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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是壹個怎樣的人?

曾國藩,初名子城,字伯涵,號滌生,宗聖曾子七十世孫。中國晚清時期政治家、戰略家、理學家、文學家、書法家,湘軍的創立者和統帥。

曾國藩出生普通耕讀家庭,自幼勤奮好學,6歲入塾讀書。8歲能讀四書、誦五經,14歲能讀《周禮》《史記》《文選》。

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進士,入翰林院,為軍機大臣穆彰阿門生。累遷內閣學士,禮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與大學士倭仁、徽寧道何桂珍等為密友,以“實學”相砥礪。

太平天國運動時,曾國藩組建湘軍,力挽狂瀾,經過多年鏖戰後攻滅太平天國。其壹生奉行為政以耐煩為第壹要義,主張凡事要勤儉廉勞,不可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禮治為先,以忠謀政,在官場上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曾國藩的崛起,對清王朝的政治、軍事、文化、經濟等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曾國藩的倡議下,建造了中國第壹艘輪船,建立了第壹所兵工學堂,印刷翻譯了第壹批西方書籍,安排了第壹批赴美留學生。

可以說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化建設的開拓者。曾國藩與胡林翼並稱“曾胡”,與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並稱“晚清中興四大名臣”。官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封壹等毅勇侯,謚號“文正”,後世稱“曾文正”。

曾國藩壹生奉行程朱理學,但對於程朱之學並未盲目崇拜,事實上,他對於宋明儒學其他支派的思想亦多所汲取。宋明理學實際上分為氣學、理學和心學三個學術派別。

曾國藩在政治實踐和軍事鬥爭中也漸漸地看到了程朱理學“指示之語,或失於隘”、或“病於瑣”、或“偏於靜”的局限。在這種情形下,曾國藩對心學表現出了寬容的學術姿態。對於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之學術爭辯,他認為對於兩家之爭應取其同,避其異,揚其長,兼收並蓄,揚長避短,推進儒學的發展。

曾國藩還以氣學在生成論方面的資源來彌補理學之局限,謂“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依著氣學的思路,曾國藩認為,天地萬物均因稟氣而生,氣是構成天地萬物的最終基元。在稟氣而生這個意義上,天地萬物是“同體”的。

不過,曾國藩同時認為,雖太和絪緼之氣流行不止,天地萬物最初所得之氣“均耳”,但人與物、聖人與常人實所稟有之氣並不相同。就人與物相對而言,人得氣之全,物卻僅得氣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僅得物性。就人類而言,聖人所稟之氣清且厚,常人所稟之氣卻濁而薄。

曾國藩繼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風格,創立晚清古文的“湘鄉派”,乃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在詩歌方面,他博采眾家之長,但更尊尚北宋詩人黃庭堅。據施山的《望雲詩話》中記載:“今曾國藩酩嗜黃詩,詩亦類黃,風尚壹變。大江南北,黃詩價重,部值千金。”

他論古文,講求聲調鏗鏘,以包蘊不盡為能事;所為古文,深宏駿邁,能運以漢賦氣象,故有壹種雄奇瑰瑋的意境,能壹振桐城派枯淡之弊,為後世所贊。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變革、發展,又選編了壹部《經史百家雜鈔》以作為文的典範,非桐城所可囿,世稱為湘鄉派。

清末及民初嚴復、林紓,以至譚嗣同、梁啟超等均受他文風影響。所著有《求闕齋文集》《詩集》《讀書錄》《日記》《奏議》《家書》《家訓》及《經史百家雜鈔》《十八家詩鈔》等。不下百數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傳於世。另著有《為學之道》《五箴》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