實上，他對於宋明儒學其他支派的思想亦多所汲取。宋明理學實際上分為氣學、理學和心學三個學術派別。
曾國藩在政治實踐和軍事鬥爭中也漸漸地看到了程朱理學“指示之語，或失於隘”、或“病於瑣”、或“偏於靜”的局限。在這種情形下，曾國藩對心學表現出了寬容的學術姿態。對於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之學術爭辯，他認為對於兩家之爭應取其同，避其異，揚其長，兼收並蓄，揚長避短，推進儒學的發展。
曾國藩還以氣學在生成論方面的資源來彌補理學之局限，謂“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依著氣學的思路，曾國藩認為，天地萬物均因稟氣而生，氣是構成天地萬物的最終基元。在稟氣而生這個意義上，天地萬物是“同體”的。
不過，曾國藩同時認為，雖太和絪緼之氣流行不止，天地萬物最初所得之氣“均耳”，但人與物、聖人與常人實所稟有之氣並不相同。就人與物相對而言，人得氣之全，物卻僅得氣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僅得物性。就人類而言，聖人所稟之氣清且厚，常人所稟之氣卻濁而薄。
曾國藩繼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風格，創立晚清古文的“湘鄉派”，乃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在詩歌方面，他博采眾家之長，但更尊尚北宋詩人黃庭堅。據施山的《望雲詩話》中記載：“今曾國藩酩嗜黃詩，詩亦類黃，風尚壹變。大江南北，黃詩價重，部值千金。”
他論古文，講求聲調鏗鏘，以包蘊不盡為能事；所為古文，深宏駿邁，能運以漢賦氣象，故有壹種雄奇瑰瑋的意境，能壹振桐城派枯淡之弊，為後世所贊。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變革、發展，又選編了壹部《經史百家雜鈔》以作為文的典範，非桐城所可囿，世稱為湘鄉派。
清末及民初嚴復、林紓，以至譚嗣同、梁啟超等均受他文風影響。所著有《求闕齋文集》《詩集》《讀書錄》《日記》《奏議》《家書》《家訓》及《經史百家雜鈔》《十八家詩鈔》等。不下百數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傳於世。另著有《為學之道》《五箴》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