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時代風格論
詩的藝術風格始終受到時代環境和社會條件的制約，時代不同，風格各異。
五四初，平民意識，歌頌下層人民
抗戰時期，詩歌從內容到藝術都壹致
建國初，頌歌狂潮
浮誇的民歌，“大躍進”新民歌運動，“壹個谷穗不算長，黃河上面架橋梁；十輛汽車並排走，火車駛過不晃蕩”“麥稭粗粗象大缸，麥芒尖尖到天上，壹片麥殼壹片瓦，壹粒麥子三天糧”
五四時期曾以鳳凰為象征預言中國新生的郭沫若率先唱出了《新頌》，曾在舊中國的監獄中寫“給予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語”的艾青寫的是《國旗》、《我想念我的祖國》，在舊中國以唱“夜歌”著稱的何其芳寫出的是《我們最偉大的節日》，就邊當年正憂心忡忡的胡風，也寫了熱情洋溢的《歡樂頌》。歌頌黨，歌頌領袖，歌頌祖國，歌頌新的時代，歌頌革命，成為當時詩歌的重要主題。
2、作家風格論
壹種藝術風格的形式，起決定性作用的不是時代風格，不是地理風格，也不是詩體風格，而是詩人自身的藝術個性，而這種藝術個性是由作家獨自的個性氣質、藝術修養、生活閱歷、審美理想等各多方面的因素構成的。
《明》田藝蘅《香宇詩談》“太白做人飄逸，所以詩飄逸”；子美做人沈著，所以詩沈著。
薛雪《壹瓢詩話》“快人詩必瀟灑，敦厚人詩必莊重，倜儻人詩必飄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