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談論中國的哲學思想，總喜歡用出世與入世來劃分，比如說儒家思想就是入世的，老莊玄說就是出世的。其實不完全，中國哲學精神，是出世與入世的結合。就象上面的那句話，正確的解釋我就不多說了，大家應該都可以查得到，我想的是，如果說天下大治、有道了，孔子是不是就和桀溺壹樣，歸隱於山林，偶爾遇到子路這樣的人來問路呢？可惜孔老先生終身看不到他理想中的大同世界，逝者如斯了，而我的想法也無處證實。我自認為這是很有可能的，理由還是出在《論語》中：“‘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誌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我與點同。’”這段論語說得是孔子叫他的弟子說說他們的誌向，其實是在變向說自己的誌向，讓後人知道他言誌不過其所居之位，天理流行，隨處充滿。這樣就很有壹點道家無為的味道了。所以如果可以，孔子其實很想遊於方外，隱於林翳之間，博學於文的。
中國人的理想人格，應該是所謂的“內聖外王”。這個理想比較難實現，既要做到內在修為的完善，又要做到外在社會功用的完滿。既不出世，也不入世，或者說是既要出世又要入世。我壹直對此很是迷茫，壹個人如何能做到出世與入世的統壹呢？無意間看到美學家朱光潛先生的壹句話：“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使我豁然開朗，這便是出世與入世的統壹了。早在魏晉時代，當時的名士就形成了較為完滿的人格理想，雖然他們受莊子的影響較深，往往有壹些不肖與放蕩的品性，但是他們所追求的“恬淡自守”、“清虛無為”的精神品質，卻依然值得我們稱頌。陶淵明是這群人中名氣最大的，也是最為後世所稱頌的，然而其實他恰恰做反了，他是以入世的精神出世，這在他的很多詩裏可以看出，他其實仍然希望能兼濟天下的，只不過沒有機會吧，用他自己的詩句，就是“日月擲人去，有誌不獲騁。”。
陶淵明看不慣官場世故、黑暗，世風日下而隱居，他最後還是選擇了出世，並且沒有再回來，即使他有過想法。入世成就霸業，激流勇退般出世的人，並不是沒有。最讓後人稱道的，就是範蠡了。相傳範蠡幫勾踐報仇之後，便棄官從商，與西施常常乘扁舟壹葉，泛於江湖之上，富而有德，人稱“陶朱公”。功名、利祿、愛情，他都有了，人生如此，夫復何求呢？範蠡便成了千百年來美好人生的標本。後來不斷有人對他的人生發出感慨與艷羨。如李白的“何如邸夷子，散發弄扁舟。”，又比如李商隱的“永憶江湖歸白發，欲回天地入扁舟。”據說金庸先生也喜歡範蠡，所以寫了《越女劍》。可惜感慨歸於感慨，真正象範蠡那樣的人，卻不在多數，大多是象李白、李商隱這樣的，郁郁不得誌，無處退隱，更多的則是成了範蠡的同僚文種。
說到這裏，我就想到了諸葛亮。孔明先生的人生，只有短短的五十四年，而他出山輔佐劉備的時候，剛好是27歲（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隆中對成了他人生的分界線。他有兩句名言：“淡泊以明誌，寧靜而致遠。”，“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分別代表了他前後半生的精神所在。如果不分開看問題，這兩句名言似乎有點自相矛盾。孔明是先出世，後入世的。前半生的27年，他避世草堂之中，躬耕於南陽。他出世就是要博覽群書，學到經世致用的才能，也要在身體力行中，養成淡泊名利的人生態度。前半生是為他的後半生做好基礎，所以他既不會茍活於亂世，也不求聞達於諸侯。《三國演義》是中國老百姓中，最為熟悉也最為喜愛的古典名著了。壹本小說（野史）的作用能完全蓋過正史，也只有羅貫中才能做到。小說把諸葛亮與關羽神話得太厲害，讓用心學史的人不禁有點不能忍受：諸葛亮可以活活把人罵死，並且呼風喚雨無所不能。歷史學家說小說是壹種小傳統。可是小傳統卻能反映出民間的意誌所在，可以與大傳統殊途同歸了。
諸葛亮的事業畢竟沒有成功，沒有成為出世與入世結合的典範，然而他的人生是成功的。據說在他死後，官方壹開始並沒有給他立祠，當時成都壹帶的百姓在他的忌日，於路邊拜上香案，讓過往的行人拜祭。在我的歷史記憶中，這樣的待遇也是絕無僅有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