稱美李商隱詩的人固然很多，但貶斥的人似乎也不少。從唐末李涪詆李為“帷房淫穢”之無行文人，謂其“無壹語經國，無纖意獎”，到清代黃子雲《野鴻詩的》斥之為“三百篇罪人”。這些批評大抵直指其香奩綺靡、男女艷情的詩面，所謂“乖大體”、“傷名教”。明人王世貞《全唐詩說》直斥為“義山浪子，薄有才藻”，鄙夷之意，溢於言表。沈德潛《唐詩別裁集》拒不收李之“無題”詩，大抵也意在排斥他的“艷情”。明末與清末詩壇均出現過壹陣學李商隱體的小小浪潮，他的評價也時起時落，貶褒不壹。最近的50年唐詩研究界也呈現過褒貶交替的有趣現象，五六十年代出於當時特定的政治文化格局與批評標準，對李的評價相對偏低，北大55級的紅皮本《中國文學史》幾乎是全盤否定了李商隱，稱他為“反現實主義的”詩人，他的詩是“對新樂府運動的壹種反動”。主流學術界中壹些認識到李詩好處的人也只能婉轉地說：“當然李義山也不是完全沒有值得肯定的東西的，如果我們將他放在壹個恰當的地位，實事求是評價他的……”如何如何（見《論李義山及其詩》，《文學遺產》1958年218期）。但到70年代前期， 李商隱因為他的詩透露出尊法反儒的思想傾向而大受擡舉，被稱為“進步詩人”，稱他的作品是壹種“詩歌化了的法家政治”，又說他的無題詩“揭露了復辟派”。（註：見童新《李商隱的無題詩和晚唐的儒法鬥爭》等文章，刊載《教育革命通訊》1975年1期、《吉林師大學報》1976年2期等刊物。）梁效的《論李商隱的〈無題〉詩》（1975年2期《歷史研究》）還大談牛李二黨之爭（即儒法二家鬥爭）中李的“孤憤”情緒。新時期以來政治上研究李商隱仍不乏其人，且大多結合他的大量政治諷喻味十足的詠史詩來談，形成壹個熱點。
我們知道，李商隱有許多不加掩飾的政治詩：《隋師東》、《有感二首》、《重有感》、《壽安公主出降》等，都閃現出犀利的政治鋒芒，他的《陳後宮》、《吳宮》、《南朝》、《過景陵》等，詩面蘊藉即充滿強烈的現實批判意義，《哭遂州蕭侍郎二十四韻》、《哭虔州楊侍郎虞卿》亦為特定的身世感慨而發。《哭劉＠(12)》、《哭劉司戶》、《人欲》、《漢南書事》等幾首，特別是《行次西郊作壹百韻》更是明目張膽地批評時政，發抒自己的政治見解。他的詠史詩多有濃重的政治諷喻意味，如《賈生》、《詠史》、《漢宮》、《茂陵》、《隋宮》、《北齊二首》、《龍池》、《華清宮》、《富平少侯》、《齊宮詞》、《馬嵬》等壹批著名的詩篇，以古鑒今，感慨時世，都跳動著詩人壹顆評判政治的炙熱的心。他的有壹些詩即使不落在政治歷史的題旨裏，詩面顯現出來的風格氣象依然彌漫著壹股濃烈的政治歷史氣息。故大政治家王安石最賞愛李商隱的胸襟氣概，稱美他諸如“永憶江湖歸白發，欲回天地入扁舟”、“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戰場”等詩句裏洋溢出的生命感慨與政治理想。為李義山詩註作序時朱鶴齡也稱道他憂時憂國，寄托遙深，所謂“風人之緒音，屈宋之遺響”，所謂“可與曲江老人相視而笑”。朱彜尊《靜誌居詩話》也說李的政治詩、歷史詩“紆曲其指，誕漫其詞，此風人《小雅》之遺，推源其誌意，可以鼓吹少陵”。
這裏有壹個問題是李詩之被肯定、被稱頌、被看重在其用曲語代替顯言，用漫詞代替莊語，抒發政治感慨，寄托政治批評。他的大量“無題”詩因此也被套上香草美人的傳統，歸入了政治感遇的寄托甚至君臣大義的唱嘆裏去了。他筆下那許多瑤臺?宇、歌筵舞榭，那許多翡翠芙蓉、舞鸞睡鴨，那許多桂魄梅樁、萼綠杜蘭、莊生蝴蝶、望帝杜鵑都成了政治隱語，抒發政治忠憤之誌，寄寓宦海沈淪之跡，朱鶴齡、馮浩註義山詩、今人葉蔥奇的“疏解”大抵走的這條道。——固然李商隱身處政治漩渦，風波險惡，“時世”令他不敢直言。但我們讀了他前面這許多政治詩、詠史詩，或直抒感慨，或借古諷今，語詞也很偏激，指意也很兇戾，似乎也未曾見有觸忤文禁。他的人生蹭蹬，仕途坎Б，大多是淵源於牛李兩黨夾縫求生的尷尬，即是說不是因為政治感慨的文詞（詩文），而是人際關系的險峻。牛黨罵他的是“放利偷合”、“詭薄無行”，指意多在人格氣節的抨擊。他那些委婉曲折、寄意遙深的“無題”詩，倘真是關乎政治，即便是朋黨嫌疑的躲閃或是對令狐
個人的怨懟，實在沒有必要隱藏得那麽晦澀，那麽深僻，出之於妖淫靡漫，歸之於哀頑淒艷。由此我總疑心，他的“無題”詩多數是無關乎政治的，頂多不過是關涉到人生的畸零失意或者夾雜有仕途艱厄的尷尬難言，心情危苦，再加上人格上的壹點孤憤而已。他的壹首《寫意》（“燕雁迢迢隔上林”）跡近“無題”，便是這種意境的典型，特別是“日向花邊留晚照，雲從城上結層陰”兩句，壹種世途哀怨之情、婉約淒惻之思悲冷襲人。所謂有“寄托”也大抵落在這壹層面——他的大量“無題”詩深曲隱晦，深情綿邈，或者說意緒深藏，壹個“深”字顯然不在香草美人的政治題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