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勰的《文心雕龍》從多個角度論述了建安文學。他認為:
看寫時，典雅大方，好物散於世，風淡俗，誌深筆長，所以輪廓豐潤，生氣勃勃。(《時序》)慷慨造氣，正直造才，作事，不求精微；壹字壹句的帶動，卻帶著清明的力量(《明詩》)
他把三草樂府分為兩類:壹類是“描寫壹場酣暢淋漓的盛宴”，另壹類是“痛捧”(樂府)。葉中國文人“分風流情，遊池園，表感激榮，講酣暢宴”(《明詩話》)，“傲坐席子前，揮筆酣暢歌，聊以墨跡”(《時統》)。劉勰對建安文學的論述在三個方面值得註意:壹是他能在漢末的語境中探討建安文學的成因，有著崇高的認識；第二，他對建安詩人做出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評價，大多比較中肯；第三，他首次論述了詩歌的“體”，為後人提出“建安體”創造了條件。同時，我們也需要意識到他有很強的經書思想。他說:
至於魏的三祖，有艷，有驕，有平。看他的《北去》和無數的語錄，他的《秋風》都列在文章裏，或大談闊論或傷感情。其誌不出於淫，言不離悲。雖然三個音調都是正確的，但它是邵和夏(樂府)的曲征。
不言而喻，曹操反映戰爭的作品，曹丕描寫流浪女性的詩歌，都被斥為“曲征”，批評者站在封建正統詩教的立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