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和金代的代表詩歌

建安詩人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七子"(孔融、陳琳、王燦、徐淦、阮瑀、楊穎、柳甄)為代表，繼承和發揚了漢樂府詩中"因事生悲、因事生樂"的傳統，其詩歌內容深刻而廣泛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曹操、王燦、曹植、蔡琰等。都有壹些描寫漢末戰亂給社會造成的巨大破壞，同情人民深重災難的優秀詩篇，如《陸璐行》、《郝》、《七傷詩》、《詩》、《傷逝詩》等。這些詩，“多情別離，追思悲憤”(葉凡《董思之妻傳》)，寫得很有深度。建安詩歌既吸收了漢樂府民歌善於敘事的傳統，又發展了“古體詩”在抒情上的優勢，使詩歌的功能更加全面。建安詩歌也是以中國詩歌的質樸、質樸為基礎，形成了“以情填文，以文質造”(宋·《淩雲傳》)的風格，實現了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的和諧結合。建安詩歌也形成了慷慨悲壯的時代風格，不同程度地貫穿在建安詩人的創作中。究其原因，直接關系到漢末以來的社會動蕩。建安詩歌風格多樣。曹操的《走出廈門》、《短歌行》等四言詩，是《詩經》以來少有的佳作。五言詩在建安時期進入全盛時期，在技巧上較東漢有了很大的進步。是當時詩人，尤其是曹植的作品使用最多的體裁。他的五言詩“性格極烈，采華懋之言”(論鐘嶸詩)，或敘事或抒情，極為得心應手。代表作有《白馬王彪》、《雜詩六首》、《英英詩》等。文人七言詩也在建安時期興起。曹丕的《葛炎行》是詩歌史上壹部完整而成熟的七言律詩。它出現後，整個三國和晉朝延續了200年，後繼乏人。只有苗毅、趙薇和傅玄寫了壹些七言律詩。原因是當時普通文人對七言這種民間詩風有相當大的偏見，認為它“小而俗”(傅玄《四哀詩序》)。建安也是文人樂府詩發展的時期。“用古樂府寫時事始於曹公”(《沈德潛古詩源》)。曹操今天的二十多首詩都是樂府體，“建安七子”、曹丕、曹植也有大量的樂府詩。文人寫樂府詩從此成為壹種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