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應“新常態”並不意味著政府面對經濟下行可以高枕無憂，而是需要建立新的經濟調控手段，切實轉變職能，改變對經濟的過度幹預，充分釋放市場活力。
比如今年推出的新“國九條”提出，以市場化方式建立高效、公平的直接融資市場將成為未來改革的重點。其中，很大壹部分基建投資將不再來自銀行貸款，而是來自股權、債權、期權等直接融資市場，並伴隨利率市場化改革。
未來，宏觀政策還將扭轉以往的思維慣性和路徑依賴，通過結構性、多角度的“散射”對經濟機體施加定點作用力——
貨幣政策方面，央行在繼續強調實施穩健貨幣政策的同時，首次提出了“保持定力，主動作為”的新提法。除非出現金融危機、企業大規模虧損、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嚴重惡化等外部沖擊，否則央行會以“力度”維持貨幣政策口徑。
財政政策方面，在“去杠桿”的同時，財政必須普遍壓縮投資規模，比如增加鐵路投資和城市軌道交通投資比重，支持小微企業和棚戶區改造，加強對“三農”的金融支持。同時，推進財稅體制改革，創新地方政府融資方式，建立地方政府資產負債表，強化預算軟約束。
在產業政策方面，壹方面努力放寬市場準入，促進服務業擴大；另壹方面，在傳統產業尤其是國有壟斷企業中引入新的競爭因素，更新低層次產業的升級因素。
同時，產業調整與人力資本結構密切相關。值得關註的是，作為我國高校的改革方向，未來1200所普通高校中有600多所將轉向職業教育，這意味著我國經濟的競爭力將從依靠勞動力數量、土地規模供給等低端要素優勢轉向勞動者素質優化、崗位創新能量積累等高端要素優勢，從而推動新的產業結構成功落地。
當然，在戰略上保持平常心，並不意味著放棄戰術上的靈活性。經濟下滑會在壹定程度上放大系統的脆弱性。如果不能及時應對壹些可能的風險點，可能會產生連鎖反應。因此，未來我們需要在戰術上高度重視和防範各種風險，早做打算，未雨綢繆，及時采取應對措施，將其負面影響降到最低。