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兩晉詩歌中的西晉和東晉

以劉琨、郭璞為代表。他們都生活在亂世，直接卷入社會矛盾的漩渦，所以詩歌的現實主義色彩相當濃厚。劉琨在獨自救國的逆境中抒發情懷，說“善言暴戾，自有清逸之氣”(鐘嶸詩)；郭璞通過遊仙，含蓄地表達了自己害怕災難、渴望“舞高”和“拋下塵世”的情懷。這些都是構建平安妥適生活的余念，與泰康的詩風不同。但劉琨和郭璞的人生經歷和思想趣味畢竟是獨特的，他們的清正雅俗未能扭轉詩風。永嘉以後，東晉玄言詩盛行，是當時士紳縱情享樂，自我沈溺於玄學的壹種反映。玄言詩的作者是孫綽和許遜。他們用詩來描寫玄理，平淡無奇，“皆如道德之論”(《詩序》)，成就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