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中國古代蒙古語識字教材的特點，主要從編撰者、編撰內容、編撰形式、選詞種類和數量等方面進行分析。就編輯而言，很多政治家學者都是教材的編輯。如李斯、趙高、胡無經、、李暢、等都是當時朝廷的重要官員，而、朱、、王鈞、蒲松齡等都是當時的著名學者。他們親自編寫蒙古學教材，保證了教材的質量和權威性，也對當時政府提倡的規範字體起到了推動和示範作用。
蒙古學的古代識字課本，強調漢語的押韻，強調孩子的興趣。就“韻”而言，蒙學教材是“類聚類聚，聯篇成韻”即詞按類排列(按內容排列或按形式排列)，句式很短，常為三字、四字或五字、七字不等。比如《世說駢》、《倉頡駢》、《荀編》都是四言本，《範姜駢》多為七言本，《集酒駢》則是三言四言七言本。就孩子的“興趣”而言，很多識字節目都是以故事、圖畫、詩歌、歌曲、成語等形式寫成的，有助於激發孩子的學習興趣。比如《對知子》、《孟洋圖說》都配有圖片，增強直觀認知效果；《秋夢》和《龍文鞭影》幾乎是壹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